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1-0011-02
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介的发展，促进了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这不仅损害政治人物的名誉和利益，更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与国家利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动摇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诱因。
一、网络政治谣言的含义
（一）谣言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认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是为了使人相信，一般以传播媒介的方式在人们之间流传，但是却缺乏具体的资料证实其确切性的阐述或诠释。我国学者胡钰认为，“谣言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谣言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真实性未经相关主体证实；该消息得到广泛传播。
（二）政治谣言
从内容上分，谣言可分为政治谣言、经济谣言、军事谣言、社会生活谣言和自然现象谣言[2]。
政治谣言是有关政治生活的谣言。它是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斗争的产物，往往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有意捏造，是对有关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的攻击和诽谤[2]。
（三）网络政治谣言
网络政治谣言是以网络为载体而进行传播的政治谣言，是“指个人或集团为了实现特定政治需要，以国际互联网络为传播媒介，在没有事实根据或虽事出有因但在传播过程中却严重失真的情况下，对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进行有意诬陷、攻击和诽谤的政治传言。它是国际、国内政治权力斗争和政治利益矛盾的产物”[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网络政治谣言的特点：一是与特定的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有关；二是以互联网等为传播载体；三是具有无国界性、全球化的趋势。
二、网络政治谣言的形成原因与传播路径分析
据调查显示，在2012年出现网络谣言671条，其中涉及政治外交的谣言占5.2%（35条）。从数量上来看并不多，但影响非常大，尤以3月流传的“军车进京，北京出事”为代表。陕西省副省长包庇“表哥”杨达才这一谣言同样引人关注；与此同时，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2012年数度登上谣言榜，多次被传病危、去世。我们将通过这几则谣言的案例来分析网络政治谣言的形成原因和传播路径。
（一）网络政治谣言的形成原因
1.政府信息缺位以及政府监管不到位。这是网络政治谣言大行其道的最主要原因。2012年9月份流传的陕西省副省长李金柱包庇“表哥”杨达才一事，之所以引起广泛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信息缺位，从陕西省纪检委、财政厅到政府新闻办公室并没有及时给出正面的解释，从而导致谣言越演越烈。而“军车进京，北京出事”案件，除了案件本身的敏感性和信息缺位之外，政府未能有效监管也是导致该谣言引起巨大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2.民众的谣言传播心理和自我表现意识。网络以及新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满足了网民的好奇心理。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网民对那些不清晰、被掩盖的事件反而具有更大的兴趣，通过新媒介、新科技，网民在探寻事件真相的过程中，又会做出自己的想象和推断。同时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个人的自我表现意识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制造、传播谣言可以引发他人关注，提升知名度，满足了个人的自我表现心理。
3.媒体“守门人”角色的缺失。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以及新闻的时效性使得越来越多的网络媒体公司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重视消息的刺激性和第一手信息，反而把消息的真实性和新闻伦理淡忘。这种传播主体、传播路径的多元化和利益至上的原则使得网络管理机制缺少像传统媒体一样的“守门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4.国际政治斗争中政治宣传的需要。在2012年，卡斯特罗两次被传去世，查韦斯也被传去世，这种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显然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国家利益的纠纷使得各国之间极容易产生冲突行为乃至政治冲突，而伴随着强大的互联网以及各种新媒介的作用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纷纷将其作为攻击对手，维护本国利益的工具。
（二）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路径
1932年，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5W传播模式，第一次将信息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发展以及网络媒介等新科技的发展，信息传播的过程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变，网络政治谣言尤其如此。
1.信息传播的基本过程。拉斯韦尔认为信息传播的模式包括相互关联的五个环节：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
就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过程来看，“谁”指的是网络政治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说了什么”即网络政治谣言的内容；“通过什么渠道”即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载体；“对谁”即网络政治谣言的接受群体；“取得了什么效果”即网络政治谣言的社会影响力。这可以看作是网络政治谣言的基本传播过程。
2.现实中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过程。在现实生活中的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其传播过程远比5W模式更为复杂和多变。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网络群体传播阶段以及人际传播阶段。
在群体传播阶段，造谣者首先将虚假信息发布于网络――微博、论坛、推特等，随后获得网民的关注，不知真相的网民通过关注、转发、回帖等方式间接成了谣言的传播者和行动者，扩大了谣言的传播范围。 随后，这些消息进入人际传播渠道，通过亲朋好友短信、电话以及口口相传等，再次获得剧烈发展。在这过程中，由于传播主体的变化等多方因素还会出现谣言的变异和转化。
在群体传播阶段，由于群体传播中信源的不确定性，网民会对这些信息持怀疑态度，但是进一步的人际传播行为――通过电话、短信、口口相传等方式把消息传递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则就为这则谣言明确了信源，确认了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如此，传播形态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由虚拟的群体传播变成了现实的人际传播[4]。网络群体传播和现实人际传播的结合，制造并扩大了谣言的传播范围，终使政治谣言由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
陕西省副省长包庇“表哥”杨达才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大致就是如此，杨达才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后，当地政府非但没有及时公开表明态度，反而欲盖还休。这种暧昧态度引得网友不满，于是副省长包庇“表哥”的谣言在论坛、微博大肆传播，随后，关注该事件的网友又通过人际传播渠道将其传播给身边的朋友、亲人，由于信源确定，大多数人会相信这些谣言，并进行二次传播，由此杨达才事件彻底登上了新闻头条。
三、网络政治谣言的控制策略
（一）政府需坚持信息透明原则，掌握信息发布主动权
网络时代官方话语权遭遇强大的挑战，再也不可能实行彻底的消息控制。政府对某一热点、突发事件的不回应或者不主动不透明的态度反而更容易激发民众的谣言传播心理；要想制止谣言的滋生和发展，关键在于填平老百姓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鸿沟[5]。此外，日益凸显的社会公信力危机，亦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后果，即造谣的成本会很低，而辟谣的成本则很高。因此各级政府应坦然回应民众质疑，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2]。
（二）政府需完善互联网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加大法制宣传力度
自由总是相对，而非绝对。我们所提倡的政治自由，是在国家法律框架内规范的自由。完善和强化网络法律法规，建立起严格的网络政治传播问责追责制度，对违规的责任人依法坚决进行处罚，对于当下网络传播环境而言已经势在必行。中国“两高”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从而为诽谤罪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量化的入罪标准。
（三）社交门户网站需强化自身社会责任，规范网络传播行为
作为信息发布载体的社交网站和媒体，有责任发挥谣言过滤器的功能，需承担保障自身平台所发布信息真实性的责任。在全国互联网大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网站负责人、网络名人和广大网民就承担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达成共识。“七条底线”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所有网站和网民都应增强自律意识和底线意识，坚守“七条底线”，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四）公民需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理性思考能力
媒介素养以及理性价值判断的缺失，使大量网民不自觉地成了网络谣言的传播者。当面对网络政治谣言时，这种理性价值判断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媒介素养教育和理性思考能力对于极端政治言论具有更大的实际约束作用。因此，理性的媒介素养教育是消除网络政治谣言的长效路径，培养公众的理性批判能力以及科学分析能力对于有效地控制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