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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的整合与总体性的回归: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1-0093-04
   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协同研究”(X14227)。
   作者简介:蔡英辉(1981-),男,山东烟台人,对外经贸大学组织部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教育政策;高媛(1978-),女,山东临沂人,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硕士,研究方向: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政策。
  研究生教育是继本科教育之后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阶段,多依托高校研究生院(部)、学院或科研院所存在。研究生教育并非超然独立的系统,其与教育改革相辅相成,与学科发展唇齿相依:教育改革是研究生教育所处的环境,影响程度不言而喻;学科分化有助于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却也导致各个专业逡巡于学术前沿和自留地,知识被分解切割得支离破碎。近年来,随着各学科不断剥离母体,跨学科交流陷入困局,使得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呈现碎片化态势。
  跨学科协同是破解研究生教育碎片化态势的途径:宏观层面营造良好的协同创新环境,打破学科界限和鼓励新生力量创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袁贵仁,教育部网站);操作层面让两个以上的专业产生交集,使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在交叉中彼此碰撞,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补充。跨学科协同对于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极具意义。
  一、研究生教育碎片化的外在表征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碎片化并非朝夕间形成。学科在自立门户后迷失自我,发展导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阻断了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交叉增长;学科过度分化的情境下,专业发展在知识边界和行业壁垒前止步;各个学科看似规模宏大,实则专而不精,难以形成系统合力,专业分工之后不会带来天然合作,各学科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也无形间树起了壁垒。研究生教育碎片化有多重成因,最终可归因于:学科划分过于琐碎、办学主体单一化、创新意识不足、目标定位不清晰。
  1.过于细分的学科设置,形成学科专业壁垒。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已经形成规模,博士生培养数量世界第一,但研究生教育受制于学科划分而难以沟通,培养质量方面有待提升。新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囊括高校的人事任命、机构派驻、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割裂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研究生教育受制于专业设置的窠臼,不同学科之间隔行如隔山。“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1]研究生教育过度崇尚学科分类的外表,却很少思考学术方法论、逻辑推理、思维方式的内涵,有舍本逐末之嫌。利益纠纷的交织盘根导致学科交流困难,多重压力下的研究生教育难有施展空间。
  过于分散的学科设置产生学术壁垒,不利于新学科门类的建构发展,对研究生教育产生不良影响。中国素有文人相轻的传统,学科之间沟通甚少,限制了研究生跨学科交流。专业壁垒有意无意地阻碍了创新发展,学术权威有形无形的掌握了话语霸权。实际上,学科之间原本就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人为割裂只会导致学科之间产生陌生感和距离度。而学术活动一旦产生垄断,挑战权威则会遭到严厉惩罚,加之学者地位并不独立,或受自身思维局限,导致近亲繁殖或“武大郎开店”现象层出不穷。
  2.教育主体相对单一,行政干预弊病显著。当前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主要是公立大学和科研院所,教育主体较为单一。大陆曾有国立、私立、教会大学等多种办学方式,研究生教育内容灵活开放,与社会发展比较契合。国立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绩斐然,西南联大最艰难时期依然培养出李政道等精英,教会大学之燕京大学研究院培养出瞿同祖、谈家桢等知名人士,东吴大学1917年培养出“中国最早的化学硕士”(《科学时报》2010年4月20日)。如今民办或私立学校发展迟滞且弱小,仅有少数学校获得研究生招考资格,影响可忽略不计。中外合作办学如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等高校,其规模和影响不大。此种境况下,民众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寄予公立高校身上,公立高校不得不通过扩招、设立独立学院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导致教育质量的降低和专业设置的不合理,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行政干预对高校研究生教育影响甚大,行业办学后遗症明显。1952年院系调整后,催生出诸多按照行业划分设置的高校,希冀在各行各业引领潮流;燕京、辅仁、圣约翰等高校不见踪影,政治学等促进国民自省意识的学科被裁撤,尤其是文理分科的后果始料未及,甚至影响到中学生的综合发展。由浅至深分析:学校高层的干预会对研究生教育产生影响,但至多在校内掀起波澜;国家的干预则影响深远,文理分科过早进行、彼此不知所学何物何用。这种缺失的影响不容小觑,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学科之间缺乏渗透融合,研究生教育受到极大束缚,而困境在可预期的未来难有改观。
  3.学科发展创新不足,研究生教育缺乏变通。研究生教育立基于学科发展,依靠创新精神开拓新领域。学科发展并非系统内部的独立生长,要有充足的阳光雨露,要有适宜的温度和足够的土壤,要形成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促进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整合。“学科整合倡导跨学科研究……研究的最终结果可能会演化成为新的专门化领域,进而产生一门新的学科。”[2]作为高校基础的学科门类,要不断探索创新以契合研究生教育发展。当前科学研究碎片化严重,相关人员宁愿揣摩政策走向也不独立思考;缺乏创新机制和激励因子,跨学科研究多是炒概念的噱头;学科发展缺乏足够的支撑,更遑论新学科的破土而出,研究生跨学科发展前景不明朗。   研究生教育要以开放的姿态进行,秉持学术独立的精神。“教育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和建设性的过程。”[3]1925年清华设立与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并列的研究院,专门招收大学毕业生学习;国学四大导师学贯中西,教学过程融汇中西文化,清华国学一时声名鹊起;学生独立思维意识,亦有驱逐吴南轩等意气风发之举。如今文、理、工科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各归其位,理工科院校的人文气息凋零许多。研究生跨学科教育平台难以建构,协调机构不完备、资源难以共享、思维难以融通,甚至有暮气深深之感。
  4.教育目标定位分化,受外界环境影响过大。研究生教育事关社会转型未来,要秉持一以贯之的目标。现代教育体系面临学科过度分化的困境,研究生教育呈现分离状态,诸多大学目标定位分散,缺乏持之以恒的坚持。具体体现在:研究生教育在服务国家、回馈社会、地方政绩、领导颜面、家长期待中摇摆不定;高校和社会在资金联系方面过从甚密,人才交流却并不畅通;社会对研究生教育寄予厚望,高校为筹措资金不得不广开财源,显然目标并不契合。高等教育固然源自社会发展需要,但作为精英化的教育体系,研究生教育仍然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为政绩观和跑课题所左右;亦不能仅靠纲要或规划来限定,要有国家法律、赋予自主权等保障机制,这就要找到阻滞因素和破除不利条件,促进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
  外界环境瞬息万变,研究生教育在风险社会中难以坚守本位。任何新生事物都是有风险的,研究生教育开拓创新异常困难。有的主管机关担心变革会引起异动,更乐于看到眼前政绩而不思进取。有学校鱼与熊掌想要兼得,既要求科研水平精进,又要保障日进斗金,总裁班等赚钱的项目比比皆是。研究生教育有陷入名利场之忧,象牙塔中出现了变相兜售学位的权钱交易,衍生出“中国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8日)的怪诞现象。研究生教育面对各种物质诱惑,为抢项目和课题而四处公关,学术水平反倒处于次要地位,有日益世俗化的趋势。理性地说,研究生教育不能受制于外部环境,要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问题意识驱使学生主动思考,以独立意识保障学术尊严,超越学科情结和实现兼容并蓄,催生跨学科发展的新支点。
  二、基于未来的呼唤:整合研究生教育资源
  研究生教育改革要求整合学科资源,与社会发展共生共荣。从学科的联动来讲,政治学的发展必然带来法学、行政学、社会学等的进步,人文底蕴的提高自然促进工科理科的发展。回归到研究生教育本身,涉及到招考方式、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培养机制、科研管理、职业发展等衔接配合,关系到硕士、博士等不同阶段的教育,关系到如何甄选有科研潜质的人才读博士等等,这都是值得商榷和深究的课题。另外,研究生培养要与本科教育遥相呼应,要契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要与科研攻关项目结合,这就要求整合教育资源和实现跨学科协同。
  1.学科繁荣和科技创新的需要。学科发展意味着专业设置枝繁叶茂,伴随着学系、学院的增设,研究生招生数量也日益扩大。随之而来的弊病是:学院越来越多,研究生跨学科合作起来却愈来愈难,研究生受教育范畴日益狭隘;有学校试图以“学部”统筹跨院系学科,有限度的整合不是学部无权就是学院被架空,徒增层级而无益于研究生培养。研究生教育不应止步于学科边界,而要形成衔接有序的跨学科系统,破除隔阂实现多学科齐头并进;现代工业技术和机械制造、信息技术的发展,都要求跨学科系统整体协同,整合研究生教育资源势在必行。第一,国家层面要充分重视,法律源头重视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实现学科之间的彼此融通,建构起开放兼容的培养体系。第二,学校层面则鼓励跨学科报考研究生,以大门类招生缓解学科隔离;在学业引导方面拓展研究空间和加强研究深度,探寻学科边缘处的增长点。
  2.社会发展和经济推动的需求。研究生教育要求学科间的融会贯通,闭门造车只会延误时机。研究生教育一环扣一环,失去了的发展机遇往往难以弥补;各学科要摒弃陋习、推陈出新,彼此学习优点长处,打破矜持尴尬并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其中。当前研究生教育体制僵化,出于不信任和利益纠纷,各行业学者难以形成共同话语平台。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整合要立足高远,基于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行事,促成高精尖学科之间的跨域合作。
  3.突破壁垒和地域协调的诉求。研究生教育体制受制于高校行政化、学科壁垒和管理层级,导致资源整合困难重重。从高校管理权限来讲,有教育部属、其他部委属、省属之分,研究生教育彼此争夺资源,打架现象层出不穷,这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无关系。金字塔式的层级制也侵染至研究生教育。从区域分布而言,研究生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学术交流便利,而地处偏僻的高校跨区域交流则受到限制,学科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虽然诸多临近高校已经互认学分,对促进研究生资源整合大有裨益,但影响范围只限同区域,跨区域协调依然难以解决。研究生教育全国一盘棋,并不能厚此薄彼,要突破束缚和整合资源,促成跨区域科研机构的协调。
  4.体系整合与总体发展的要求。研究生教育不仅要完善自身培养体系,还要把好入口的本科教育关,做好出口的就业导向,实现一条龙式的上下游系统整合。首先,从研究生教育本身来讲,师资队伍水平至关重要,吉林大学博导下岗事件敲响了警钟,虽然制定标准有待商榷,但毕竟推动了优胜劣汰;其次,没有好的本科基础就不可能有好的研究生教育,夯实本科教学基础和做好衔接成为必要。要在入学考试和面试时认真遴选,挑出合适的人选就读研究生;再次,关注研究生的职业规划和进行职业培训,创造机会让准备就业的研究生熟悉市场环境,引导对学术感兴趣的硕士生攻读博士学位。从学科体系的整合来讲,高校之间乃至跨国交流交换生,对于快速提升研究生科研水平起到促进作用。台湾承认大陆百所高校的学历(《人民日报》2013年3月14日),促成教育资源的互动和推进全面理解信任。从总体发展而言,要比较借鉴西方国家成功院校的经验,梳理出研究生教育跨学科整合的思路,促成学科体系的跨越和教育内容的更新,使之服务于国家目标和社会诉求。   三、总体性的回归: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协同
  高校作为社会进步的源动力,愈来愈关系到国家繁荣发展;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子系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期待。研究生教育改革要促成跨学科协同创新,回归整体协调一致的本原,不能陷入专业壁垒,避免沦为工具的仆人。具体路径在于:
  1.制度章程的规范,社会环境的宽容。研究生教育要有制度规范,这就要建构法治秩序、保护知识产权和打破旧框框。基于历时态角度追根溯源,梁启超1898年起草的《奏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张百熙1902年起草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标志着大学宪章的开始;蔡元培组织制定《北京大学章程》,民国时期公立私立大学一般都有章程,以此夯实学校治理的法理依据。改革开放后,高校相当一段时期没有章程规范,研究生发展也无章可循,毕竟《高等教育法》等是宏观概括,对高校办学模式、自主管理权限等并无描述。北大、清华等9所高校发布章程(《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会对高校发展、研究生跨学科教育产生较大影响,此时可趁热打铁,公布公开具体内容和掀起大讨论,确保大学章程在执行中不走样。尊重学术的独立性,认清科研效率的长期性和周期性,为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协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研究生教育改革要敢于试错和容许失败。当前社会有怕输或输不起的心态。对涉及师德等本应问责的地方处置过轻,对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谬则纠缠不止。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余地不足、任务紧迫,但改革总要有物质基础和资源保障的前提,这样才能营造出“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如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的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法治周末》2013年7月3日),为浙江大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宽容的社会环境必不可少,要承认研究生创新能力普遍不强的事实,给研究生教育以自由空间和缓冲时间,以炼真金的姿态保障充分的学术自由。科学发展并无捷径,切不可心态急躁,否则容易导致功亏一篑。
  2.优化顶层设计水平,促成跨校跨区域协同。世界科技发展水平日新月异,研究生接受新思维、新事物能力强,打破学科束缚和跨学科交流是可行思路和有效方法。实际上,厮守在单一学科内很难有长足发展,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就不拘一格,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都有突出贡献。我国要在宏观角度布局谋划,增强国际合作和夯实学科基础,鼓励在前沿领域跨学科交流,激励在交叉处创新和多出成果;在新兴领域要鼓励风险基金的投入,在做好质量监控和适当引导的前提下,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制,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发展;组建引领学科发展导向的项目小组,集中资源优先开发高精尖项目,以科技实力形成研究生教育的拳头产品;一些短期很难见到收益,却对国家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基础性学科,要采取稳扎稳打的方法夯实基础,不失却本原又形成新的发展平台。
  研究生教育不能固守本位,要打破隔膜实现多元互动。“一个学科虽然被包含在一个更广阔的科学整体中,但是通过它为自己划定的边界、它为自己构造的语言、它为自己制订的或使用的技术和最后特别是它所特有的理论,它总是自然地趋于独立。”[4]独立取向并不可怕,树枝分叉后也并不一定总是合作,却时常有竞争资源之忧,这在学科分类后的研究生教育中表现明显。要深究阻滞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的原因,实现跨校跨区域的精诚合作。从高校角度来讲,陷入资源争夺和级别较量是误入歧途,大量内耗会导致错失良机。跨区域层面,要鼓励高校之间跨界互动交流,通过联合项目、师资共享、交换学生等形式促进沟通。国务院系统内部要重视协调,打破教育部、工信部等中央部委所属与地方所属的范畴,分配资源时要凭专业水平和科研实力说话,避免因亲疏之分而挫伤研究生跨学科交流的积极性。
  3.赋予高校自主权限,研究生教育主体多元化。“研究生教育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5]现实中高校往往缺乏独立发展空间,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并不少见,研究生教育处于畏首畏尾的境况,有些行政官员染指高校学科建设,甚至将大学视作某级政府或个别人员的后花园。实际上,将高校发展与政府政绩捆绑在一起并不科学,缘于行政官员有任期限制,为追逐短期利益而牺牲高校发展难以避免,权力统摄适用于政府管理却不适合高校治理。大学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仅按照国家机关的政策指挥棒走。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大框架,不能既做标准制定者,又做裁判员,这样容易导致学术行政化。既然制定了大学章程,就要按照章程办事,否则章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从培养机制来讲,要从思维机制上突破束缚、推陈出新,鼓励人文社会科学与理工科教育的融合,促进学生了解跨学科知识和发表不同见解。
  研究生教育要实现培养主体的多元化,鼓励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实际上,很多学校在本科生教育方面已经采取书院、实验班等形式融合贯通,研究生教育亦可突破传统思维,在入学之初就鼓励学生跨专业报考,入校后突破专业划分实现综合性教育。研究生教育方式上不能局限于一校或一地,要创新办学体制和实现多方融通,依托学部或研究院实现联合办学,适当赋予研发中心以资源分配权限,解除束缚在教师身上的思维枷锁,促成学校员工的觉醒和民智的开启。进而言之,“推进培养主体多元协同,为整合碎片提供强大合力”,[6]营造私立高校健康成长环境,为国际知名高校入驻创造条件,援引优势学科进入我国,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接轨乃至融入。
  4.整合资源协同一致,契合社会发展诉求。研究生跨学科协同要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开放姿态,促成相关学科、资源和人员协同一致,实现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的融合统一,提升研究生教学的质量。“无论在每一个学科内部还是在学科之间,正在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7]研究生跨学科教育环环相扣、关键在人,当前懒人政治现象在政府部门并不鲜见,高校高层也普遍存在。研究生教育改革喜欢选择方便快捷的途径,或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或满足于现状而止步不前,这是逃避责任和避免承担风险的表现。研究生教育要打破单个学科的闭合体系,激发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活力,鼓励多方围绕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要厘清思路反思改革教育方式,推动跨学科跨区域合作。
  迈入信息化时代的研究生跨学科培养要回应社会诉求,契合未来发展趋势。“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同处于一个时代,科学家、思想家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和思想交流,却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8]这是各个学科通过不同途径研究开拓,却最终殊途同归的验证。实际上,教育体系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独立存在。研究生跨学科协同要有研究方法的介入、信息的融通与资源的互换,实现非政府组织、企业与学校交流发展。政府部门对高校要放松管制与监控,促进NGO与高校合作,促进研究生教育衍生关注社会公益的产品,促进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递进发展。
  四、小结
  研究生教育的碎片化,要从宏观国策、教育体制、学科交流、培养机制等方面查找原因,破除因循守旧思维生存的土壤。回归总体的途径在于:顶层设计方面重视研究生教育改革,形成政府、社会、科研院所之间的有序沟通渠道;建构系统衔接的教育体系,促成多方联动、跨区域跨校的协同配合,公平合理的入学甄选和明确合理的就业方向;鼓励跨越学科界限系统剖析问题,教授学生以“渔”之方法;依托大学章程完善培养机制,大胆放手让高校有所作为,促成研究生教育彰显自身特色,在协同合作基础上实现和而不同,推动研究生教育跨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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