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基础性工程，以民主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所取得的众多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重大实践之一。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在从“改革时代”迈向“建设时代”，农村的基层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如何发展将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源头，比“居民自治”的自治水平要高，我国现在依旧是全能型政府，农村区域转型为城市社区，其基层自治制度直接照搬居民自治，环境评估、制度设计以及制度重建这些程序都不存在，原有的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减淡，政治冷漠会在共同体内滋生。
我国年平均城市化率已达到0.42个百分点，处于城市边缘的乡村进行基层民主转型不可避免，生产力的进步必然会对“人”及其生活进行改善。安置小区的基层民主建设应选择何种路径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自治水平的问题，其实质在于从制度和人的层面上协调城市化与民主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即怎样来实现从“村民”到“城市市民”政治角色的转化？怎样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制度变迁方向的选择？怎样使“人”更好的适应制度的变迁？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问题都不约而同的以“人”为出发点，因此，本文试图以群众的政治心理为切入点，依据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
二、研究的理论背景与分析工具
如上所述，这种制度的变化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查阅相关政策得知，安置小区的设置大多出于政府的“借地”行为，并未真正考虑到村民个人与民主制度的发展。基于此，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如果没有政府从上到下的政策推动，这种制度变迁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假设即为道格拉斯?C?诺思等人所说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被广泛接受的“制度变迁”概念是以历史演进为轴线的横向视角，这种研究思路主要的适用对象需要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以历史为序的浩如烟海的实证资料（尤其是他所谓的“变迁的源泉――变化着的相对价格与偏好”）。但是由于理论能力有限，本文所关注的只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一个横剖面――即从村民自治制度到居民自治制度的过渡阶段，因此，本文只将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个理论背景，不将其作为分析工具。
本文选择政治心理作为研究的分析工具。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行需要一定的政治心理作为支撑，村民自治过渡到更高的水平也需要经历政治心理的变革。诺思认为，在新旧制度交替的时间区间内，旧制度所生成的正式规则虽然被取缔，但是其衍生出来的无形的非正式规则却依旧存在，这种“具有强劲生存韧性”的旧制度遗留物会与新制度的相关规则一起决定新制度的发展方向。这种“遗留物”会构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继承因素，它会通过影响个体成员的政治心理（或者说“心智构念”）存在于政治生态当中。制度的产生就是为了减少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制度的变迁也是以提高效率、改善人类社会为目的的，以人的政治心理为切入点，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具有很大的合理性。无论是“制度变迁”还是“政治心理”都是相当宽泛的理论体系，下面将对本文的着眼点进行简单的论述。
三、分析基层民主制度的三个维度
（一）政治认同感维度
政治认同感一般被认为指人们在政治变迁、发展过程中，以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目标为依据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将自己视为某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自觉的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使自己的政治行为符合组织及过程的要求，保持与这个政治组织一致性，支持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政治个体对主体的单向向往，是一种凝聚力、向心力。政治认同涉及到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政治认同在心理层面上支持着政治合法性。为了让人们可以更好地规避已经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于是有了制度的建立，在政治生活层面，人们是依赖于制度框架的保护而得以更好的生存的。制度一旦发生变化，一方面会引起人们政治心理层面的波动，另一方面人们会率先在心理上来检验其合法性，人们不同程度地摄入信息显而易见会导致政治认同趋向多元化、多层次化。制度变迁理论提醒我们要注意“历史”的巨大作用，同样的道理，新制度的建立需要注意到旧制度的遗留，对旧有政治心理的包涵与吸收。否则，就会出现认同的崩溃，政治冷漠就会形成。
（二）政治信任感维度
政治信任感是政治认同的一种延伸，现代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在公共领域实行选举政治。政治认同就意味着政治人从自己的私人领域走出来，然后步入公共政治空间，现代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权力的让渡”。政治信任感是公共政治形成的前提条件，信任感低下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第一，信任感缺乏容易使得制度的存在丧失意义，政治冷漠也会随之而来。在亨廷顿看来因为“共同体意即信任的制度化”，因此社会心理与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信任感缺乏意味着对公共生活、组织生活的排斥，从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水平来看，大多数人没有体会过政治生活的意义，这很可能造成政治参与动机胎死腹中。第二，政治信任感的不足，人们很可能滋生政治的不理性。诺斯在谈及制度与人类理性之间关系时这样形容，个人理性的简单集结不会形成共同理性，只有通过一定的制度才能够达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总是习惯将制度看做是惩奸除恶的一种手段，缺乏对制度的理性认识，。但是，在基层自治，这种现代民主生态中，这种不理性极易遏制制度创新与政治精英的出现。 （三）民主的意识维度
具备了政治认同感与政治信任感，也不一定具备现代公民的政治素养。政治发展不仅仅意味着政治制度化，而且还要求建立健康的政治文化。换言之，制度建设的推进器之一就是人们对民主意识的构建，他们二者之间必须相辅相成。民主的政治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是促使基层民主在实际的层面上得以实现的直接动力。
四、村民自治制度转型的路径选择
以“社区自治”为方向，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可以为促进村民自治的转型打几个“擦边球”。首先，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必须重视群众的政治心理建设，开展现代“人”、现代“公民”和现代“政治人”的培育。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无法完全支撑民主制度的国度十分有益。上述的三种身份是有先后顺序的，从“人”到“政治人”需要循序渐进。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的理论值得我们借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现代人就是要充分认识自身的角色：人既是一个独立人，同时又是社会人；从政治心理层面来看，就是在尊重并实现自己的存在的同时，又要对社会保持一种既独立又融入其中的状态。现代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这就牵扯到公民对于权利与义务的认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认识即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认识。这是政治心理的质的改变，已经上升到制度的层面，这是一种现代民主意识的构建，一种视野与世界观的重新塑造。“政治人”是公民的最高层次，同时这也是人的最高境界，要打通“人性―制度―人性”的逻辑相应的就需要从人性开始，直到理解到制度的最终追求。具备现代“人”的意识之后，权利主体就会被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自然而然的催生，从而为之后与权力主体的分野的实现提供物质（群众）基础；而成熟的民主意识还依赖于现代“公民”与“政治人”的出现，如此，“权力―权利”、“国家―社会”才能实现分野，基层民主制度才能够真正脱胎于“行政民主”走向“社区民主”。
其次，则要着眼于行政力量、国家权力。上文所讲的人的三个阶段，只是制度变迁上几个标点，真正推动这些理论转化为实际的能量还需来源于国家权力。全能主义给我国带来了制度变迁上的“悖论”：一方面基层民主建设需要国家来进行引导，而与此同时国家也成为民主道路上的绊脚石。经济的发展逼迫着国家推动民主发展，利益是现阶段我国进行民主建设的指挥棒。乡村自治注重的是利益、效率，把政治心理的培育建立在利益条件之上，“人”和“公民”的产生才有动力。未来理想的“社区自治”也要以利益为导向，农村转型而来的社区往往要理好集体经济上利益的分配，要让群众以主人翁的身份参加分配工作。政治层面上，首要注意的问题是要结合制度的社会化来培养政治心理，将制度的目的、宗旨与运行模式都向社会进行公告，让人民群众在实践的过程中反映问题，让群众参与制度的修改，将其置于主体地位；除此之外，制度变迁与政治心理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传统政治心理的束缚和阻碍的冲破，然后在新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的支撑之下，改变传统的政治心理以更好的来适应新的制度。文化层面上，则要配合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工作。在部分学者看来要想加强宪政文化建设，需要要给群众的政治心理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相应的就要求把重点落实在普及制度文化和制度权威上面。把制度文明植入到中国人传统的政治心理，才会使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源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