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动力源，目前相关新技术的研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视角还是把企业看成一个整体，从整个企业的层面来研究某一事件的内外因关系，还有一些文献关注的是那些能带来行业变化的技术，少数的研究者把新技术归为知识管理范畴。事实上，企业的技术创新是由一系列的具体活动组成的，过于偏重于整体层面肯能会忽视对微观创新流程和过程的细化挖掘。因此，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深入到了组织内部，通过对研究案例企业T公司通过长达14年的田野研究和纵向跟踪了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基于考察T公司生产工厂5任工厂总经理的决策偏好及其所处的支持性环境关系视角，来分析企业新技术采纳的前端驱动因素。
二、 理论基础及文献回顾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何种因素影响企业决策的决策过程，这是一个事件导向的研究问题，重点关注决策者偏好与其所处的支持性环境间的关系对企业新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目前有关决策偏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认为偏好选择情结先天根植于人类的大脑之中，尤其更为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决策者的思想中。偏好选择情结是说，面临选择时人们总是选择优于或无差异于其它方案的某个方案。偏好选择情结被认为是理性选择原则，它受焦虑情绪、时间压力、互惠原则等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结论均是在实验状态下进行的，缺乏实践检验，有关在组织情境中的决策者决策偏好还未见报道。经过超过10年的对食品行业的观察我们注意到对待同一项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好处的新技术，不同组织的行为是不同的，相同的组织不同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也是不同的。现有的关于新技术产生使用的研究论断及有关管理决策的研究结论还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组织是一个复杂系统，经过长期的观察，我们发现组织中不同决策者是有各自新技术决策偏好的，这种偏好在组织决策过程中如能与组织环境有效结合对组织绩效改进会产生正向作用。目前公认的自然决策理论在解释实际决策过程具有权威性，但目前的理论研究还缺乏这方面的探讨。因此，对组织情境中决策者的新技术偏好以及系统内的支持性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对新技术的引进和实施影响的纵向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实践价值。
三、 研究设计与研究假设
我们认为，可以从决策者新技术偏好与其支持性环境的互动视角来考察企业的新技术采纳决策问题，将它们作为两个研究变量相结合，我们就得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并提出如下假设：在决策者新技术偏好和支持性环境都强的环境下，即在新技术进入区间时，企业所采用的新技术相对较多；而在当决策者新技术偏好和支持性环境两个变量至少有一个较弱时，即在新技术观察区间、新技术无法进入区间、新技术搁置区间时，企业所采用的新技术相对较少。
四、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1. 研究对象选择及概念界定。研究对象是一家制造企业T公司。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了长达近14年的跟踪，这是一个层级结构的公司，这期间T公司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变化，公司的内部决策流程及层级间的汇报关系没有任何的变化，本文关注的是T公司的产品生产工厂。这14年间T公司经历了3任总经理，其生产工厂经历了5任4人（其中1人做过两任）的工厂总经理，工厂的中层经理人员也有变动，但工厂的技术岗位员工的流动性和离职率很低，除了新人加入，老员工基本上没有人员的变化。这就有效控制了由于组织结构和流程给决策者带来的影响。
本文的关注点是新技术采纳与工厂总经理职位上的这个人的关联。在T公司工厂总经理不是最高领导人，但他是技术决策人，任何有关技术方面的事宜均由该最后拍板，上报公司后执行，但这就只是程序问题了，本文技术决策者专指工厂总经理这个职位的人，新技术决策偏好是指决策人对生产过程中新技术实施态度并能否有效组织实施；支持性环境是指技术决策者的上司（T公司总经理）上级的信任与支持及其下属（部门经理）对其信服、全力落实与配合的程度，这种支持性环境是一种软环境的范畴，实际的组织中这种软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事实存在的。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研究采用的是单案例、纵向跟踪的研究方法，沿着观察期内工厂新技术实施为线索，围绕对新技术实施的决策的进程展开的，采用的是访谈法与自然观察法相结合的手段。研究所选的主要采访对象有15人，这15人涵盖了T公司的各个层级的人员，他们均参与了新技术采纳的全程，对整个事件有着非常全面的了解，对新技术给公司带来的变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数据基于研究人员的长期驻场观察和对事件当事人的日常接触的谈话整理而成，并采用了三角证据法对数据进行了校正。
研究变量有两个：技术决策者的新技术决策偏好和支持性环境的量度采用的是质性判定的方法，每个变量1～7级，绝对支持为7，完全反对的为1，不排斥但也不会主动支持为4分。研究组根据访谈及其他证据的综合给与该时点的分值。如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发现相同（或类似）的事件在不同的访谈时间访谈者的用词、态度、肢体语言等均有差异，有明显的渐变性特征，如B君对最初A君提出的变频器节电的措施的前后反应，在最初体现的是抵触、怀疑，用词都是消极和勉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频技术使用后单位产品耗电量指标明显改善，用词变为赞美性，评价也变得积极。这个判定B在这一时期对A的支持性环境分值从1到7。
数据处理分成三组来进行，第一组主要是进行访谈和收集文本资料，第二组根据第一组的访谈、观察记录和文本资料进行归类和编码，第三组进行监督审查。监督审查包括编码的过程和对数据处理的结果等。 五、 结果与讨论
研究组对5任工厂总经理的新技术偏好和支持性环境了进行质性的量化处理，结果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工厂总经理对新技术的决策偏好存在明显差异，他们的支持性环境也有很大不同。对于FJF而言技术偏好分值为4，他的支持性环境最差为1.5，属于新技术无法进入区间或新技术观察区间，这表明在他任期内的新技术引进和实施会很困难，在其任期内实际所采纳的新技术数量为15项；对ZLJ而言其新技术偏好分值为1属于强烈抵触，尽管他的支持性环境分值较高为5.5，但属于新技术搁置区间，这表明在他任期内的新技术引进和实施会较为困难，在其任期内实际所采纳的新技术数量为6项；对MX而言其新技术偏好分值为4.5属于中性略高，他的支持性环境很高值为5.5，属于新技术进入区间，但在其任期内实际所采纳的新技术数量为33，并不是很多，从表3中可以看出这主要是由于他本身的技术甄别能力有限，加之来之下属的支持分值不高，使得其任期内新技术的实施数量和规模受到了约束；对A而言，其新技术偏好分值最高为7，而且他的两个任期内的支持性环境都很高，值分别为5和6.5，属于新技术进入区间，加之他本身的技术甄别能力很强，加之来之下属的大力支持，他的任期内新技术的实施数量和规模会相对较多，实际数量为206项，远远高于其他几位。总之，从五任工厂总经理的新技术偏好及其支持性环境的质性量化结果来看，在决策者新技术偏好和支持性环境都强的环境下，即在新技术进入区间时，企业所采用的新技术相对较多，而在当决策者新技术偏好和支持性环境两个变量至少有一个较弱时，即在新技术观察区间、新技术无法进入区间、新技术搁置区间时，企业所采用的新技术相对较少，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了验证。
此外，结合访谈与组织的决策流程等其他证据，我们发现在企业新技术引进及实施的决策当中，决策者的新技术偏好和支持性环境两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有一定差异：一方面，决策者的新技术偏好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新技术再好，如果决策者没有意愿来做这件事，在组织情境中其他条件即使都具备，也是无法实施的，以附表3列出案例中8项典型的变频技术为例，1998年就已被下属提出实施，但由于FJF对此并不重视项目一直被搁置，A上任后付诸实施，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支持性环境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次要，但也是必要的辅助性因素，又可以细分为来自上司和下属的支持，其中来自上司的认可是其完成工作的保障，来自下属的配合和支持决定的事完成工作的质量。
六、 结论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竞争全球化的当今时代，谁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新技术，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权，也就更有可能在竞争绩效上领先于其它企业。作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动力，这一点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要想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改变现有的高耗能粗放型生产模式，就需要大力开展技术创新。作为广义技术创新的后续子过程--创新技术扩散和采纳是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通过对t公司长达14年的纵向追踪研究，本文得到了2个重要的研究结论：
（1）在企业的新技术决策中，决策者的新技术偏好和支持性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两个因素都支持的情况下，企业所采取的新技术决策较多；
（2）在这两个因素当中，决策者偏好是新技术实施的主要驱动因素，支持性环境是必要的辅助性因素。
当然，本文是经过对案例企业长时间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完成的，某一热点问题在组织情境中会因为组织本身的复杂性很难对某些变量进行很客观的衡量，本文只是一项探索性研究，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及相关的研究结论难免有些牵强，研究组只是通过案例研究挖掘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对相关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