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包括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复杂的认识活动，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
实证主义将社会现象当作纯粹客观的现象来测量分析，通常运用定量分析对经验事实作出客观的研究结论。长期以来，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直占据主流位置，而人文主义方法论主张较多地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阐释或理解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强调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动性和核心地位 。中国文明和思维方式具有其独特性和持续性，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着自己的解释和理解系统。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古代社会科学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和思考方式的研究传统。
一、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阶段可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自有文字的历史开始直到鸦片战争，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则由建国一直到现在。
陈志良在《论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发展和框架转换》一文中，以儒学传统为本，根据阐释儒家经典基础上的不同解释系统划分派别，从历史纵向将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为子学、经学、理学和实学四个发展阶段。当然，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儒教传统为基准来划分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流变，仍未脱离传统的认知模式，其全面性还值得考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化中，尽管儒、释、道、以及诸子百家都曾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起过这样或那样的指导和方法论作用，然而贯彻始终并占据主流的是儒家的指导思想。儒教传统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故此不失为一种考察视角。
很据陈志良的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四个阶段亦即诸子百家阶段，由春秋战国一直到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阶段；宋明理学阶段；明清实学阶段，它展示出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儒家为主线，融合佛教、道教、诸子、西学的一个缓慢发展过程，沿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思维路线发展而来。
二、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一）鲜明的主体性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不具普世性，不可能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儒教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阶级性和道德评判意识。
1、民族性
首先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内向的民族性。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民族在长期征战之中，进行着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深刻交融，但自始至终，代表封建儒教的中原文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古代社会科学研究也在封建儒教主体性的不断确立过程中加深了汉民族思维方式的本土化。
儒教传统影响下的中华文明具有高度的内向性。内向性反映出的是保守的民族性格和冒险精神的缺失。当然，这并不代表绝对的逃避惯性。儒教的“此岸性”与一般宗教强调来世不同，儒家对彼岸的希望持否定态度，在祈祷时总是希望自己多子多福多寿，而不关心来世的命运。 这种现实、人世的生活理念，导致儒家未能给中华民族提供一套强大的个人生活方法论，也就不存在西方那种“胆大妄为”的“失败”。
2、阶级性
其次是政治本位的阶级性。这种政治本位深刻反映在“礼”的传统中，具有伦理本体论的宗法色彩。儒教传统注重形式主义，孟子所提倡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为儒家文化涂上了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中国人重视和追求礼仪，从如何提出问题、回答问题、拒绝建议，到拜访、馈赠、致敬、慰问、贺喜等都要遵循严格的礼仪形式。儒教强调时刻保持仪态，过度的激情表达则被视为失礼和粗俗。同时，儒学还把尧舜禹至周公的宗法思想和封建内容结合起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父权和君权相结合，“内圣”而“外王”，具有鲜明的政治本位特征。
3、道德价值判断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受传统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带有明显的道德化倾向。所谓道德判断，是主体依其特定的价值系统，以善或恶、正义或非正义、公正或偏私、诚实或虚伪等道德概念对人们的行为所作的评价。它主要通过社会舆论来扬善去恶，驱邪扶正，褒诚贬伪，借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对事物和人的认识与评价重点，往往不在于其真相的是或非，即不重事实判断，而重于对事物的好坏、善恶、诚伪的明辨，即重视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的内容和方式上，则又是用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道德纲常为主体、为标准，主张心性的修养，以人格的自我完满、道德的自我完善为旨趣。这不仅可从古代思想家及其流派的主张中看出，更可从前述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传统心理中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传统中国的价值判断实际上是道德评判。事实认识寓于价值判断之中，价值判断则以道德为依据，为道德评判所取代、所等同。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传统中国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形成的传统心理，有力地强化了中国哲学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伦理色彩，促进了以求善为特征的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的形成。
（二）丰富的阐释系统
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儒家不仅是一种学术流派，更是一门社会现象、人际关系、社会行为的解释系统，具有鲜明的解释学功能。
1、“天人宇宙论”图式
董仲舒建立两汉经学，提出天人合一目的论的哲学体系和名号理论。董仲舒进一步使社会伦常政治与天、地、人、阴、阳、木、火、土、金、水的运行结合起来，形成天人宇宙论图式，从而把天时、物候、人体、政制、赏罚等组成相生相克的“宇宙-人事”的结构系统 ，在这一结构中，形成了“天道-王道-人道”的特殊推理系统。这成为社会分析方法的重要系统特征。“天人宇宙论”图式下，天具有神学人个性和物质性的双重性，同时，“天地之性人为贵”，“天人合一”，形成了中国社会人事和分析中特有的人本分析法。 2、哲学中的逻辑思想
“逻辑”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应用广泛。中国古代哲学汇总有无逻辑思想，在引进逻辑学的早期就已有争论，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古代哲学中是有逻辑思想的。严复是比较早挖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学者，在他的论著和译著中，随处可见他对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元素”的评论。比如，他认为，《易》中“本隐之显”与演绎法、《春秋》中“推显至隐”与归纳法具有相通性。再如，他认为《道德经》中“曲则全”、《中庸》中“致曲”、主席所谓“大处不行?K由小处不理”等与西方分析方法具有一致性。
梁启超认为《墨子》中含有丰富的逻辑思想。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是逻辑学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对先秦哲学中的逻辑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挖掘。王国维则认为荀子提出的共名与别名是西方逻辑学上的类概念与种概念。中国古代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但仍有相关的名辩内容，例如现为人熟知的《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的逻辑命题。
然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逻辑思想方法不注重归纳、演绎的平衡发展，归纳几无人留意，至于枯竭；演绎过于昌盛，成为玄谈。由于不是建立在实验、归纳法至上，中国思想文化中许多结论都经不起推敲。墨子逻辑思想的产生与古代希腊哲学家芝诺逻辑思想的产生具有同样的原因，即都是为了辩论问题，但不同的是，自芝诺以后西方逻辑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而中国逻辑思想自公孙龙以后转向诡辩，从而走向式微。
（三）科学精神的探寻
在宋明时期的知识界，唯心主义的哲学成了显学，然而到了十七八世纪，先前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被大多数中国思想家公开地抛弃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渐进入到科学化的研究之中，展示出现代方法的曙光。
1、朴素的社会调查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并不缺乏社会调查传统。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不仅涌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而且具有世界水平的丰富文化典籍，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对社会自身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古国之一。大禹治水划九州畴九鼎时，便进行过全国人口调查，计有13，553，923人，战国商鞅的《商君书》之处，要掌握一个国家的强盛，必须了解粮食储存数、人口数、壮年男子数、壮年女子书、老人数、儿童数、官吏数、士兵数、靠说混饭的人数、商贩人数、马数、牛数、草料数。历代王朝都有专门查访的衙门和官吏。
2、清初的经验论
继理学之后，在清代形成了这样一种风尚，即批评宋代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们皆为感性世界形而上学的在先性而辩护，并以此来支持他们的唯物主义观点，那些强调客观物质之重要性的二元论哲学家明确否认天理的存在。顾炎武强调空洞的教条不能替代世纪活动，他还指出优异之士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戴震也认古人是在实践活动中才获得知识的。中国的思想家逐步抛弃厌世的宗教神秘主义，远离抽象的概念而关切具体的事物。
实践理论只是一种朴素的认识论，一种很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旦思想置于事实之中，思想就会产生知识，然而在培根看来，科学的方法是从被经验证明了的实实在在的事实中得出归纳法，目的是要找出适用于无数事实的普遍法则。显然，囿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重演绎清归纳的传统认知模式，清初的经验论并非等同于科学，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探寻。
三、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再考察
（一）中国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在漫长的思想演变过程存在着严重的原生困境，而中国人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首先是第一重困境。“五四运动 ”以来 ，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规范或西方人用于表达其自身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主义主导下的价值危机，或信仰的危机，或不思的危机，或意义的消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
目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家较多地以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其在中国的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西方学术规范无法真正地表达我们中国人在自身更深层次上的感受，即便是受过正规西方学术训练的 “海归 ”们也不得不承认 ， 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意义很难用西方的学术规范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二重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不仅引入 “西方危机 ”，并且延续了 “中国危机 ”，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困境。
（二）从传统中开掘现代价值
“任何史学家都无法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随着不同文明间的深入交往，由于文化异质而产生了令人困扰的处境――某一民族、社会的存活需要一种新的异质“真理”，此种“真理”或将否定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会经历一种巨大的精神损失。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随着我国国门打开并发展起来，社会科学体系从 1915 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逐渐形成。然而回望历史，古代和近现代思想家们已经提出过许多包含社会科学因素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由此在我国传统学术和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内外交融中逐渐产生了我国社会科学。
在现代社会科学视域下，儒家思想的科学性虽然仍值得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完全丧失其原创性的智慧。从战国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再到明清史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走过的漫长道路，它历经各种方法、观念的演变。尽管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似乎这一演变显得太长和太曲折了，但是毕竟从其内在逻辑和框架中产生出走向现代的中介点和桥梁，因此回顾这一历史发展，并熟知它的历史阶段和方法转变，对于现代中国是十分必要的，这毕竟是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方法系列，它积淀于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中，如果我们不将其反思出来做自觉分析，它还将无意识地起作用，只有走自觉反思的道路，我们才能充分发展我们民族思维方式中的优点，并避免和克服它的缺点和弊端，这两方面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都意义重大。
注释：
李志，潘丽霞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M].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陈志良在，论中国古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发展和框架转换[J].江淮论坛，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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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桂著.中国文化导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美]约瑟夫?列文森著 郑大华 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20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