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并不在中央银行的直接控制之下，为了实现最终目标，央行必须选择与最终目标关系密切，央行可以直接调控，并在短期内可以度量的金融指标作为中介性指标，以实现对最终目标的调节和控制。利率（本文所指的是银行利率，下同）也称利息率，是借款人需向其所借金钱所支付的代价，亦是放款人延迟其消费，借给借款人所获得的回报。由于其与货币政策的天然联系和具有相关性联系紧密、可控性优异、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应当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利率（本文所指的是银行利率，下同）也称利息率，是借款人需向其所借金钱所支付的代价，亦是放款人延迟其消费，借给借款人所获得的回报。由于其与货币政策的天然联系和具有相关性联系紧密、可控性优异、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应当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一、相关性方面
利率同货币政策具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函数关系，货币政策的变化必将引起利率的变化。如2009年中国货币政策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实施了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银行存款利率活期为0.36%；整存整取三个月：1.71%；半年：1.98%；一年：2.25%；二年：2.79%；三年：3.33%；五年：3.6%。2011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此前的“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银行存款利率调整为活期为0.50%；整存整取三个月：3.1%；半年：3.33%；一年：3.5%；二年：4.4%；三年：5.0%；五年：5.5%。2015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格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加快资金周转，优化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同时银行存款利率下调为活期：0.35%；整存整取三个月：2.6%；半年：2.8%；一年：3%；二年：3.5%；三年：4%；五年：4.25%。由此可见货币政策的变化必将引起利率的变化。
二、可测性方面
利率是可测的，马克思的利率决定论建立在对利息的来源和本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利息是贷出资本的资本家从借入资本的资本家那里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息的这种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的量的规定性，利息量的多少取决于利润总额，利息率取决平均利润率。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平均利润率与零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利润率；二是总利润在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这一比例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供求关系及其竞争，一般来说，供大于求时利率下降；供不应求时利率上升。此外，法律、习惯等也有较大作用。马克思的理论对于说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利率决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目前中国现阶段利率的因素主要有利润率的平均水平、资金的供求状况、物价变动的幅度、国际经济的环境、政策性因素。这也就决定了利率的可测性。
三、可控性方面
利率具有相当高的可控性。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的管理机构，制定并公布基准利率作为的商业银行存款、贷款、贴现等业务的指导性利率，存款利率暂时不能上、下浮动，贷款利率可以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10%至上浮70%。可见利率具有极强的可控性，国家可以控制利率，调整利率，进而调控货币政策。而货币供给量由两个因素决定，即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一般来说，基础货币基本上可以由中央银行控制；这样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乘数是否稳定可测。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又有：居民的经济行为；企业的经济行为；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政府的经济行为。一般情况下，政府的经济行为可以控制，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可以限定。但企业和居民的经济行为只能进行引导，具有一定的不可控性。也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与利率相比不高。
四、抗干扰性方面
由于中国利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基准利率。所以中国利率具有极强的抗干扰性。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涉。也不会因为个人行为或者其他种种因素自行改变。而货币供给量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经济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迅猛发展更是使得货币供给量的抗干扰性不断降低。
五、结论
利率已经逐渐的展现了其影响宏观经济变量的核心作用。同时由于其与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相关紧密且互相影响，可以根据物价变动、国际经济状况等因素进行预测，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可操控性及抗干扰性强的特点，应当替代货币供给量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