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中根据地爱国主义教育的背景
华中地区处于中国长江南北，经济、交通发达，是中国心脏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华中地区成为日、伪、国、共四方必争之地。
在全面侵华过程中，日军充分认识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华民族的心理”，因此积极开展思想战，把奴化教育作为征服中国的重要手段。日军占领华中地区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期“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瓦解中国军民及政府的抗日意志。日伪在沦陷区各学校用的教科书中都编写了“日满华一体”“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毒化青少年的内容。修身课的内容也是宣传所谓的“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和“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理论，甚至还把这种宣传渗透到中国的传统民俗中。1939年春节，南京街头各家各户的对联贴的竟是“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中日真正和平”[1]p155。而其他的文化产品，如年画，内容除限定为古典戏剧场面外，就是关于“大东亚共荣”之类的宣传。
汪伪政府建立后，为消弭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民族意识，也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汪伪奴化教育政策紧紧围绕“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方针制定并组织实施;后期为配合日本所谓“大东亚战争”，其教育政策是围绕着“完成战争之使命”而制定。在“清乡”期间，日伪在占领区也积极推行伪教育，提出“学问无分你我”，来诱骗青年学生，又制定了“清乡教育实施纲领”，提出“清乡先清心”，“用教育的方式完成清乡大业”，“用教育来确保清乡成果”等等，企图以教育来实现伪化思想的毒辣阴谋。[2]p568
国民党更是把华中看成是命根子。在华中失守时，国民党有组织地留下几十万部队，一方面是在敌后进行抗日斗争，而更重要地，就是跟共产党新四军争地盘，尽可能限制和消灭新四军。在不断制造军事冲突和摩擦的同时，国民党还对共产党和新四军进行各种污蔑和错误宣传，极力歪曲新四军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极为重视华中抗战，抗战初期就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特派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到华中领导抗战。毛泽东明确指出：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的突然事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3]p543但由于华中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抗战爆发前，这一地区基本没有进行抗日的政治动员;抗战爆发后，民众受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影响很深，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身上。而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沪宁杭的相继失守，广大民众人心惶惶，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当时的江南群众，一闻日军来到，只有远走高飞，甚至离敌还有七八十里，就逃之夭夭。”[4]p17
不仅普通民众对国民党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对国民党的认识也存在很多误区。例如，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很多“初入伍的战士，不知什么叫阶级，什么是阶级压迫和剥削，只知道抗日，分不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国军’的本质区别”[5]p340。因此，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深入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抗日主张，不仅是与日伪争夺民众的需要，也是与国民党斗争的需要。
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华中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也是抗战教育政策，“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贯彻学用一致的精神，培养抗战建国专门人才”[6]。
1.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兵民是胜利之本。”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使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普及到全民族，这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要条件。抗战教育的目标，就是以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教育干部战士和广大民众，把他们培养成为坚强的抗日战士。这样的抗日战士，能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具有“抗日救国”的爱国意识、民族觉悟与牺牲精神，同时还要具有抗日的知识与技能，并能够成为抗战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公民。正如陈毅所说，文化教育工作担负着“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工作全面配合，来推翻日寇，改造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其影响和结果“将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不仅是抗战文化推行的眼前需要，而且已经是中国的文化改革的伟大任务的开始”。[7]当时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盐阜区就明确规定：“今后的文教总方针就是培养为新民主政治服务的干部和适用于新民主政治的新公民。又以培养民族精神，民主思想，集体意识和劳动观点为主。”[8]p444
2.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华中抗日根据地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包括部队的干部战士、青年学生和广大普通民众，基本方针是“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对中共华中分局和新四军来说，尽管干部教育是第一位的，但是真正争夺的教育对象还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因为新四军的干部战士和青年学生是纳入抗大分校和中等学校进行学习和教育的。
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是在敌伪顽的夹缝中生存，斗争更为艰苦和残酷，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对他们进行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就显得比其他地区尤为紧迫和必要。然而，在全面抗战爆发时，很多农民还处在无准备无号召也无组织的散乱状态，并不明白民族抗战的意义和抗战与他们的关系，缺乏应有的民族意识和抗战觉悟，虽然确实不乏奋起反抗侵略和主动支前者，但更多表现的却是麻木不仁、惊恐慌乱、束手待毙甚至公然附敌。因此，必须培育农民的国家民族意识，增强农民对根据地政权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参与意识。 3.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必须对广大干部战士、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要“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这是抗战教育一个鲜明特点，也是中共在华中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擅长以政治教育的形式开展部队思想工作，加强部队的民族意识，激发抗战热情，坚定抗敌意志，教育部队认清持久战的意义，提高胜利的信心，做好克服困难的心理准备。着重用民族精神教育干部，把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高度，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同时对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世界近现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
在学校教育方面，对学校的课程进行改革，总的原则是着重于抗日战争知识和生产知识的增加，国语课增加抗日故事讲读，其体裁多采用当地民歌、民谣、小调等。历史教学方面亦以中国抗战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为重心。[4]p114例如，1943年皖江区第一届参议会宣布，包括私塾在内的小学一律采用新教材，禁止使用伪化教材。新教材内容是：揭发日伪罪行，弘扬根据地大好形势，介绍中国人民抗敌英雄事迹，寓政治性、文化性于一体。
对民众教育，华中根据地坚持抗日、民主以及反“清乡”斗争的教育内容，紧紧依靠群众，加强战争观念和群众观点，坚持民族气节，粉碎敌汪的伪化、诱骗、迫害和各种摧残行为。[2]p569-570除了深入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就是用抗日战场上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与崇高的品德来教育人民，激励他们英勇杀敌。
三、爱国主义教育的措施和方法
1.部队干部战士教育。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干部教育非常重视。除抗大华中总分校外，还有抗大四分校（淮北）、抗大八分校（淮南）、抗大九分校（苏中）、抗大十分校（鄂豫边）、抗大五分校（苏北），中共中央华中局还创办了党校，各区党委也办有党校。他们招收部分在职的军政干部，同时招收广大的知识青年。1939年，新四军成立教导总队，要求受训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统一战线等理论知识，进行阶级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启发教育，从而使广大指战员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
抗日教育是部队干部战士的基本教育，贯穿于整个抗日时期。教育方法是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激发民族仇恨，鼓舞抗战士气。例如，联系日寇烧杀淫掠的暴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及汉奸卖国贼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行径，使战士们认识到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歼灭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就不能解放。[4]p339
2.学校教育。在新四军进入苏中敌后创建根据地时，国民党顽固派曾对教育界施加压力，不许同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合作，把学校解散;对继续开学的宣布不承认学生学籍。他们还专门召开所谓“老庄会议”，勒令教员具结，不得为抗日政府办学，同时又派遣特工进行破坏。而当地民众和教育界人士对中共和新四军并不了解，对国民党“老中央”存在着正统观念，教师和学生抱着观望和疑虑的态度。所以在学校工作中，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也是非常复杂的。[2]p567
针对华中地区教育发达而缺乏政治性的普遍状况，根据地党委采取了以“抗战教育”提升文化教育的工作策略，积极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例如，苏中根据地的学校教育，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教育的最主要的内容。不仅教材中有宣传抗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而且在整个教学活动中，都很重视爱国主义。
中共领导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各级民主政府，把开展教育工作与教育改革相结合，将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将普及教育与提高教育相结合;普遍实行改造旧学校，兴办新学校;采取集中教学、分散教学、隐蔽教学等不同方法，使根据地的教育很快开展起来。教学内容除正常的知识课外，突出抗日政治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内容，讲求实用性，教材内容生动形象，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融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为一体。通过教学活动，团结了广大的教师和青少年学生，赢得了民心，学校也因此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在大“扫荡”时，“敌人的足迹所到之处，学校总是首先被毁，但也只要敌人离开那里，那里的学校就会自动恢复”。[2]p443
3.群众社会教育。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普通民众，是教育和争取的主要对象，是保证抗战胜利的生力军。所以，抗战群众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使其在“识字明理”的基础上奋起抗日。
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社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推广得比较普遍的是冬学、夜校、民校和识字班等。各级政府都成立冬学委员会，负责领导冬学运动，普遍兴办民校、识字班。以村为单位，一村一校，邀请当地进步士绅知识分子为教师，分青年班、儿童班、老年班、妇女班，分班上课。
根据地各种形式的冬学，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动员，和平常的识字教育运动迥然不同。[2]p421因此根据地规定，宣传动员民众入学，以政治动员为主，不靠单纯的行政命令，严格禁止一切处罚、抽调、强迫等方法。[2]p422政治教材由根据地冬学委员会根据中心教育内容编辑，民校课程包括识字课本、政治讲话、音乐、时事报告（多报告本地消息），向民众宣传抗日民主与爱国主义道理。运用的教材，除了政治教材外，还特别注意敌情报导和我军胜利消息，以鼓舞士气，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针对农民群众文化素质低的特点，根据地党委将抗日救亡的民族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口号标语编入识字教材，创造性地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知识教育紧密结合。
华中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日伪顽的不断“扫荡”“清乡”和制造摩擦的艰苦条件下，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与中共深入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在新四军到来之前，华中地区民众曾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即使后来参加新四军，最初的动机也非常复杂。“这里面有些算是比较纯正的动机，也有不纯正的动机，但都是为了个人打算的。”[9]p280然而，经过中共积极的宣传教育和政治动员，加上新四军的纪律严明和表率作用，人民群众中开始流传“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逐步成为广大农民参加新四军的主要动机，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事迹。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中共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军并取得全国政权，是与其在遵从农民固有的生活逻辑的同时，竭力提升农民参军的原始动机，乃至民族主义和阶级觉悟的高度的做法分不开的。”[10]
华中根据地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粉碎了日伪奴化教育的阴谋，提升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民族精神和抗日热情，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打破了国民党对新四军的错误和欺骗宣传，提高了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民主意识，为坚持抗战胜利和未来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