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地区在地缘上与美国毗邻，因而一直被美国决策者视为天然的势力范围，拉美更成为其争夺世界霸权的“后院”。里根政府继承了美国输出所谓“民主”的传统，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拉美地区就当然成为这一政策的重要实施对象。里根总统时期向拉美输出“民主”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本文着重分析其国际背景。
一、顺应世界和拉美兴起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民主是人类及人类社会追求的普遍目标。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民主的发展曲折并不能让人满意，专制的时间远超过民主的发展。从古典的希腊民主到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以至于有人在20世纪40年代法西斯主义盛行时对民主失去了信心，如林德伯格预言了民主的末日（A.M.Lindbergh），他宣称极权主义是“未来的潮流”，它是一个能“使人类获得新生的新概念，甚至可能是终极式的好概念”。[1]但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断言：人类向民主的发展使“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社会的每项进步都是推动民主的助力，所有的事和人都在帮助它前进。托克维尔的这番话表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和先见之明，而在今天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普通人的共识，民主现在已成为超越文化界限的普遍真理。
亨廷顿认为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到第三次民主化潮流时期。这次民主化浪潮波及广泛、影响深远，不同于前两次民主化浪潮。具体表现在，从地域上涉及到各大洲的绝大多数地区，从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到非洲;从文化类型上，世界上各种文化如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黑非洲文化无一例外;从国家类型上看，既包括了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地区，也包括了经济较为发达的韩国，还有最不发达的国家，民主俨然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主导潮流。
面对这样一种深刻影响人类发展的政治潮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没有置身事外，而是积极参与到其中，到处可见到美国的影子。对于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美国更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美拉关系长期以来呈现出冲突与合作的特征，战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重点是防止共产主义传播，减少苏联、古巴的影响。里根总统上台后反共也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但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世界上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对拉美造成强大的冲击，受美国支持的这些独裁专制的军政府越来越难以维持政权的稳定，存在着被推翻、左翼力量上台的可能，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发动全国人民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推翻了索摩查的独裁统治，建立了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主复兴政府，发展同苏联、古巴的关系。这使得美国深为担心中美洲国家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拉美诸国由于受到民主潮流冲击，国内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反对派迅速成长起来，民主的力量在壮大。这使得美国认识到与其使这些国家像尼加拉瓜那样有左翼革命的可能，不如支持国内民主派来争取民主，这样既可以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中，又可以在国际国内获得好的形象。正如一位美国著名学者所说：“要求民主的反对派的成长，使得里根政府在独裁专制军政府和左翼革命之间有了一个新的选择。”[2]
对于拉美这种民主潮流的冲击美国不想放弃影响力，从历史上看美国总是支持在拉美的主导力量从而加强对拉美各国的控制，20世纪大部分时间都支持军政府的独裁专制统治，因为无论以前的考迪罗还是后来的军政府就是当时拉美各国的潮流。那么在20世纪末时拉美的本土力量发生了变化，民主成为不可逆转的洪流，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支持专制转向支持民主力量，力图在拉美形势变化下仍保持重要的影响，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
二、把输出“民主”作为反共产主义的手段
60年代初，在古巴革命和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鼓舞下，尼加拉瓜反帝反独裁斗争日趋高涨，1961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后立即投入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游击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经验总结和积蓄力量，1974年底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发挥作用，同时桑解阵还获得了许多国际上道义和经济上的援助。从1978年8月起，桑解阵领导尼加拉瓜人民发动全国性起义，1979年7月16日，索摩查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被迫辞职，7月19日桑解阵部队解放了首都马那瓜，尼加拉瓜民族民主运动取得了胜利。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国内和整个拉丁美洲的大事，而且也对美国的拉美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古巴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到了一定的传播，苏联的影响在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制度对拉美一些中小国家有极大的吸引力。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大力插手美国的后院，使得本来就对共产主义极为反感的美国更加把防止共产主义在拉美的传播、削弱苏联影响作为主要目标。反共和防止出现第二个古巴就成为七八十年代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主要内容。
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加剧了美国的这一担心。在尼加拉瓜革命的鼓舞下，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游击斗争和群众运动日益活跃，哥斯达黎加也形成了所谓的恐怖集团，格林纳达还发生了“新宝石”运动。而且这些斗争和运动中都有共产党和人民运动的组织，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美国担心会出现多米诺骨牌的效应。这种理论认为，中美洲地区共产主义发展将以尼加拉瓜为基地，首先蔓延到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邻国，进而危及到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油田和加勒比海上通道，最终在美国的南大门形成一个广阔的反美地带。美国担心，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必将严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危及它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 里根上台后应对这一局势采取了多种手段。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就是宣称要在这些国家促进“民主”。在政治上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对军人执政的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里根政府要求他们举行公开公平的选举，“还政于民”，成立民选政府，以改善这些政府的形象、稳定政局，避免发生革命。对尼加拉瓜，里根在1985年2月还扬言要除掉尼加拉瓜政府的“现行结构”。
美国认为要解决这些军人政府动荡摇摆的问题，就是在他们崩溃之前，对这些国家的温和民主反对派施加强大影响，以防止要么倒向共产主义、要么激进的民主反对派得势使共产党受益。里根政府对这些军人威权政府采取的政策可以看出往往是这些国家内部出现了动荡，美国出于防共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加大了对这些国家温和民主派的支持，更加大力去促进“民主”，加大了民主言辞的宣传，把“民主”作为反对共产主义、防止出现第二个古巴的重要手段。某种程度上，里根政府认为反共就是“民主”的，用促进“民主”来实现国家利益。
三、80年代中期美苏争霸的降温，使得美国可以更有精力在拉美输出“民主”
中美洲及拉丁美洲其他部分产生的一系列动荡、动乱，非常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处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美苏在拉美争夺对抗引起的，如苏联对古巴的支持后来酿成了加勒比海危机。尼加拉瓜革命后，苏联和古巴又加强了对尼加拉瓜及周边国家游击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1979年10月尼加拉瓜同苏联建交，1980年3月尼、苏签署了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9个合作协定，1982年苏联向尼加拉瓜提供了1.32亿美元的商品贷款。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苏联已向尼加拉瓜提供了14亿美元的经援，22亿美元的军援。苏联还通过古巴、越南等国向尼加拉瓜输送大量武器。据美国官方1985年春估计，尼加拉瓜军政府已得到340辆坦克和装甲车及70门远距离榴弹炮，拥有6架苏制MI-24武装直升机。[3]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胜利后，毕晓普政府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积极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和古巴的关系。1979年9月12日同苏联建交，1982年7月毕晓普率党政代表团访苏，同苏共建立了党际关系，并同苏联签订了计划合作协定、经济和技术协定、文化和科学合作协定、领事条约和1983-1987年供货议定书。另外，苏联还答应向格林纳达提供780万美元信贷及建造卫星地面站，并赠给格林纳达150万美元用于购买一架撒农药的飞机、面粉、衣服和钢材。格林纳达与古巴的关系也进一步紧密起来，1979-1982年相继签署了三个经济合作协定，古巴向格林纳达派遣军事顾问和教官，训练军队和民兵，并提供1500万美元的设备，数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格林纳达在萨林斯角修建一座耗资7100万美元的现代化机场，美国认为这个机场带有明显的军事目的，是为苏联效劳。而毕晓普强调，“如果没有1959年的古巴革命便没有1979年的格林纳达革命”，“古巴革命为格林纳达革命铺平了道路”，“格古关系是牢不可破的”。[4]在美国看来，格林纳达已成为苏、古在加勒比地区的潜在的据点，已打上了苏联和古巴的印记，在邻国中传播病毒，是古巴的一个卫星国。可见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苏联加大了对尼加拉瓜、格林纳达等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就加剧了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对抗，里根政府把很大精力放在了尼加拉瓜问题为主的中美洲危机上，影响了在整个拉美地区输出民主的进程。
这种局面在8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提出外交“新思维”，苏联制定了对第三世界的新战略，对拉美政策作了明显的调整。苏联在注意保持同古巴、尼加拉瓜良好关系的同时，已逐步把在拉美外交的重点转移到拉美几个经济大国和有影响的国家。戈尔巴乔夫承认拉美仍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他表示：“我们无意利用反美情绪，更不想助长这种情绪。我们不想抱破坏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传统关系的目的，因为这种做法是冒险主义，而不是政策。”[5]在“新思维”指导下，苏联总结了“经验教训”，承认中美洲国家目前尚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苏联领导人多次声称，苏联在拉美的目标不是“发动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1989年4月初，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古巴期间宣布，苏联反对在中美洲地区“输出革命与反革命”。苏联逐步减少了对中美洲地区危机的介入，削减了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后来又停止了对尼加拉瓜的军援，并促进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积极参与到中美洲和平进程。苏联从中美洲的战略退却使美苏在中美洲的争霸大大减弱。
美苏80年代在中美洲争霸的缓和对美国在拉美促进民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里根第一任时期虽然也把促进“民主”作为拉美政策的主题，但此时政府中的强硬派占据外交政策制定的主导地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尼加拉瓜和中美洲问题上，对南美等其他地区民主化进程重视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随着美苏争霸的降温，里根第二任政府时对整个拉美国家的民主化采取了更多实质性措施，促使各国向民主转变，所以这一时期拉美民主化也产生了更大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