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91-05
作者简介：李紫烨（1985-），女，河北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吕新发（1969-），男，河北清苑人，河北金融学院社科部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农业经济管理研究。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紧迫的问题是提高教育实效性。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是，适应经济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加快推进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模式转型。但由于长期“学院化、经院化”的思维惯性和对新环境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认知的不完全，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举步维艰、进展缓慢，落入陷阱。全面审视改革开放前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多元构成及其变迁，科学比较不同教育单元在新旧体制环境中的地位、比重、供求结构、影响力和效果，从历史描述和理性比较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困窘的症结与对策，是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的一个重要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
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是指从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范式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新结构范式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社会背景肇始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其逻辑前提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范式不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新环境，教育教学效果下降，出现一定程度的教育失灵。
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思想文化建设与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政治保障和思想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生命线。建国后，国家不仅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而且进一步将之融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社区教育和传媒教育当中，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接续性和空间并存性，初步建立起五位一体化的教育结构范式。从当时的教育教学效果看，这一模式是比较成功的。这既源于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观努力，也与建国初期的教育教学环境有关。从国际环境看，当时正值东西方两极对立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东西方矛盾非常尖锐；从国内环境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伟大，社会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社会较为公平清廉，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人们的思想较为朴素单纯。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当时的内外环境与客观现实极为一致，也与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追求相一致。正是这样两个一致，即理论与现实的一致、供给与需求的一致，再加上五位一体化的教育范式，共同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但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之后，不仅国内经济社会体制发生了显著改变，而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与新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日益多元多样多变。巨大变化不仅解构了思想政治教育五位一体的制度范式，而且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现实的一致和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严重滑落，表现为理想信仰迷失、伦理道德失范、精神萎靡堕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对此，邓小平痛心地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政治思想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1]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思想政治教育踏上了转型之路。
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由放任式，一是主动变革式。前者指家庭教育、单位教育、社区教育和传媒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功能，大多在市场化体制改革与社会多元化变迁中消失或弱化。后者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国家几度出台政策，不仅明确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地位，而且多次调整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现实、贴近生活。在这两种转型方式共同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大”的格局。但这样一种转型不仅没有出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秀”的效果，更没有产生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百花齐放”的理想目标。“就理论性质和应用导向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研究和建设，完全陷于‘学院化’甚至‘经院化’是不可思议的。”[2]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由此落入低效的“转型陷阱”。
二、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之路与结构变迁
“在历史转型期、社会转型期特别需求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2]从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看，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跌入低效陷阱的根源隐藏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历史轨迹中。只有精确描述这一历史轨迹才能发现始作俑者，也才能找到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的阶梯。
改革开放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单元构成表面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由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但实质上各单元在本部门及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的地位、比重、供求、影响力与效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教育单元名存实亡，五位一体格局已经面目全非。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丰富性与广延性，精确描述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转型的历史变迁极为困难，因为它既涉及每个教育单元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的比重、影响力、地位及效果变化，又涉及每个教育单元在各自部门中的比重、影响力、地位及效果的变化，还涉及每个教育单元自身供求数量与结构的变化，是这三个维度上的变化的交互作用与融合。这不仅意味着描述这一变迁轨迹的概念工具如比重、影响力、地位、供求等具有多重含义，而且意味着彼此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其中，比重既指单元思想政治教育在本部门所占比重（称为部门比重）又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所占比重（称为系统比重），它取决于单元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时间及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影响力既指单元思想政治教育对被教育者的影响力又指其对本部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的影响力，分别称为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和系统影响力，它取决于单元思想政治教育的比重、供求和方式方法。供求既指供求数量又指供求结构。地位既指单元思想政治教育在本部门中的地位（部门地位），又指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的地位（系统地位），部门地位取决于单元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比重、部门影响力和部门选择，系统地位主要取决于国家制度安排。效果既包括单元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又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效果。单元思想政治效果取决于比重、供求、影响力、地位，总体效果取决于各单元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一）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起点，对人的品德培育、个性塑造、心理雕刻、习惯养成有着奠基性意义。改革开放后，就其比重而言，无论是其部门比重还是系统比重都呈下降态势。这主要是因改革开放后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萎缩所导致。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和城市国企改制，家庭投入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时间、人力、财力明显减少；另一方面是因家庭教育内容更注重知识教育而轻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方式更注重物质利益导向而忽视社会价值导向。就其供求而言，改革开放后，家庭思想政治教育供求数量下降，在供求结构方面呈现非对称状态。供求数量下降是家庭基于制度环境变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供求结构不对称主要是因为孩子更加追求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福利和个人利益，而家庭教育内容与方式滞后，未能跟上这种需求变化。就其影响力而言，改革开放后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力和系统影响力都趋于下降。这一方面是家庭思想政治教育比重下降、供求不对称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家长的代际更替。60后、70后、80后的家长成长生活于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年代，其国家意识、政治觉悟、社会责任明显弱化，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作风上升，这使得家庭教育的正效应下降、负效应增长。就其地位而言，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地位与部门地位都明显下降。虽然国家一向重视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将之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的辅助地位，但由于其比重、影响力下降，辅助地位已名存实亡。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地位取决于部门比重、部门影响力和家庭选择。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解构和劳动就业体制的市场化，家庭教育更加重视文化素质、专业课程和劳动技能，思想政治教育比重、影响力显著下降，必然导致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地位下降。由上述分析可知，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因为其地位、比重、供求数量的下降和供求结构不对称、影响力弱化而致效果下跌。
（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中继与升华，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理论化阶段。由于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形成阶段，国家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后，就其比重而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比重明显增加，但部门比重相对下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比重增加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制定了有约束力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保证了师资和教学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部门的思想政治教育下降所致。部门比重相对降低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专业人才需求增加，学校专业教育比重上升、思想政治教育比重相对下降。就其供求而言，一方面供求数量都有所下降，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相对减少，专业教育时间相对增加；另一方面供求结构出现一定非均衡性。尽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不断改革，但总体上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社会哲学范式，重政治轻物质、重整体轻个体、重理论轻实践、重理想轻现实，与学生思想政治需求相对脱节。就影响力而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影响力和部门影响力显著下降。对象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在于改革开放和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文化多元化和信息随身化，部门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在于专业教育需求的增长和政治干预的减少。但与此同时，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影响力大幅上升，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地位的明确，另一主面是因为其他部门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度萎缩。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下降会直接导致正效应下降和负效应增加。而其系统影响力的上升又使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的总体效果过多集中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个单元，成败风险增大。就其地位而言，改革开放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地位进一步上升，但部门地位则明显下降。改革开放前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虽没有“主渠道主阵地”的清晰定位，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处于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初期，尽管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开始解构，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呈现高度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学科化。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2006年教育部关于《切实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明确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主渠道，一个是主阵地，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3]这是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地位的清晰界定。其他部门思想政治教育的衰落则更突显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定位。与之相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整体教育中却不断边缘化，部门地位日趋下降。一是学校领导层重视度下降，德育为先更多停留在口号和文件中；二是投入越来越少，人才不断流失。由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地位更加明确、系统比重相对上升，但因为供求的非均衡和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部门地位的下降，总体效果下跌。
（三）单位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单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每一个人都是“单位人”，要么是城市国有或集体制工商企业职工，要么是农村集体制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而无论城市企业还是农村集体，都是政企合一或政社合一的组织。因此，对本单位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单位的重要职责之一，很多单位都设有党校、夜校和技校，定期对本单位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和城市政企分开、企业市场化和公司化改革，单位思想政治教育日益萎缩几近消失。一是许多单位的党校、夜校被裁撤，政工干部减少；二是企业市场竞争意识更强烈，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意识淡漠；三是企业文化更侧重于知识、技能、管理培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时间都大量减少。这些变化直接导致单位思想政治教育部门比重、系统比重、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系统影响力、部门地位、系统地位全部大幅度下降和供求结构失衡，进而导致单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降低。伴随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减少和效果下降，单位的不良风气带来的负效应增加，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单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四）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大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社区建设相对薄弱，这与当时社会管理的“单位制”有很大关系。也因为如此，我国城乡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大多与社区内大型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除此之外，一些街道办事处也设有党校、夜校和政策宣传机构，定期对辖区居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发展布局的调整，企事业单位关停并转迁，原有企社一体的社区逐渐衰落、解体，混合居住型社区不断涌现，社会管理体制由“单位制”向“街居制”转变。但新型社区居委会更多承担了社会保障、民政、计划生育、信息采集等职能，对街居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无暇顾及也无所适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比重、系统比重、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系统影响力、部门地位、系统地位全线下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近乎消亡。仅存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多为理论宣传和政策解读，距离社区居民要求很远，既存在数量上的供不应求也存在结构上的供不适求。在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地位、比重、影响力下降且供求非均衡的情况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下降就成为必然。
（五）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便捷、受众最广的一种形式。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传媒教育的主体是报刊、收音机、电视机等传统媒体，且因温饱不足，这些媒体在民众中的普及率很低，能够接触到上述媒体信息的人不多。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收音机、电视机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迅速普及，并很快被电脑、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取代。传媒的多元化和信息的随身化给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很大影响。最明显的变化是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影响力空前增加，这源于现代传媒无可比拟的信息技术优势、节目制作优势和强大的创作团队。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比重、系统比重、部门影响力和系统影响力并没有同步上升，相反都呈现下降趋势：一是因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未得到应有重视，没有取得与其重要性、影响力相称的比重与地位；二是因为在传媒教育系统中，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也在下降，所占用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减少。第三个变化是在供求方面，由于国家管控政策放松及监管困难，再加上从业人员缺乏思想政治责任意识，媒体在节目制作、信息传播过程中，为博人眼球，提高收听率、收视率、关注度、利润率，低俗化、媚俗化、庸俗化严重，正能量供给过少、负能量供给过多，供求结构大为失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变化会直接导致教育效果下降，而其对象影响力的上升则会进一步放大这一结果。
上述五个教育单元的变迁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两条脉络：一是除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比重、系统地位、系统影响力和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影响力上升之外，其余单元的比重、影响力、地位都大为降低；二是五个单元的教育效果无一例外都在下降。由此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是传统体制下多元并举、分工合作、共同发力的五位一体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大”的“主渠道主阵地”模式；二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制度模式总体效果低下，但这并非完全由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所致，更多地是因其他教育单元缺失导致负效应增加的缘故；三是要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必须跳出“主渠道主阵地”思维怪圈，健全和完善辅渠道、次阵地，使之成为一个主辅相承、四肢发达的有机体。
三、转型陷阱原因分析
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环境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搞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全新课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抛开客观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的主观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理论认知上的偏差与不足
理论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长期将思想政治教育狭隘地理解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个体终身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对于个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终身的，并不是只在学校教育这一阶段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思想认识与政治素质不是一日之功，也非一成不变，只有经过学前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等多个阶段，人的思想理论认知才能保持持续性与向好性。学校教育只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它既不能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包办一切、包治百病。对于社会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全覆盖的。社会化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学校教育只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美国人认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职能的组织或部门，如国会、州府、政党、教育、传媒、学校、企业、社区、家庭以及学生管理、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等，都与学校一样，负有道德教育的职能。”[4]作为一种终身式教育和开放式教育，包括父母、朋友、同事、邻居在内的任何人和包括家事、单位事、地域事、国事、天下事在内的任何事，都可能成为教育者，而作为受教育者，则无时无刻不与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情感交流与思想交换。只有调动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广泛采用言教、身教、家教、事教、职教等多种形式，充分运用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情感教育与理性教育等多种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实效。将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是以短期教育取代终身教育，以局部教育取代社会教育，以显性教育取代隐性教育，以知识教育取代行为教育，以理论教育取代实践教育，以青少年教育取代成人教育，以系统教育取代分散教育。正是这一认知偏差使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始终未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具象化与终身化的发展趋向与学院化、理论化与期限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导致转型之路越走越窄。
理论认知不足还表现为对新时期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特殊性认识不充分。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的思想问题和政治认知，有意识地以自己的认知、经历、感受引导受教育者转变原有思想观点，接受教育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活动，是依受教育者之“的”而放教育者之“矢”。这样的主体间性要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要供求均衡，只有供求均衡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才会最大化。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受当时经济社会体制和国内外环境约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供求大致较为均衡。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供求日益复杂，出现了个体需求与国家需求、国家供给与民间供给的矛盾，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下降。受到有限理性制约，学界虽然感知到教育效果下降这一现实，但未能及时发现供求失衡这一根本原因，因而未能采取有效手段，加强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以多元供给满足多元需求，而是一味强化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这一认知不足使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始终未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供需矛盾，包括个体需求与国家需求的矛盾、国家供给与民间供给的矛盾，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掉落陷阱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一是沿袭传统的思维惯性，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纯粹的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目的价值。这一思维惯性不仅桎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而且限制了教育范式由社会哲学范式向人学范式和生活化范式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哲学范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源于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了‘生命线’作用，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中也做出现了历史性贡献”。[5]但随着革命任务的完成和建设、改革任务的继起，由社会哲学范式向人学范式和生活化范式转变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趋势，但既有的思维惯性却束缚了这一转变，因而未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环境适应性问题。
二是沿袭传统的改革惯性，把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当作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而忽视了其他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由于前述思维惯性，人们一谈到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自然首先想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为重点和抓手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只抓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其他部门、领域的重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由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看得见、摸得到，在实践操作上易抓易管，这进一步强化了只抓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依赖。这一方面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和资源不断流失：过去世代相传的家规家法祖训没有了，过去行之有效的村规民约、乡风乡俗没有了，过去广为人知的行规业德没有了，过去讷言谨行的口德文约没有了，只剩下了抽象枯燥的课本；另一方面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趋于简单划一：没有了身教、情教、事教、家教、乡教、行教，只剩下了不厌其烦的言教。资源的流失和方法的湮灭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只剩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大”，不得不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代行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以系统的知识传授取代亲情教育、守望教育、责任教育、实践教育，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既要负重前行还要负罪前行。显然，这样的改革路径无法解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等部门教育的分工合作问题。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改革开放前及初期五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逐渐演变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模式。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大”，而家庭教育、单位教育和社区教育、传媒教育日益弱化和解构。“主渠道主阵地”模式虽然抓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和关键阶段，但只有“主渠道主阵地”而不见“辅渠道”“次阵地”，主辅结构严重失衡，思想政治教育犹如被断掉四肢，只剩下可怜的躯干在低效的陷阱痛苦挣扎。这样的主辅配置不仅主体结构失衡，而且进一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时间、方式、群体、供求配置极度失当，根本无法克服和解决因经济社会变革而引发的内部矛盾和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因此陷入狭隘的低效的“学院化、经院化”泥潭。
四、跳出转型陷阱的路径选择
前文分析表明，“我国进入常规性稳态社会运行状态后，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合理转换根本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从服从、服务于革命运动转向重在社会建设和人自身建设。”[2]基于此，要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必须解构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精英化、学院化、抽象化、理论化路径依赖，建构真正全民化、社会化、终身化、具象化、实践化的多元体制。
（一）理念上的突破：思想政治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全体社会成员思想品德、政治观点的培育、引导和灌输，它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和文明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方面特性。第一，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文化性，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生命线。第二，思想政治素质是人的必备素质之一，它既不是一日之功也非一成不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会一劳永逸，它不是一时的而是终身的，它不是针对某一部分群体的而是面向全社会的。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丰富内涵和宽泛外延，涉及思想、政治、伦理、哲学、宗教、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既包括理论学习、政治引导又包括品德养成和行为塑造。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极其丰富，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工作、生活当中，人们都能耳濡目染。第五，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专业技术教育，它是开放式的，门槛很低，更易受到社会环境影响。鉴于这些特性，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家庭、单位、社区和传媒的作用，形成终身的、全方位的教育体系，而不能把所有的宝都压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个单元上，否则必将拖累拖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定位基于特殊性的抉择。一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正值一个人心智思维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对其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使之了解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而且可以使之明白其中的逻辑与原因，从而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二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专业化更系统化，它为人们认知复杂的社会思想政治现象提供强大理论武器和思维方法，是格物致知、知行统一的必经阶段。因此，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的中流砥柱，具有奠基固本和承前启后的作用，理应居于“主渠道主阵地”地位。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定位绝不是对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否定与轻视；恰恰相反，它是对上述四个教育单元辅渠道次阵地地位的更加明确的定位，是对它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不可或缺作用的肯定。
（二）结构上的优化：构建主辅相承、传统与现代相融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五个渠道。尽管它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的作用、地位不同，但每个渠道都具有独特的内容、目标、重点与方法，任何一个渠道都不能取代其他渠道。其中，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孝顺、勤劳、节俭、爱家、和睦、谦让，目标是培养懂得孝悌、勤劳节俭、和睦相处的合格的家庭成员，主要方法是言教与身教相结合、榜样示范与潜移默化，旨在动之以情，通情，以情化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理论、哲学方法、历史进程、伦理知识和法律意识，目标是培养信仰社会主义、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公平正义、有知识有能力的合格的国家公民，其主要方法是理论灌输和逻辑分析，旨在晓之以理，明理，以理化人。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和敬业精神，目标是培养忠诚、高效、敬业、廉洁、合作的合格单位职员，主要方法是培训、讲座和践行，旨在寓德于业，敬业，以业化人。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政府的方针政策、社区行为规范和社区服务，目标是培养友好合睦、守望互助、平等友善、关爱社区的合格的社区居民，主要方法是公共服务和解决居民问题，旨在寓德于居，安居，以群化人。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政府的执政路线和施政方针、形势与政策、好人好事、优秀的作品、先进的理论、高尚的精神，目标是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文化氛围，主要方法是出版发行、节目制作、作品展映、网络在线、数字信息传输等，旨在传播先进文化。可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而言，每一个渠道都是不可或缺的，都以其独特功能从一个侧面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起到熏陶塑造作用。只有让这五个渠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配合，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的效果。
显然，在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地位十分明显。最薄弱的单元是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它们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辅渠道次阵地，犹如思想政治教育的四肢，没有它们的辅助和支撑，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再好也不能拯救思想政治教育全局，一枝独秀无法成就百花齐放。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健全和完善辅渠道次阵地，接通主渠道与辅渠道、主阵地与次阵地的联系，恢复不同渠道的血液循环，重建主次阵地的相互支撑。在这四个辅助渠道中，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和社区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也有很多优秀的教育传统和经典的教育资源，必须加以传承和弘扬。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虽古已有之，但远没有现今发达。现代传媒由于其强大传播功能、精湛的制作技术、先进的设备手段和艺术化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的主要渠道”。[2]因此，必须下大气力搞好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传递更多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