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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教育的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11(b)-0215-02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建设格局。党和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的宏观战略布局,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向外界传递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志和决心。同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部署和安排,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正朝着积极和乐观的方向发展。
  1 环境教育的提出
  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需要思想观念的觉醒,更需要实际行动。纵览全球,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环境破坏的阵痛期。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取得了生态环境建设的良好效果。西方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作法,其中积极开展环境教育便是关键作法之一。
  环境教育是指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这个术语是浦利查德在194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合(IUCN) 总会成立时最先使用的。[1]随后环境教育这一术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沉寂期,一直到1970年,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环境教育法,环境教育这一术语才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并为人们所重视。特别是随着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以及日本水俣病事件等环境问题的频发,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掀起了一股关爱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浪潮,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此期间,几次重要国际环境会议的召开,最终使“环境教育”被作为一个专用术语确定下来,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和使用。
  美国人非常重视环境教育,不仅把其纳入科学教材编写的主要内容,每年还大量地进行财政拨款用于环境教育,另外,美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总统环境青年奖、罗斯福奖”等各种专项奖,以奖励在环境教育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德国人民通过长期扎实有效的学校环境教育培养了德国人民出色的环境意识和较高的环境素养。德国环境教育的有效实施,一方面与政府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分不开,使环境教育的课程被有效地和顺利地纳人学校教育之中。[2]在日本,环境教育也得到了很大重视,这也是日本生态环境在遭到战后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严重破坏后又能及时修复并保持良好的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改善生态环境,日本政府就积极着手修建环境教育基地,每年还会由财政拨款提供专项经费预算保障其有效地运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环境厅开始有计划地规划和建设各类“自然体验设施和生态露营地”,加强环境教育。[3]
  2 环境教育中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
  环境教育是为了培养公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就其本质而言,环境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
  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公共物品)是指这样一种物品: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即增加的消费者引起的社会边际成本为零,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4]环境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也意味着在环境教育上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因此,在实际的环境教育上,私人组织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很难产生积极性。另外,环境教育的成果很难进行价值量化。因此,在当下环境教育的价值很难借助等价交换的市场机制来实现。环境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了环境教育存在着“市场失灵”。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独自承担开展国民教育的重任,各种基础教育产品和服务基本由政府提供。政府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用以基础教育,保障教育产品的供给。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政府宥于财政收入的限制,在教育的支出上捉襟见肘,在开展诸如环境教育这样的素质教育的支出上更是少之又少。与此同时,财政转移支付,在经由政府部门的低效运作之后,真正能用于开展环境教育资金所剩无几。这就导致了环境教育领域的“政府失灵”。
  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背景下,面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以政府为主的一元供给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而期待由市场供给也存在着现实困难的情况下,寻求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的公共治理之路势在必行。公共治理,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现已逐渐成为解决公共问题的主要途径。公共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在社会公共问题解决上的协商互动,重视倾听每一个主体的言论,尊重每一个主体的合理诉求,在此基础上集众力、回众求,为社会共问题的解决寻找最佳的路径。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阿格拉诺夫和迈克尔?麦圭尔所言:“管理者的管理活动既存在于层级内部,又存在于组织之间,这涉及政府间的联络工作,亦涉及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络工作。通过伙伴关系、网络、契约关系、结盟、委员会、联盟、公会和理事会,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管理者代表其组织共同制定战略、提供物品和服务。[5]因此,在环境教育上,除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间基于业务流程形成相互协作,也包括搭建政府与私营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协同伙伴关系,就这样环境教育的公共治理便应运而生,并最终实现环境教育资金来源多元化、运营主体多样化、运行管理市场化的运营格局。   3 环境教育的公共治理路径
  针对环境教育问题,应采用公共治理之道,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集众智而破之。
  政府要一如既往的发挥主导作用,为环境教育问题搭建解决的平台、制定主体互动的规则、推动问题的解决。政府应制定环境教育相关法律法,每年在环境教育上增加财政拨款,设置环境专项奖金,建设环境教育基地,为环境教育的开展提供制度与物质保障。教育主管部门,把环境教育纳入科学教材编写中,并在考核中增加对环境教育的考核。
  学校积极参与,让环境教育真正走进学生。学校教育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不仅让环境教育走上课堂,更要让环境教育走到学生的心中。因此,学校不仅要通过课堂讲授,把环境教育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同时,也要注重学生的实际感受,引导学生到自然中感受自然的魅力,让环境教育真正走进学生的心中。
  市场要发挥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使各种价值要素高效地流动,调动起各主体的积极性,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资金保障。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发挥着最广泛的基础作用,他们是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诉求和希冀,他们的满意与不满,既是问题的出发点,也是问题解决的最终归宿。只有最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进来发出他们的呼声,获得他们想要的回应,这一问题才会有一个最终的圆满解决。因此,环境教育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有效互动和相互协商。
  4 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大型工程,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需要不断地坚持和发展。我们要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就要解决好价值观的问题,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并能够使之深入人心,进而实现有效的代际传承,而价值和理念的传承,离不开教育。因此,运用公共治理做好环境教育意义重大而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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