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1
政治传播研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一定发展后才出现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和研究对象看，大众媒介与政治的关系也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流事实上。我国学者邵培仁曾做过有益的尝试，他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的本质及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可是，他强调这只是一个“功能性的定义”[1]（第8页）。
政治传播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这些研究大都是零散的只言片语。在上世纪中期，西方学者才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独特的传播现象单列出来加以考察，并进行建立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尝试。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认识到了政治宣传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也让人们认识到大众传播与政治这两种社会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传播现实受到关注的同时，也随着传播学的发展，学者们创造了许多的与政治传播相关的传播理论，如社会理论、知觉理论、功能理论、游戏理论等等[2]（第48-51页）。政治传播研究的序幕由此揭开。因此，考察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综观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百年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一、萌芽期
从第一批国人创办近代报刊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我国政治新闻学研究的萌芽期，在这个时期，政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都深刻影响着新闻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有许多报人举起了新闻自由大旗，反对迫害言论自由的行为，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中国已经确立了“自由主义”新闻学术和教育体系[3]（第611页）。抗日战争开始后，报纸服从宣传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不断扩大，我党的新闻事业也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新闻思想。
但是在这个阶段，政治传播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出，“国之强弱，则在于其通塞而已”，并称报纸是国家的“耳目喉舌”。通过实践和苏区的新闻改革，总结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宣传理论，对宣传的策略、方法和任务等等都有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工作的论述主要出现在领导讲话和报纸文章之中。我党的宣传理论更关注群众的重要作用，坚持党和群众办报相结合。这也是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这个时期的政治传播研究有2个特点：1、关注大众传播媒介的工具理性。2、研究大都停留在现实层面上。
二、低潮期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这段时间里，人们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研究，连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新闻观也被极左思维取代。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论文，政治传播研究几乎毫无进展，连政治传播研究萌芽时期那种停留在现实层面的思考也几乎没有。在如此重视政治传播的年代，政治传播研究却相对滞后，这只能说是一种遗憾。对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和新闻观也未作深入探讨，原因有两点：（1）在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高压之中，取而代之的是教条及硬性规定。（2）新闻教育发展滞后，新闻学科发展缓慢。
三、勃兴期
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是我国政治传播研究高速度发展的时期。拨乱反正后，极左的政治思维得到了纠正，同时，大众传播媒介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新闻研究开始复苏，西方政治传播学理论开始进入中国。有的学者则开始尝试建立政治传播学理论体系，比如最重要的两本书就是张昆先生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2003）。邵培仁先生的《政治传播学》（1991）和此书目的在政治学和传播学这两门学科之间架起桥梁。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我国学者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传播学理论体系。《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一书则试图“对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进行全景式描述，探讨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艺术及其功能的调控，揭示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4]（第1页）。该著作融合了众多中西方政治学、传播学理论，与国内同类型研究相比，此研究显得相当深入。
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1、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马克思主义仍是最重要的指导理论。3、对西方政治传播学的介绍还比较简单，研究还比较薄弱。4、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使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很少。从整体上看，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在萌芽时期过后就进入低谷，对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来说，发展还比较滞后。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相比，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明显还缺乏多样性。
政治传播学与本国政治生态有密切的相关性，政治传播的智慧与经验也大都来自与本国的政治实践与传播实践。所以，政治传播学的主要面向应该是本土研究。近年来，虽然我国学者已经在历史和现实层面开始了对本土政治传播的考察，但还有很多处女地尚未开垦，政治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仍有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