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投资规则也在不断发展，从欧式BIT到美式BIT到现在的多边投资规则BITS。目前来说，在2008年新金融风暴的洗礼中，新的国际投资规则在各国新的财政风暴中慢慢成长。而跨国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财政方向都有重要意义，投资规则就制约着跨国投资的方向，这就要求我国密切关注投资规则的新发展，以便于及时调整财政政策。
一、国际投资规则的新发展及其影响
国际投资规则是国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还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同时也牵动着过财政方向。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在投资领域内的合作明显跟不上国际投资发展的势头，有关跨国生产的管理仍缺乏一套全球性的体制和规则。随着生产全球化的进一步拓展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国际投资规则必须同步跟进。也正因为此，如何制定和完善国际投资规则，成为各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导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安排，及将自身的竞争优势、发展理念、价值观转化成“标准性”的国际经济规则，正分别积极推进高标准的投资规则谈判，而这些努力就使投资规则有了新的发展动向。
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异军突起，使美欧等传统资本输入和输出大国将注意力转到亚太国家。这就加快了亚太地区各国自贸区建立的谈判进程，就是为了在低门槛的投资环境下，开拓更宽的投资领域。在2009年与韩国达成自贸协定后，欧盟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完成了与新加坡和加拿大的自贸协定谈判，而后又积极推进与印度、日本自贸区谈判进程。美国于2011年10月通过了与巴拿马、哥伦比亚和韩国的自贸协定，目前正加紧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谈判。这些双边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除了市场开放、投资保护等传统议题之外，还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竞争中立、劳工、环境保护、安全审查、投资争端解决等很多新议题，可以说是国际高水平的驼子规则。还有就是无论是美国2012年新制定的投资协定规范，还是美国又与欧盟达成了《国际投资共同原则》，都有多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包括承诺实施开放和非歧视性的投资政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投资者及其投资提供有力的保护措施、公平而有约束力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方面的强有力规则、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以及定义明确的国家安全审查规则等。
从总体上看，新的投资规则体现了四个特征：第一，目前的投资规则与其他经济议题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第二，对概念的内涵和义务的范围予以更加详细的界定；第三，投资的自由化水平更高；第四，更加注重边境后措施。
二、中国的战略选择
投资规则新发展的深远具有深远影响，迫使许多对外国家不得不积极应对，当然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在积极推动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且政府管理经济能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再有就是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能力较强，我国可以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情况下，不但可以有效利用资源还有能力抵御由自由化投资带来的各种风险。更重要的是推行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可以推动“走出去”战略实施，近一步减少我国对外投资面对的外部阻力和不确定因素。从几十年投资情况看，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在日趋下降，相反发展中国家在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也在调整着投资规则制定，从强调东道主对投资管理的权利到强调保证投资环境、投资者权益。从长而计，中国必须推动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
三、中国与多边投资体制的构建
开启推动多边投资体制谈判工作无疑面对着许多以往国际投资协定谈判所面临的普遍议题。首先是谈判平台的选择，根据以往谈判的结果，目前来看世界贸易组织是很好地平台；然后是目标的设定，目标设定要去除完全自由和完全保护的思维方式，要追求互利平等的合作目标；再有就是谈判策略，要推动多边投资体制谈判的顺利进行，就必须采取“议题交换”的策略，即一方通过在特定议题上的妥协，换取另一方在其他议题上的让步。例如，在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非常关注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补贴等问题，而发达国家则关注投资、政府采购等议题；最后，关于“例外”条款的达成，建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下而上”的方法是指各缔约方在总体上坚持一个适度的标准，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在这个标准之上进一步做出更高的承诺，但可以把不准备或暂时不愿意接受协定条款约束的议题排除在正面的承诺列表之外。
总之，随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提出，开启了国际投资合作新机遇，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新发展的制定，并且接受这些新规则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