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71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5-0055-05
一、前元庄实验的神话与破灭
前元庄实验是上世纪末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典型。前元庄是山西省吕梁地区（现吕梁市）柳林县管辖的一个偏僻山村。上世纪80年代末，在“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农村普遍开展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1987年山西省陶研会副会长、吕梁地区教育局局长刘辉汉带着“探索一条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路子”的实验方案来到前元庄村，与前元庄村支书康梦熊的想法一拍即合，当年8月，前元庄小学改名为“前元庄实验学校”，开始了前元庄教育实验的大胆探索。前元庄实验学校的改革一改过去农村教育脱离实际需要的路子，通过农村教育内部结构的调整，使农村教育更好地服务农村当地的发展，探索出村校一体、“三教统筹”的农村教育发展模式。
第一，村校一体。校长兼任村长，农村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相互促进。建立教师联系农户制度，为农民脱贫致富当参谋和提供技术指导。学校教师被聘为村委会的“智囊团”，共同参与对全村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重要问题的决策。学校专任教师兼任成人教育的文化课教师，有专长的农民受聘兼作学校劳技课和实习的指导教师。资源共享，学校的图书、实验仪器等向全村农民开放，村里的果园和田间作物为学生实验和实习提供基地。使农村教育直接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提升农民的素质服务。
第二，“三教统筹”。在教育内部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学校设学前教育、小学、初中和成人教育等部分，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相互渗透，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相衔接。初中劳技课突出农村特点，力争使学生掌握一至两门实用生产技术，初中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的，转入本校成人教育继续学习。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升学有基础，回乡有技能”。
经过7年的改革实验，前元庄村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4年前元庄摘掉了“贫困”帽子，人均收入由1987年的320元提高到1994年的1100元，基本扫除文盲，适龄幼儿全部入园，小学的入学率、巩固率达到100%。前元庄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不断得到全省和全国的认可，其经验也被不断宣传推广，成为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典型案例。
但随着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富裕起来的村民再也不愿意将孩子送进为农村本地服务的前元庄实验学校，而是将孩子送进更好的普通中学，为考大学作准备。同时随着农业效益低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前元庄村生源流失相当严重，“如今的前元庄实验学校又回到了应试教育轨道上，当初那场轰轰烈烈的变革竟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连记忆都变得模糊了。”[1]
前元庄教育实验的衰落并非前元庄之过，而是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发生了变化，而农村教育发展最大的背景就是城镇化及其由此带来的城乡关系的变化，前元庄实验的兴衰皆系于是。农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农村教育的治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而应全盘考察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城乡互动关系。费孝通曾言，“中国社会变迁中都市和乡村至少是同样重要。若是离开了都市的研究，乡村的变迁是不容易了解的”[2]。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某种角度上看，就是一部城市化的发展史。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一方面，面临着由入城市文化的浸入，而造成的农村文化的自卑与无措感；另一方面，在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和转变的过程中，农村也面临着日益空心化的凄凉之境。在城市化裹挟下的农村教育犹如中国早期现代化一般，显得被动与消极，愈发找不到农村教育发展的根基所在，在发展取向上是服务乡村还是服务城市，在发展路径上是仿照城市还是立足乡土，这些困惑一直伴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经历了彷徨失据的30年。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历程
基于城乡关系变迁及农村教育的应对心态，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封闭探索，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建设服务（1978―1992年）
“文革”结束后，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国家工作重心逐渐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农村教育能否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如何服务？成为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首要问题。“教育结构要同经济结构相适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如果农村办学不为农业服务，不为农民服务，那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3]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开始了服务农村社会发展的探索。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湖南省桃江县委关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指出“农业现代化迫切需要大批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人才，迫切需要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因此积极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定要抓紧抓好。”对于如何发展变革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服务，在报告中指出，“由单一的抓普通教育，进而发展到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幼儿教育一起抓。”这时，已经有了初步酝酿的“三教统筹”思想。为了更好地利用农村教育来为农村当地社会建设服务，要求农村教育结构作出调整，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由此，1980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指出，“县以下教育事业应当主要面向农村，为农村的各项建设服务”，提倡将部分普通高中改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方向，即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文件提出“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振兴农村经济，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在这种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迅速发展，如湖北利川县将原有的30所普通中学调整为10所，举办农业中学9所，其中由普通高中改办2所，恢复4所，新办3所。根据利川的特色，办起了药材中学3所，农业中学2所，林业中学1所，坝漆中学l所，园艺中学l所，畜牧中学l所[4]。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在此方针的引领下，“农村教育主要应为当地建设服务”成为当时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各地开始有系统的进行农村教育整体（综合）改革的实验和研究。1987年2月27日至28日，国家教委和河北省政府联合在河北涿州召开农村教育改革实验区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实验工作正式启动，农村教育改革由自发行动转向国家推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其实质就是改变过去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的办学思路，将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定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主要通过变革农村教育的结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实现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以此来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自1980年代末期正式开始到1995年以前，在当时的城乡分割背景下，曾一度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到1990年代中期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越来越难以推进。
（二）陷入困境，农村教育面临着离农与为农的两难抉择（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逐渐建立，国家提出户籍与粮食供应脱钩，我国社会的人口流动规模更大，与1980年代相比，农村社会更加开放。同时由于农业生产效益的低下与乡镇企业发展高潮的衰退，农村人口不再像1980年代一样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内部就地转移的方式，而是掀起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进城运动。见图1。在1990年后，我国人口流动规模日益增大。人口向城性流动的加速，使农村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也使得拘泥于农村内部通过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农村教育的模式不再有效。这首先表现在，曾经火热的农村职业学校面临巨大的生源危机。
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不再希望通过就读农村职业中学而在当地就业，他们倾向选择就读普通中学或更为直接的外出打工，“读几年职高，花几千元钱，毕业后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不如早些外出打工，还可以挣几干元钱。”[6]
据统计，1993年，全国农村职业学校招生比上年下降7.8%，1994年职业高中农业类专业招生数比1992年下降38.3%，绝对数下降近10万人。四川某县有4所农村职业中学，1990年每所学校在校生人数都在400名以上，而1994年有3所学校在校生人数下降到150人左右。招生情况也一年不如一年。1993年，有3所学校分别招生43人、41人和37人，1994年的情况更槽，4所农村职中分别只招到32人、31人、29人和17人[7]。可以看出，在199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开始走向滑坡，农村教育发展面临重大挑战，这也是山西前元庄教育实验走向衰落的原因所在。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使农村职业学校发展受挫的同时，也带来了其他教育问题，最突出的当属由农民外出务工造成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1994年“留守儿童”这一概念出现在报刊当中，《?t望新闻周刊》署名一张的作者发表了题为“留守儿童”的短文，呼吁道，留守儿童是社会上特殊的群体，是一个潜在的“人之患”。关心对他们的教育，是少年儿童工作中一个新的课题[8]。可以看到，在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下，农村教育出现了危机，农村教育的发展已不能仅靠“三教统筹”“普职融合”等思维和方式来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路径必须作出重大调整。
（三）以城带乡，农村教育消极适应阶段（2002―2012年）
在城市日益繁荣的景象下，农村却走向衰落，“三农”问题日益突显，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21世纪初我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的发展思维已不能适应城镇化迅速推进的形势，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割据，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逐渐成为共识。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可以说，农村发展的滞后，已经不能完全靠通过农村自身的机制来改变，而应通过外部的差异性和补偿性机制来促进农村的发展，促进城乡走向一体化，概括起来就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农村教育方面，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的流动来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城乡教育联盟、结对、领办、托管等新的学校运营模式。与其他领域的以城带乡不同，教育上的以城带乡更多是靠人员的流动来实现的，而人员的流动更具有自主性，在城乡间自然、社会环境仍存在差距的情况下，这种城乡教育“互动”很容易流于形式，被动地完成着上级要求完成的交流次数和人数。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我国的农村教育，更多扮演着一种消极适应的角色，发展不理性。这主要表现在因农村生源减少而开始的大规模学校布局调整上。2001年开始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因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考虑不足，配套政策落实不够，而饱受诟病。一方面，一刀切地将一些本该保留的农村教学点撤掉，给一些地区学生的上学带来困难，“农村学校的撤并引发了程序正义、学校规模与机会公平等争议。”[9]另一方面，在配套政策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撤并，导致出现各种问题，如校车事故频发、寄宿制学校建设不够、学校生活教师编制缺额、学生的用餐问题、城镇学校巨型化、学生的家庭教育缺失等问题。因此，国家有关部门从2011年开始陆续出台配套政策，试图纠正之前出现的布局调整中的问题。如2011年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营养午餐计划》，2012年又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由单纯考虑效率转向兼顾公平，我国农村教育发展进入“后布局调整阶段”。 其实，农村学校的大撤大并是我国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特点的体现，这一时期我国的城镇化推进整体而言较为粗放，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农村学校呈现出明显的“离土”倾向，小学进镇，初中进城成为这一时期农村教育发展的写照，农村学校在空间上快速城镇化的同时，由于人口的城镇化滞后于这种空间城镇化，就导致了上述布局调整后的问题。因此，应从根本上反思传统城镇化的问题，探索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发展的新路子。
（四）田园教育，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教育的特色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路，不同于以往对城镇化的消极态度，认为城镇化是“新四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将城镇化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最大发展红利和增长引擎。新型城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城镇化是要规避以往城镇中不重农村文化特色，盲目崇拜城市化的弊病，使农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具有“和而不同”的气质，同样极具魅力。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也将走上一条不膜拜城市教育，具有自身特色和文化气质的新路子――田园教育。
所谓田园教育，是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依托自身丰富而优越的自然环境资源，综合考虑农村社区发展需要和学生发展需要，使农村教育走出一条既带动农村社区发展又促进农村学生健全发展的道路。当前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田园教育的端倪，如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充分利用农村地区广阔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化的社会资源，打破学校的围墙，让学生走出学校，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然教育的有机结合，创建特色教育模式，培养具有实践操作能力、有兴趣特长、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成都市蒲江县成佳中学，基于成佳乡茶叶产业发展的优势，创造性地将“学校+家庭+企业+社区”结合起来，一方面，将茶文化引入学校课堂，开设“茶?人”礼仪校本教育课程，让学生在浓郁的茶文化环境中受到浸润，激发学生热爱茶乡，建设茶乡的感情；另一方面，拓展学校的社区教育功能，为企业培训懂技术的学生和家长，企业为学校提供实习基地，派公司技术骨干兼职学校教师。学校还强化农村学校社区文化中心的定位，积极探索和创新教育资源的有效开放形式，充分利用学校场地、器材、师资力量等优势，广泛组织有社区群众参加的各种文体活动，引领社区群众健身、健康的生活理念，共建、共享文明社区。
一直以来，农村教育就是我国整体教育布局中的薄弱环节，就似先天带有残疾病根的孩童一样，父母虽倍加呵护，但仍难免心头之痛。如何发展好农村教育，人们的思考和实践从未停止过。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可以看出，农村教育的发展需要高屋建瓴，把脉农村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从城乡关系的变迁中，自觉找出自己发展的机遇，不可固步自封。同时，农村教育应思考立足本土，利用自身有别于城市的特色，从城乡教育的对照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当前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将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与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同时进行[10]，通过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创造外部利好的条件和制度保障，通过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校社一体”、“三教统筹”，在农村与社区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农村教育反哺农村与培育健全人格学生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