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213-04
王阳明作为上承先圣大家，下启后世思想教育的灵魂人物。时至今日，其哲学理论对教育界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王阳明哲学杂糅儒家经典学说、陆九渊心学等理论，强调以心立言，再以良知释心。其所指的“心”乃为万物之本，是人类思想之源，探究内心本源，即探究世间正理；强调“知行合一”，则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使思想与行为相统一，为塑造学生的身心修养、提高个人素质、完善人格，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启示；而强调以良知释心，则是强调培育学生的道德修养，强调为人要忠于内心、表里如一，对教育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一、“心即理”理论地教育原理的借鉴价值
王阳明哲学理论强调“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1]。可见，“心外无物”与“心外无理”是“心即理”思想理论的两大核心。他认为“心”是支配人体感官活动的核心，感官体验牵动于“心”。这里所说的“心”，可以理解为人的意识，它是与客观世界相联系的。故“心外无物”，超出人的意识之外，必须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他将心的本体视为“天理”，也就是道德原则，故“心外无理”，超出道德范畴，也就不存在于“心”了。
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心”即为“理”，是天地自然之大道，有“心”者可以言“理”，无“心”者不可言“理”。故“心即理”理论，也可以理解为“心主导人的感官，故教育应注重培养人的认知之心、道德之心、美感之心，方能使人具有理想人格，从而实现自身价值”[2]。可见，“心即理”理论对于当代教育原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鼓励学生“立常志”
王阳明强调：“夫学，莫先于立志。”[3]可见，立志乃求学之根本。就教育而言，从广义来讲，立志亦包括长远的人生目标。引导学生确立人生目标，即使学生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由此，学生“心外无物”，其思想意识和行为皆向此目标不断靠近；那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则是通过教育环境、教育方法和内容，使学生“心外无理”，构建正确的道德观念，对学生塑造完美的人格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培养学生成为“有志之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志，立之易，践行难。引导学生立志，仅仅完成了教育的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鼓励学生坚定不移地朝着志向目标迈进，这是对学生意志品质和自我肯定的锻炼。因此要鼓励学生“立常志”，切莫“常立志”。经常改变奋斗目标，今天刚确立的目标，明天就变了，心志不坚，起不到磨练意志品质的作用，更使学生产生目标难以实现的困惑，自我约束力和控制力都有所松懈，更莫谈实现自身价值。“立常志”则是引导学生通过思想意识去约束自身行为，最终达到“心即理”的境界。
（二）教育要“一视同仁”
王阳明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教育贵在激发学生的本性。所谓“本性”即“天性”“天理”，也就是“心即理”理论。这里所说的“性”，即为善性。故在教育实践中，要激发学生的“善性”，首要承认人性“善”的本体，即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挖掘内心的善性，树立信心，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故教育应“一视同仁”，以挖掘人之本性为目标。
所谓“一视同仁”，不仅是对来自不同家庭背景、拥有成长经历的学生而言，更是对待学生的一种“平等心”。诚如上所述，学生在坚定地向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很难保证其内心不动摇。或一段时期，或走向歧路，但不能凭一时一事，就断定学生的品性优劣，更不能不辨缘由、只根据表象即给学生带上各种“帽子”。教育要做到“一视同仁”，不仅要从长远看学生的个人发展，更要将激发学生的“善”性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
（三）认同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一视同仁”的教育理念体现了对学生的“平等心”，但还需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细品王阳明“心即理”的哲学理论强调：“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4]王阳明所强调的“意”，即指意识、意念，是由学生的内心所发出的。可见，他更加强调学生个体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不同学生所能达到的“心外无物”和“心外无理”境界也各不相同。
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并非单指“分组学习”“社会实践”等教学形式，而是对于学生内心和个性的尊重，为学生提供一个一展所长的平台，注重在群体教育中突出学生的个性，帮助学生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空间。另外，将教育的重点放在如何激发学生的本性，针对不同学生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以使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发挥天赋的机会，达到“心即理”的教育境界。
（四）勤于启发，以疏为导
在当代教育中，“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既离不开科学教育，也离不开人文教育。”[5]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人才，科学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思想意识能够使人向善，使人生驶向正确的港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而“心即理”即强调“心”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也即培养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可见，教育者最为重要的两项工作，一为启发，一为疏导。
启发教育在当代教育中，已成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无不将启发学生的个性放在重要位置。但在心理疏导方面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比如上述所列举的案例，一些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偏离了学习目标，甚至做了一些“坏事”时，教师是否对其进行了心理疏导，是否引导这些学生重归正途，对这些学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致良知”理论对教育内容的借鉴价值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理论的中心。他强调人应以“良知为纲”，所谓“良知”即天理，与“心即理”理论中强调的“心”合归一处。在他看来，良知为宇宙本体，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也是人的道德本体。首先，人人都有良知，这是人类存在的普遍天性，无关贫富贵贱，无关生老病死。其次，人人都能自觉良知，不受客观环境和私欲的阻隔，可以视为自我实现的自觉性，比如对父母的体恤、对师友的尊重等等。可见，“致良知”是对“心即理”理念的解释，对当代教育内容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挖掘学生的本心
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拥有各异的成长经历，“物质、个人际遇等外在环境只能是涂附于表面，无以代表人的本心、良知，也就无确实价值可言。”[6]可见教育的重点在于挖掘学生的本心，这是人人皆有的天性，即挖掘学生的“人性之善”，也就是“致良知”。
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越来越重视对学生道德修养的教育。比如中小学开展“孝星”评选活动，以引导学生学会感恩父母。甚至很多学生会为父母洗脚、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并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学生的道德观念、孝敬长辈的意识，并将这些优秀的行为习惯用之于社会，如尊敬师长、帮助老人等。
从教学成果来看，提高了学生的道德观。但深究来看，学生们是否出自本心来为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还是仅仅为了完成这些“学习任务”？关键在于这些行为是否形成了习惯，学生的这些行为是否出自本心？王阳明“致良知”理论所强调的是以良知为纲去行事。可见，在教育实践中，对于孝星、孝行的引导，不能仅仅通过一些评选活动来实现，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去激发学生内心的感知，并将这些感知、体会上升到思想意识的高度，切实融入学生的道德体系，纳入学生的“本心”之中。
（二）在实践中磨练
诚如上述所举，挖掘本心乃“致良知”的第一步，接下来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砺意志，使之形成行为习惯，养成以良知为纲的处事原则和行为标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道德之于个人和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故做人做事应首重崇德与修身。”[7]其中，“修身”即离不开到客观环境中去磨砺自己的意志。可见，当代教育“既要引导学生学习‘诗礼章句’，又要使其知晓‘德行之本’。” [8]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当以修德为先，将德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基础内容。
如今，不同教育阶段都在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但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认知社会、感受客观世界，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磨练意志，树立个人信仰，也就是“修身”。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面对诱惑与挫折，如何泰然处之，既体现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又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其次是磨练面对挫折的能力。在王阳明看来，个人精神世界的铸造即要做到“不动心”。尤其在面对挫折时，很多人会怀疑自己、动摇信仰和目标，最终导致半途而废，甚至走上歧路。因此，在当代教育中增加挫折教育，可使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先适应艰苦环境，磨练意志力，树立个人信仰。
（三）由表及里，外因改变内因
教育是由外而内、由表及里发挥作用的。王阳明哲学强调“心学”，与“外求”相对立。所谓“致良知”，即是强调学生内心的感知，即重视对学生心灵、心智的培养。
之于当代教育应多渗透德育内容，通过外在教育环境、教学方法及内容的熏染，来促进学生的内因发生变化，即由表及里产生作用。故新儒学学者杜维明指出：“精神的修养和观念形成与物质条件缺一不可。”[9]对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教育，应不仅需要精神层次的熏染，更需要物质条件的配合，营造相匹配的教育环境，才能发挥外因的推动作用。
尤其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较快阶段，网络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舆论中充斥着一些不良信息。相应地，学校教育如在网络上过于闭塞，很容易把学生推向诱惑的边缘。
三、“知行合一”理论对教育方法的借鉴价值
在王阳明哲学中，“致良知”理论是构建在“心即理”理论之上的，也可以说二者是相衍相生的。“预设良知，实为指导伦理行为，由表致里，使本心亦有所‘知’，故知行观与心理观具有内在的逻辑相关性，心理为一，即知行为一，心理为二，即知行为二。”[9]王阳明哲学强调“知”与“行”的和谐统一，即先求知，再以行动来巩固所知，最后从实践行动中有所领悟，并总结归纳，再提高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即“先知后行，行而所知”。也就是说，要通过日常行为来检验理论知识，达到“致知”的境界。
（一）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
自古教育先贤格外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这是使教育达到“知行合一”的基础。王阳明不赞同教师的骄傲自大，他主张“凡攻我之失者，皆为我师”。首先，在人格上，教师与学生是平等的，教师仅仅比学生先了解知识，但并不表示教师比学生在知识的理解与运用上更加高明。所谓教学的本质是知识的传播。我国古代先贤认为“师不必贤于弟子”，说明在知识面前，师生的地位是平等的；其次，教育的出发点是塑造健全的人格，即激发学生“至善”的天性。从这两点来看，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在教育过程中尤为重要。
从教育实践来看，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主导者是教师，首先教师应端正态度，对自身角色有清醒的认知。正如上述分析所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尽量发挥启发者、引导者的角色，将学习的主体回归学生。在教育理念上，遵循“教学相长”的理念，对学生保持尊重之心，对学生所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完善教学方法为目标。特别是当教学出现失误时，教师主动改之，既可对学生形成言传身教的作用，又塑造了为人师表的形象。
另外，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更多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空间，而不是采取“一言堂”，将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强加给学生。给学生留出更多自主思考的空间，在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以“良师益友”的身份有效地引导学生，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重要方法。 （二）化理论为素质和能力
“知行合一”理论强调“知”与“行”的完美统一。无论通过直接讲授，还是间接渗透，知识的习得都需要践行的过程，才能实现内化与外显。尤其在素质教育中，更加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唯有通过教育实践来检验教育理论，才能切实做到“化理论为素质和能力”[10]。
一是化理论为素质。哲学是抽象的，也是离不开生活实践的。无论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都需要到实践中去领悟、体会。特别是对学生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塑造，需要一个长期的、反复实践的过程，才能使学生对理论知识有所领悟，使之慢慢融入学生的道德体系中。比如上述提到的关于“孝”的教育，学校组织学生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其出发点即是通过实践来加深学生对于“孝”的体会，学生通过帮助父母做家务来体会父母的辛劳，也体会到了父母对自己的爱，进而发自内心地孝敬父母，使“孝”融入学生的思想体系中，并外化为日常行为，也就是将理论化为了素质。[11]
二是化理论为能力。理论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掌握相应的技能或能力。要引导学生构建完美的人格，并非停留在提高升学率和就业率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抗挫折能力，甚至引导学生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这些个人能力存在于学生的思想意识中，它不像科学知识可以通过量化标准来衡量，而是通过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在教学中，要强化学生的个人能力，则少不了理论知识的引导，即将理论知识化为能力，才能实现“知行合一”。
（三）先知后行，知而必行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哲学理论，是构建于朱熹“知先行后”理论基础上的。先知而后行，是指先传播知识，激发学生的主观意识；再引导学生运用主观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即通过实践来深入理解理论知识，达到“知而必行”，以此来巩固知识。
之所以要先知而后行，是先将正确的理论、观念告知学生，再引导学生去实践。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不良观念、错误理论在学生的思想意识中“先入为主”。如同小树在成长过程中，从开始就做好支撑，才能使其越长越直。人亦如此，在认知客观世界之初，即接受正确的思想观念，构建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体系，那么在日后的成长过程中，纵使遇到挫折与不良观念的影响，也会大大降低思想意识出现偏差的几率。
其次是知而必行。当学生学会并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后，如果不迅速加以实践，那么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理论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彻底地融入思想体系中，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习得的层面上，一方面会造成对知识的粗浅理解，另一方面也会导致“知”与“行”的脱节。
四、结语
王阳明是我国古代哲学理论集大成者。他的哲学体系不仅涵盖了儒、道两家的学说，还以批判主义精神继承了程朱理学的精华，并形成了“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三大理论，为教书育人、提高个人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践行方法。在教育原理上，他注重德育优先、因材施教、以人为本等先进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方法上，他开创了分班制的教育先河，注重师生交流、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在教育内容上，他强调由表致里、表里如一。这些哲学思想为当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启迪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