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是阎云翔先生基于自己的兴趣，想要了解农村社会不成文规定及其流动的人际关系，在进行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后所整理出的民族志，礼物的交换体现出了农村社会有序而又非制度化的特点。阎云翔先生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村民社会生活交往的研究与分析，发现了下岬村礼物交换的原则、模式以及礼物交换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网络运行方式，其研究结果得出下岬村礼物流动模式与以往的人类学研究结果是相反的――下岬村单向的礼物流动会使收礼者的权利和声望增加，并且认为中国的礼物与国外的礼物是不同的，国外所奉行的互惠原则在中国是有所偏差的，不是完全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国外的礼物因为礼物之灵的原因，是不可让渡的，从莫斯的《礼物》我们可以看出；而在中国社会中，礼物是可让渡的，不可让渡的是通过礼物所传达出的人情，这些都为中国本土化礼物流动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方向，也让我们注意到在运用西方理论的时候需要注意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看是否适用。
现今社会，礼物的交换随处可见，在这背后所体现出的是人情，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是人情社会。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比较普遍――饭局，不管是亲人之间还是朋友、同事、陌生人等，通过饭局也是可以建立一定的关系，背后也是受人情的驱使。有些时候因为资源再分配的不均衡，一些人掌握着稀缺资源，另一些人则没有，因此当有求于人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中介来建立联系，礼物正好可以充当这样一种角色[1]。阎云翔先生在其民族志中，发现下岬村民普遍都反映送礼是一件很破费的事，但是村民还是会选择继续送礼，不仅是因为送礼是道德和社会的力量，也是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关系网络的基本方式，最后调查得出结论认为驱使下岬村民送礼的原因是收礼的荣誉，追求的是关系网络的培养。但在某些情况下村民又不得不送礼，其中，阎云翔先生重点分析了三种非均衡的礼物交换，认为社会主义平等的思想反而促进了送礼风，这是值得思考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国家和社会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社会等级下的不平衡。
一、中国礼物交换的人情伦理
阎云翔先生带着西方礼物交换的理论在下岬村进行了田野调查，最终发现下岬村礼物交换所遵循的做法与他当时代的人类学的理论是有所不同的。西方的礼物馈赠是建立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其核心是平衡交换的观念，这种互惠模式将礼物交换当成一种交易，双方没有情感的涉及。中国则不同，人们进行礼物的交换注重的是人情，想要的是背后关系网络的建立。中国的人情社会来源于重人伦的儒家文化，它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礼节制度，其外在形式就是礼，而内在心理就是仁，这些在阎云翔先生的民族志中都有写到。下岬村民送礼都会按规则来，如果有人不愿意或者违反了这样的规则在村里就会不受待见；不均衡的送礼再生产着社会等级，村民为了自己需要和渴求的物质和服务，会选择送礼这一手段来实现，并且有时为了自己不受到上级的歧视性对待也会选择送礼，资源再分配的不均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曾有一篇报道“外报看中国：人情送礼叫苦连天，农村有过之无不及”，讲的就是农村村民因为送礼的习俗为自己家庭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负担。王永辉也在其文章《欠发达农村地区“人情礼”研究――对黎平县九潮镇的分析》中指出，人情礼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造成了农村地区攀比的风气，严重影响了农村建设的步伐。阎云翔先生在其文章中也对下岬村民进行了分析，从他们送礼的行为也可以看出整个中国情境下人们送礼的趋势，是有增无减，热情不断高涨。上述所说的现象，因为我家乡在农村，所以体会比较深刻。从小到大，参加过的送礼活动也不少，一开始送出去的礼金都占少数，到了现在礼金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除了收入的增加，多少也有不想被别人看扁的心理在作祟，大多数人都觉得如果别人的礼金都是那个数，而自己送出的数额低于众数的话，就会觉得没有面子，认为别人会看轻自己。在农村，都是挨家挨户的，虽然别人不一定清楚的知道家里的底数，但是该做的面子功夫还是很足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存在，收到礼物的人在下一次准备回礼的时候就会送出更多的量，有些家庭终其一生都在送礼，对于较困难的家庭来说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困扰，但有些礼又不得不送。例如，在一个大家庭中，某一小辈考上了重点大学，家里的人一般都会办酒席庆祝一番，亲朋好友也会送礼，到了下一次另一个小辈同样有了好的际遇，那么回礼的金额只多而不会等于以前的礼金。还有就是在农村不仅要送礼，而且家里的人怎样都得有一个在现场作为代表，这样做一是给足了收礼方面子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村里和邻居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二是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联系，三是避免了落人口实，农村的舆论力量还是不能小瞧的[2]。
发展至今，有许多的人将收礼当成了一种增加收入的方式。陈柏峰在《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中指出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使得礼物维护社会团结的功能在减弱，更多的人是将人情礼当做一种额外的收入。在我家乡现如今就是这样的，人们的感情单薄了，联系变少了，村里人有结婚或者有丧礼的时候，都是需要去参加并且随礼的，但是这种随礼更多的是不成文的行为，里面所包含的感情已经转淡，最主要的是这些礼不仅能收回还可以有多余，因为经济在增长，礼金数额也在不断增涨。仪式增多（小孩出生、孩子满周岁等），送礼的次数也就增多，虽然办酒席的花费很多，但是大多收到的礼更多，扣除成本还是会得到一些收入，特别是如今礼金数额的增长，为办酒席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底气。这样的送礼行为带着功利性，虽然欠着人情，但更多是冲着礼金去的。在我家乡仪式还是挺多的，除了常规的还有一个就是初次交了男（女）朋友，长辈也会给红包，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随礼的积极性。 二、中国社会主义平等思想下的不均衡礼物流动
阎云翔先生通过研究下岬村礼物的流动及其文化规则与运行逻辑，发现了中国农村礼物交换的不均衡特征和三种单向的礼物流动，并通过分析认为正是资源的再分配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整合和原则，确立了再分配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阎云翔先生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促进了送礼风，平等主义思想使得革命前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名誉和其他有利的社会流动机会被剥夺，社会等级体系有所改变，因而提高了村民的期望值，认为自己对礼仪生活中的社会成就拥有同等的权利，因此对每一个村民来说举办酒宴是必需的。
在阎云翔先生所说的分配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就有点分为三六九等，处在这个网络之中的人彼此也是相互联系的，有着复杂的关系。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的权威是基于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并且由干部基层来维持和强化。那么干部就可以看做是一等人，他们拥有绝对的优势，是下一等级的人都想要去送礼的对象，因为他们掌握着解释规定和分配资源的优越权力[3]。最末一等人想要获取资源就需要渠道来实现，送礼就是其中一种方式。有时最末一等人自己没有关系，就会去找认识的人的关系，认识的人又去找他所认识的人的关系，一层一层的往上递近，送的礼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更有的时候花了时间和金钱，但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在大学里都有奖助学金的申请，这些申请都是需要盖章才有效。一些学生的家长有这方面的关系，因此处理起来很容易，但另一些学生家里就没有这样的关系存在，自己去找相关部门盖章别人不一定会盖，就需要找其他认识的人的关系来当中介，对于这个中介肯定是要请客送礼的，否则下一次有需求就找不到人帮忙了。因此，这样一种方式对于真正贫困又没有关系的学生就有点不公平。那么对于这样一种由资源再分配的不均衡造成的送礼行为，国家应该采取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应适当的松弛，给予每一阶层等级相应的资源和机会，这一举措在实施的时候需要进行监督，以确保资源的落实。
社会不断进步，城乡结合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农村地区资源的匮乏，制度的不完善，农村地区发展也缓慢，因此农村地区有目的性的礼物流动也越来越重要，以便获得拥有更多资源的机会。关系建立以后需要长期的维持，因此这种有目的性的送礼行为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逢年过节都要去问候一下，不然关系就会变淡，这样算来每年都会有一笔收入要用在关系的维持上，而且数额也会逐渐上调。阎云翔先生也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下岬村民会把收入的10%-20%都花在随礼上，虽然会让村民感到生活的拮据，但是仍然会继续参加随礼活动。阎云翔先生将村民这样做的原因归为道德，村民是出于道义的考虑。但是现在，即使在农村，人际关系也日渐原子化，基本都是以家庭为核心，邻居间的关系逐渐淡薄，相互送礼更多的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日后的回礼，当然其中也有想要保持现有关系的。在农村的话，也有阎云翔先生所说的道义问题。在我家乡就是这样的，现今邻里间的关系都比较疏远（在以前邻里关系还是挺好的，但自从不务农以后关系就变淡了），因为在同一个村里，不可能说不送礼，要不就会被村里的人在背后说闲话，以后想要在村里毫无压力的生活就比较困难，因此随礼就成了一种长期的自觉行为。
总结
礼物的流动将互赠双方的感情联系起来，体现了人们对人情的表达，面子的维护，还有资源和权力的追求，不管是遵循互惠原则还是不均衡的交换，这些都成为不成文的行为，并且起到维持整个社会生活长期有序的作用。礼物流动是一种文化现象，其遵循的互惠原则是根基于潜在的文化基质，也就是人情伦理，但人情是不可让渡的，因此欠着别人的人情就是需要还的，但也是最难说清楚的。关系的建立依赖于人情，其维持也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有时耗费在随礼上的资金也是巨大的，因此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不平等的交换体现出资源再分配的不均，现如今随着礼物内容的变化，人们也越来越注重礼物交换的功利性价值而不是内在价值。（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