整党 否定“文革” 教育 拨乱反正
1李力，安徽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讲师。 （合肥：230032）2高广景，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重庆：400041）
1983～1987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统一思想是这次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不彻底否定“文革”就谈不上彻底清除党内存在的“左”的思想，就不能真正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党达成共识。因此，彻底否定“文革”教育便成为这次整党中思想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否定“文革”教育的提出与布置
虽然否定“文革”在这次整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整党决定》并未专门提出这一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历史决议》通过后，中央和地方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因此，中央认为在整党中就没有必要再提及这一问题。但思想认识问题的彻底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时间去澄清，实践来检验。加之，许多单位在学习《历史决议》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也影响着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如军队系统把学习的重点放在了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对《历史决议》中关于“文革”的结论宣传得不够。
整党中彻底否定“文革”是军队提出的，进而得到中央的认可和推广。起初，军队整党突出地面临着如何对待“文革”遗留的问题。在学习整党文件、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时候，许多单位暴露出“左”的影响，特别是派性的干扰妨碍着整党工作的开展。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有的在整党中争高低，摆出“备战”的架势，甚至提出要分“延安”和“西安”；有的互相告状，要抓对方的“三种人”，还有人在干部中间分派，等等。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对地方提出的一些意见持有抵触情绪，感到十分委屈。军委认识到以上现象的存在有碍于整党的顺利进行，提出对“文革”的重大是非要分清，以利于统一思想，清除“三种人”。为此，各单位按照军委的要求编排了“文革”大事记。军委分析了各单位的“文革”大事记后，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并要求各单位集中一段时间深入普遍地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通过彻底否定“文革”教育，部队各单位出现了新的气象：“文革”从理论到实践得到了否定，派性得到了消除，对“三支两军”后果的认识得到加深，“左”的影响得到清除，核查“三种人”工作得以推进。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以《转发<全军整党单位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情况报告>》为题，在《整党通报》上作为参阅文件下发至各整党单位。中指委在编者按中指出，彻底否定“文革”是军队首先提出来的，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并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整党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抓好这一教育，确实是把整党引向深入的一个关键问题。只有联系实际，彻底否定“文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为加强党的团结和党的纪律，顺利进行核查“三种人”和建设第三梯队工作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才能使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进一步克服“左”的影响，大大增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对于搞好党的建设和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作用。[1]
对于军队的整党进展和良好效果，中央高度重视，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要求各单位在整党中要彻底否定“文革”。在中央对否定“文革”教育工作的重视与指导下，这些文件和报道推动了全党彻底否定“文革”工作的开展。
否定“文革”教育的做法
为了使否定“文革”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各地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做法主要包括：正面教育、典型开路、领导带头、谈心交流等。
（一）正面教育，积极引导
坚持对党员的正面教育是否定“文革”教育的基本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引导党员认识到否定“文革”的必要性。搞好否定“文革”的关键是要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对否定“文革”必要性的认识。1984年，辽宁省广播电视厅共有党员375名，“文革”期间入党的占40%左右。否定“文革”开始后，很多人思想有顾虑，担心否定“文革”就否定了自己。针对这一情况，厅党组决定组织他们重读自己的《入党志愿书》，要求他们“看一看、想一想、查一查”，并提醒他们着重思考两个问题：一是自己所写的《入党志愿书》，有哪些是错误的，现在应当怎么看？二是有哪些内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自己做到没有？没有做到的原因是什么？许多党员看到《入党志愿书》后触动很大。原来感到自己没有问题的党员认为有必要在整党中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肃清“左”的影响，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上来。[2]
2.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文件是搞好否定“文革”教育的前提。各单位在进行否定“文革”教育前都进行了相关文件的学习。为了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历史决议》的精神上来，中共石家庄地直机关在整党中组织党员学习了《历史决议》、《整党决定》，邓小平、陈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军报》关于“文革”的问答、材料，从根本上加强了党员对“文革”的性质和危害的认识。为了加强对“文革”以来新入党党员的教育，中共石家庄地委还集中一个半月时间分三期举办了青年党员轮训班，参加轮训的党员共719名。[3]
3. 运用对比的方法。北京军区党委在彻底否定“文革”教育中采取了三个对比的方法，一是把“继续革命”的理论同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做对比，来说明“不断革命”的理论是违背马列主义相关理论的；二是把“继续革命”理论同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对比，来说明“继续革命”的理论背离了国情和时代的要求，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三是把“文革”造成的灾难同新时期取得的成就相对比，从而使党员干部坚定了新时期的路线。[4] （二）领导带头，率先垂范
领导带头能起到示范作用，是落实各项政策、有效开展工作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各单位领导结合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率先垂范，积极否定“文革”，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河北省无极县领导在彻底否定“文革”教育中带头回顾“文革”的危害。县委书记栗战书对“文革”的错误理论进行了剖析，回忆了自已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在他的带动下，其他8名常委都联系实际做了检查。人大、政府、政协、纪委几个班子的党员领导及各局党组书记，也都对自己进行了认真的剖析。这样，一级带一级，在全县各整党单位形成了否定“文革”、总结经验教训的局面。[5]在领导的带动下，绝大多数党员都主动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
（三）树立典型，让典型开路
典型是一面镜子、一个导向，能够引导人们从中学习经验，汲取教训。这次教育工作特别注重发挥典型的作用。山东临沂地委在否定“文革”教育中抓住了影响全局的典型人物，达到了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目的。原地区行署专员、地委副秘书长张学山是“文革”中的重要造反派头头，犯有很大错误，彻底否定“文革”教育一开始，地委就对其进行了点名批评，让其停职检查，这一处理在全地区引起了很大震动，从反面教育了党员群众。[6]
（四）谈心交流，自我检讨
1. 谈心交流。谈心是交流思想、沟通心理，进而达成一致共识的重要工作方式。谈心、交流是否定“文革”教育的普遍方式。这一做法既达到了否定“文革”的目的，又避免了“左” 的做法。上海市吴淞区级机关参加整党的党员有122人，其中有的党员在“文革”中犯有程度不同的错误，有的怀有戒备心理，甚至有的怀有抵触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区委领导引导他们开展谈心活动，互相交流各人在“文革”中的主要问题和经验教训，共同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据统计，区一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共谈心65人次，区属部门的领导和党员共谈心167人次。谈心活动肃清了“左”的影响，增强了广大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7]
2. 自我检讨。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做检讨，是争取受害人原谅、缓和社会关系、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次否定“文革”教育中，北京大学原来的红卫兵、“文革”期间入学的，以及造过反打过人的教职工都纷纷作了自我批评，向受害者道了歉。东语系一位党员教师向4位曾被他伤害过的党外教师作了自我批评，赔礼道歉，得到了这几位老师的谅解。一位教师说，“整党抓住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问题非常正确。他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贻害于人，自己也是受害者，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我也诚恳地给他提了意见，帮助他总结经验教训。”另一位教师说，“这次整党并没有大轰大嗡，可是确实收到实效。从他的实际行动，我看到整党没有走过场，对整党更增强了信心。”[8]
否定“文革”教育的影响
彻底否定“文革”教育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继续和深入发展。它澄清了一些党员干部对“文革”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进一步清除了“左”的影响；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同时，还推动了核查“三种人”工作的深入开展。
第一，澄清了对“文革”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通过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对“文革”错误的认识更加清晰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原来有些同志认为，既然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文革”当然也可以一分为二。通过学习，他们认识到，一分为二是一个普遍规律，但不能理解为对一切事物都能分为成绩和错误，具体到“文革”就不能这样分。“文革”作为一场内乱，使党和人民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也是一分为二。有些党员之所以坚持不能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主要原因是认为十年内乱期间经济建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经过学文件、摆问题、议是非，大家认识到“文革”期间国家发展的成就主要在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党员、群众同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斗争中取得的。[9]
第二，进一步清除了“左”的影响。否定“文革”的过程是清除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的过程，也是党员、干部对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理解和贯彻的过程。北京市有一位青年说，“文革”开始时，自己是个不懂事的娃娃，也逃不脱“左”的思想的影响。“文革”期间天天听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割资本主义尾巴”、“高跟鞋，咔咔响，里面装着资产阶级臭思想”等口号。在这些“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对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倡的承包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思想十分怀疑。[10]经过否定“文革”教育，自己对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正确的理解。
第三，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全党出现了一心干四化的大好局面。煤炭部的两位司局级干部在“文革”中各参加了一派，对立情绪较为严重。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开始后，两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和自我批评。一个说，“过去在派头中都是为了一派的利益，脱离了党性原则。我的派性比较严重，你还斯文一点，比我要稳。”另一个说，“哪里！我在‘文革’中也做过几件错事，‘文革’初期参加过机关红卫兵，还抄过别人的家。”许多同志说，“文革”中两派都错了，应该共同总结教训，不能再论你是我非，再争高低输赢了。[11]
第四，为清理“三种人”提供了思想前提，推动了核查“三种人”工作的深入开展。如煤炭部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在整党开始时遇到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派性干扰，一些知情的同志知而不说，说而不写，写而不实；另一个是被核查对象思想抵触情绪较大。经过否定“文革”教育，知情者纷纷主动揭发“三种人”的问题，有的重点核查对象也开始转变态度。在彻底否定“文革”教育期间，全军核查“三种人”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自整党以来，全军第一期整党单位调查的对象共5417人，截止到1984年11月底，已基本查清4727人的问题，占调查对象总人数的89%。在基本查清的人员中，有“三种人”嫌疑的41人，占参加整党人数的0.1%；犯严重错误的162人，占参加整党人数的0.4%；有一般性错误的1229人，占参加整党人数的3.3%。[12]
总之，否定“文革”的教育对于彻底清除党内存在的“左”的思想，在全党、全国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了重要的正面作用，它是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继续和深入发展。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时期的今天，继续反思“文革”，并避免第二次“文革”的发生，仍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