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个时期，发展研究的重点一直是经济，然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却并未能顺利地走上发展自己工业的道路。相反，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反而陷入了联绵不断地混乱和动荡的局面之中。在60年代后半期，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地区，似乎都牢固地确立了以集体暴行、军事政变与分裂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这使人们意识到，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远比西方国家要复杂，而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解决其政治发展的矛盾也就更为迫切。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起步必须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但依靠什么力量来建立这一政权，在实践和理论上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直到依附论出现，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并由此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这里我们准备从依附论入手，对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权、政党以及其工业化领导力量的组成和其作用进行分析，以便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依附论与世界体系
二战后主要由西方国家开始的发展研究，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阶级，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等为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地将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第三世界国家本身。[1]这种偏颇显然无助于正确和客观地认识第三世界的历史与现状，于是，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试图在发展研究上有所突破，所以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依附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依附论者着重从国际经济学方面寻求突破口，他们认为，不发达状态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在恶劣的贸易条件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导致的结果，第三世界的落后是当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只有从这种国际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困境的根源。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看，依附论者至少得到了如下一些启示：第一，资本具有创造世界市场的倾向，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本质的反映，第二，由此扩张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各国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西方列强处于支配的中心地位，亚非拉国家则处边缘的被剥削的地位。西方的发达是列强暴力分配世界市场诸价值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掠夺不发达地区剩余价值的产物。只有“中心”国家才能在世界中获利，而“边缘”国家却吃尽了苦头。[2]此外，他们也相信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及相应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历史主要动力的观点，并以此推论出，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状态是遭受国际资产阶级剥削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依附论者首次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概念扩大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依附论的理论先驱者之一巴兰(Paul Baran)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潜在的经济剩余都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国家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障碍。然而，巴兰指出，第三世界的剩余产品都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侵吞了，所以才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停滞，技术原始和社会落后的状态。[3]
而弗兰克实际上是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提出“依附”概念的。他认为这种依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所造成的，第三世界被迫接受世界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主要为满足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而生产，从而使第三世界“依附”于发达国家。其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无法也不愿去创造本民族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甘愿充当买办。这个阶级的财富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并帮助中心的统治阶级将自己国家的剩余产品转移到国外。因而，第三世界的政府、政党、官僚、军队等等，都不过是都市中心对卫星地区控制的工具而已。从世界范围看现在只有两个阶段：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及其在各地的附庸，以及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阶级。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统治着贫穷的大多数人口的权力精英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外国资本家，本国寡头和当地的国家政权。[4]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外国资本的助手，而国家政权则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了。
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此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认为其国内的社会政治结构只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物，这种看法显然又过于偏激了。
一些学者从依附论的角度考察了非洲诸国的情况后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科林·利斯最初曾认为肯尼亚国家政权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屈从于都市资产的需要和利益的，但最后他却修正了这一观点。因为肯尼亚资产阶级除从事商业性农作物生产外，还涉足于房地产、建筑业、矿业、保险业甚至制造业。这意味着地方层次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能够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抗衡的程度。事实上，肯尼亚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利用并将继续利用国家机器来巩固他们在国内外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一事实表明，应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角度考察特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以此确定边缘地区最初的资金是怎样积累，并积累到能够进行工业化的程度的。[5]
从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个案研究中也表明，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连充当“买办”分肥的资格都没有。因此，从一个长时段考察，无论多么“卖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利益都不可能与都市中心完全一致￡?更不用说心甘情愿地受都市中心控制，被排除在它认为自己理应享受的利益份额之外了。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注意到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但他却沿着另一条思路继续发展了依附论。他的基本观点与弗兰克相似，宣称从16世纪起世界就已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但沃勒斯坦认为弗兰克的局限在于仍将不发达现象作个案分析，认为只有把低度发展的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低度发展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只要有利可图它就要继续生产，直至扩张到利润的边际为止。所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世界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现象。[6]这是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的眼光，即是说发达与不发达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现象。这是他的理论被称为世界体系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以“核心”和“边缘”的概念取代了弗兰克“都市中心”与“卫星”，核心经济主要指制造业、银行业及相关的先进经济活动，而边缘经济则基本局限于初级产品的生。与弗兰克一样，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是由边缘的剩余价值流向核心构成的，但与弗兰克的区别在于，他不仅用国际劳动分工和技术领先来解释为什么北部核心地区能占有其余地区的剩余价值，而且考虑到了政治的因素，即认为政治力量的不对等强化了世界的不平等。核心经济能够发展出强大的国家机构，这种强大既表现在国内又表现在与他国的关系之中。边缘经济只能产生弱小的国家，意味着它们无力控制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条件，其从属经济的地位因此变得更为确定。[7]沃勒斯坦也认为边缘地区的头面人物即买办，是核心地区吞占剩余价值的帮凶。 在他看来，国家无疑是国际经济的副产品，甚至宣称，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既没有封建体系也没有社会主义体系，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在形式上被确定为资本主义。因此这个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现实不是国家政权而是阶级斗争，是边缘地区对核心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与种族意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纠缠在一起。结果，沃勒斯坦在注意到政治的同时，却依然把政治看作是“依附”于经济的，否认了政治的独立地位，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依附学派的学者们将阶级分析的概念引入发展研究之中，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然而它依然暴露出许多弱点，除“依附”这一概念含糊不清，核心从边缘榨取的剩余价值难于界定和量化，以及将不发达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外因与历史外，关键在于它的阶级分类概念过于笼统，从而忽略了局部地区内部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尤其是边缘地区本身政治势力和传统势力的种种变化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并由此将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作用放在可以忽略不计的位置上。显然，这种理论上的缺陷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领域的进一步探索留下了余地。
◎第三世界的工人与农民
二战后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并不完全等同于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反映了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研究中所发生的变化，并致力于表达第三世界的看法。正因如此，不论人们怎样评价这种变化，对这种变化的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这种变化导致新马克思主义者自认为在精神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实际上又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一定差距，按福斯特·卡特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要从核心地区，而新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边缘地区角度的来看待帝国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的分析主要建立在对欧洲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并强调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更注意其他潜在的革命阶级。
三、马克思主义十分注意客观的因素，新马克思主义者更强调主观因素，如意识，文化等的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十分乐观地看待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则更希望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寻找某种平衡。[8]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都希望寻找新的社会革命力量，以砸碎帝国主义的“依附锁链”。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种特殊的政治观点来考察不发达国家社会阶级形成的特征与范围，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
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国家正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的资产阶级在逐渐成长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援下，通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将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到那时，工业无产阶级也将成为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先锋队。依附论者则认为这些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不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的斗争所建立起来的，因此下一阶段革命代理人已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广大群众。
在这些重大问题愈上，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主要是由于他们谨慎而有条理的研究方法，而不在于意见一致。他们很少确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对它或其他阶级，阶级中的各派别以及正在形成中的阶级关系很感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得人们对国家及如何运用国家权力倍加关注。[9]
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承认，工业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援下将成为社会革命的主要支柱，但到了60年代，部分是由于依附论的影响，无产阶级的地位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反映在有广泛影响的“工人贵族”理论中。列宁曾认为帝国主义大量掠夺所产生的剩余，可用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即工人贵族，使他们成为本国制度的拥护者。这种观点被沿用到第三世界的阶级分析中，普遍形成了对本国无产阶级的潜力过低估计的看法。例如，阿莱依（G.Arrighi）和索尔（J.S.Saul）就认为，从殖民时代开始，一部分非洲工人就不断分享本国上层集团从农民那里榨取来的经济剩余产品来满足自己挥霍性的消费，“在殖民时代就建立起来的较高的工资制度保证了劳动队伍中一部分高收入工人的稳定性，他们的高收入证明了割断与传统经济的联系是对的。反过来，这种稳定又推动了高收入工人的特殊化以及他们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同时进一步增加了一小部分工人的收入。而他们就代表着热带非洲的无产阶级，他们享受着高于非技术劳工三倍的工资收入，和那些受雇于行政机关及外国人所办企业中的精英和次精英一起，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热带非洲的工人贵族。”[10]
这种经济方面的利益一致，其政治含义就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对于在制度上谋求革命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是现存制度的受惠者。工业无产阶级既然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剩下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农民了。在这种意义上，农民被期望承担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于是，学者们开始对农民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和一个持久的社会实体重新作了积极的评价。埃里克·沃尔夫就认为，农民在墨西哥，俄国和中国、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斗争中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1]随之而起的则是一股对农民作用过度拔高的学术思潮。
新马克思主义者介入这场论战时，首先对城乡社会结构进行了更为严肃的分析。他们寻求既明确又合乎逻辑的分析范畴，并且对实际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给予公正的评价。他们强调城乡各阶级的存在及其内部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及变动性，但不愿加以概括以形成固定的模式。其次，他们坚持要对农民加以严格的定义。如果农民阶级在概念上不是一个自主的，可以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转变的单位，那么也许就应该完全抛弃使用农民这个词。当然这种极端的看法遭到了沙宁等人的反对，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将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尽管农民之间的差别很大，但农民阶级或者说多种多样的农民的存在确实是第三世界一个最重要的现实。[12]因而，农民是必须研究的，而且必须将农民放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中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结合的背景下加以认真的考察，这种看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
沿着这条思路研究的进展集中体现在莱昂纳尔－克利夫关于东非农民动员问题的讲座中，而他们关于布干达王国的分析尤为令人注目。在殖民时期的布干达王国，仍是某些与封建生产方式有密切联系的势力占优势。英国殖民者的目标是劝导农民生产商品农作物以供出口，起初他们绕过国王直接向封建酋长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建立棉花种植园。这些酋长们认为按旧有方式让农民耕种更为方便，并可以从中榨取地租。殖民者后来又转而鼓励农民进行商业性的耕种并供给土地，结果在这一地区引来了相当多的移民。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农村阶级结构：在最上面的是大地主，中间是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者及富农型的农民，下面则是贫苦的自耕农和雇农。就社会群体而言，还可分为本地布干达人和外来的移民。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农民之间的联系显然十分薄弱，要他们起来进行反抗也是十分遥远的事。所以，农民不是一种社会变革和反叛的靠得住的力量，尽管“农民总是受害者”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但并不能由此高估农民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13]
另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农经济将趋向消失，尽管这个过程较原来设想的时间更长也更为复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仅靠农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动，他们是不可能进行革命的。农民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不是一个有潜力的历史性阶级，它没有统治的使命，它对社会的见识不过是小农社会结构的再现。[14]农民阶级必须接受其他阶级的领导，而且必须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才不致于被瓦解。比如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资产阶级经营者为了遏制工业无产阶级就从利用的角度出发去联合农民。[15]当然，学者们也不愿忽视农民的作用，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看法趋向一致，即农民阶级的支持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彼得斯认为：“在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最初的动力、组织、领导及革命斗争的思想意识，确实是先从边缘地区中经济较为‘先进’的地区开始的。……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开始于孤岛的先进地区的革命，其成功仍得依靠处于落后区域的广大社会力量（农民）的联合努力。”[16]
农民既然要依靠工人才有所作为，就不能不重新考虑工人贵族的问题，否则第三世界的革命动力和中坚力量的问题仍无法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能仅从表面的工资收入统计资料看工人的生活水准，而应当考虑到他们在赡养城乡的亲属后，能有多少实际的收入。即使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收入有差别，也并不意味着熟练工人明确意识到了自己的优越地位和独特的利益。在许多非洲城市，人们经常谈论工资收入者和非工资收入者在生活方式上的相近，但从实际情况看，现在不是工资收入者，而是那些小个体户过得很不错，这就使工人贵族的看法在发展中国家很难立足，因为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与社会其他等级相比，并不优越。因此，这部分无产阶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构成或等同于政治精英的一部分，仍然是有争议的。
于是，学者们开始把原来那种将城市无产阶级的概念局限于熟练产业工人的狭隘看法转变到一种范围更大的工人阶级的概念上。这不仅需要把传统的著作中那些雇有10个人以上的企业中，全天工作的工资收入者看作工人，还应包括那些季节性和临时性的工资收入者。此外，农村的工资收入者也应考虑在内。新出现的词语“农业无产阶级”（Peasantariat）就是指这部分工人。由此观之，工人阶级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它也已表现出自己的战斗能力，例如非洲和亚洲的工人组织经常处在反对殖民主义运动或民族运动的最前沿，尽管这些斗争尚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斗争，但它们的进步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正如桑德布鲁克所说：“工人阶级在其他地方已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而在这里仍然势微力薄且刚刚起步，他们只是半无产阶级并主要出现在非工业领域。……可是民族工人阶级的数量正在壮大，并在稳定地发展，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萌发了基本的阶级觉悟，虽然尚难说已具有革命的性质。然而，在今后的发展战略上这种影响是不应忽视的。”[17]
但另一些学者则反对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加以滥用，即无产阶级是“所有革命的代理人”，即便象越南革命这样95％的参加者均为农民，仍被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随之而来的结论是，所有被剥削的阶级，都不是天生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或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他们变成什么样子，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他们可以得到的价值观念。[18]换句话说，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并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动力，他们可能被保守主义俘虏，也可能拥护法西斯主义。仅从其经济地位来判断其革命性，显然是不充分的。
但无论如何，人们不能否认边缘地区依然存在着阶级，只是其构成和功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多独特之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些阶级都面临着本民族的发展，因而，其“阶级意识”或“阶级行为”就不可能不打上这一印记，并使得照搬发达国家的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显得简单粗暴。只有放弃一些先入为主的框架并作深入的研究，才可能得出合乎实情的结论。
◎阶级与政权
无论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如何评价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他们大致同意这样的看法：“从整个政治制度来看，任何阶级，集团或部门的行为不是来自他们阶级自身固有的功能，而是在整个制度下与其他阶级相互作用的产物。”[19]因而，政治制度的阶级联盟的性质，在分析中理应占据中心位置。
依附论者的学者们曾认为，第三世界的政治精英，不论其出身如何，都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国家也只是他们的统治工具而已。但另一些依附论的支持者也曾有一些保留的看法，即认为如果在某些国家的自发资本主义发展是可能的，那么国家的性质及其政策就是一个重要的变项。
而注重生产方式的学者们则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内的社会变化不定，因此占统治经济地位的阶级构成不能预先确定，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调查研究。这就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已经掌权的阶级和那些向往掌权的阶级可以共存。除去买办外，还可发现封建的半封建的阶级以及当地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处于不同的形成阶段，软弱而又分裂，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单独且有权威地担当起控制政治制度的责任。由于统治阶级的构成具有复杂性，因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性就不能认为是不言自明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抓住了这个突破口，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
这批学者的理论渊源可上溯至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那里。葛兰西强调扩大知识分子，突出领导权的概念和东西方革命战略必然的不同性。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即他们在职业工作之外，还必须是一个具有审美意识的哲学家与艺术家，对世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而对维护或改变世界观作出了贡献，形成了新的思想方式。而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有组织地亲自参与创造了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每个阶层都具有同质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有自己明确的职能。[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