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哲学经历了一场认识论转向，这场发生在启蒙时代的哲学革命以宗教哲学中的神性和政治上的君权神授为批判对象，在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中埋葬了欧洲的封建主义思想。这一时期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高扬人的主体性或者说理性，一切事物和理论都在主体的审判下才能确立自己的价值。毫无疑问，主体性哲学的发展顺应了近代社会科学兴起和政治上人的解放的大潮流。但近代主体性哲学对主体的理解依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对主体的理解具有明显的抽象性和片面的主观性，仅仅从精神方面、理性来理解人，把社会和认识的发展看作是意识和思想的产物。这种完全脱离自然、脱离人的社会实践的主体性并没有实现人类社会的理想化和人的现实解放，相反导致了人的价值危机和理性的毁灭。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主体性问题，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困境，并为其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
1 主体性哲学的困境
费尔巴哈曾对近代哲学高扬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的特点做出了高度的评价：“现在，人重新在对自己精神的宏伟创造的观察中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的高尚优雅，意识到自己具有一种内在的、天生的、与上帝相似的东西，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兴趣和研究自然界的兴趣，获得了观察的才能和对现实的正确观点。”[1]但这种转向从开始就存在着隐患，那就是对主体性的唯心主义建构。
近代哲学实现的认识论转向其实质是人性的回归，把哲学研究的视野从神本论变成了人本论，高扬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肯定人的价值和世俗生活，但其思维方式依然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关键在于没有正确理解人的主体性产生的根源。唯理论和经验论在这一问题上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前者从先验主义的理性或客观精神本原作为主体性的源泉，其代表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后者从人的主观经验来看待世界和知识，但把知识限定在经验和观念之内，对认识对象持不可知论甚至怀疑主义的态度，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的泥潭。其代表观点有休谟的怀疑论哲学和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即使是康德的先验认识论，虽然实现了哲学的“哥白尼革命”，以人的主体性作为科学知识的根据，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观点，人的主体性在他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但他的哲学虽然实现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融合，一定程度上对人的主体性和认识本质有创新性理解，终归没有摆脱折衷主义的路线，其对“自在之物”的否认和在道德领域的先验主义原则都是唯心主义的残余，所以他的哲学最终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缺陷。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性哲学实现了对康德哲学的改造，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的高度统一。他以“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的本源，把人的主体能动性看作“绝对精神”的一种形态，
把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看作“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实现，是“实体必然也是主体”原则的体现。黑格尔看到了人的历史活动的辩证发展的过程，肯定了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了史无前例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当然正如恩格斯批判的那样，他的哲学是头脚倒立的哲学，其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他哲学中的辩证法，他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依然是抽象的、先验的。他的世界观原则上是错误的，所以他不能从人的物质性活动来认识人的主体性，而只能把其归结为客观精神本源的性质和运动。
所以说近代西方哲学依然继承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线路，他们对主体性的认识带有明显的抽象性和心理学建构，用“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等概念来把握人的认识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由于他们不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看不到实践对人的意识能动性的决定作用，不可能揭示人的主体性的科学涵义。
2 主体性哲学的出路
马克思从认识和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来把握人的主体性，他把人看作实践活动的核心，是一种物质性的力量，而不是从精神方面来看待人。他批判了黑格尔把人看作“绝对精神”承载者的唯心主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主体性思想。他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出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很明显，马克思是从人的社会属性，从人的实践活动来看待人，从而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统一在了一起，实现了实践论基础上唯物主义和人的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因此，主体性哲学出路在于主体的社会化、唯物主义化，实践化，即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为实践是社会的基础，是人的活动的本质，从而规定了人的性质和人的主体性的性质。西方主体性哲学长期无法解决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矛盾，并企图以主观统领和消解客观。而马克思的实践论使主客观得到真正的统一，即现实世界的改造和人的意识的实现。只有扬弃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各自的优缺点，大力弘扬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实践基础上重构人的主体性，才能实现主体性哲学的变革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