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复兴、高速发展、稳定增长、泡沫和失去的20年等阶段，期间爆发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前者以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自动化为标志；后者以物联网（IOT）、大数据（BigData）、人工智能（AI）、机器人著称，第四次产业革命即日本版“工业4.0”。日本政府迅速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挑战，2016年4月2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新产业结构蓝图》，描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对日本产业结构、社会变革、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与影响，提出教育是强化人才力育成，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先行投资。5月20日经济产业省发布《2016年版制造业白皮书》，要求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度，提出教育、科研开发是支撑日本制造业发展的基盘，并指明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方向。6月2日安倍政府发布《日本再兴战略2016》，提出成立第四次产业革命官民会议，设置第四次产业革命人才培养推进会议，强调技术革新和人才培养是关键。
一、日本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社会影响
日本第四次产业革命借助信息情报技术驱动，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物联信息系统（CPS）实现人机一体，大规模减少制造业成本，实现制造业个性大量定制的转型升级，第四次产业革命是安倍经济学目标实现的关键。
（一）聚集日本经济新增长极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所有产业实现革新发展的技术基础。物联网通过互联网使所有产业信息联通，实现数据化，并可自由提取应用，大数据可使收集到的数据实现即时便捷的深入分析，人工智能使机械具有超乎人类的智能判断能力，机器人使复杂高难度操作实现自动化，由此数据化、智能化、信息化成为日本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技术特征。经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伊奘诺景气”、“泡沫景气”等经济增长阶段后，日本即将迈入“迷失的30年”，经济增长面临长期停滞的危机。日本第四次产业革命以技术更新为源动力，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优化要素禀赋结构，开创消费新领域（如空中食客Airbnb等），安倍政府以“第四次产业革命”为中心，成立“未来投资会议”，制定《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提出到2020年经济总量增加100兆日元的?目标，要求第四次产业革命相关产业创造出30～40兆日元的附加价值。第四次产业革命被赋予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日本经济逆袭增长的关键。
（二）促进雇佣环境的技术化、女性化和能力化
根据经济产业省的预算，第四次产业革命背景下，因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投放使用，将会减少735万低技能就业岗位，而因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革新将创造574万个工作机会[1]，职业结构更新速度加快。根据2014年5月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发布的“面向全员参加的技能劳动者确保与育成”调查数据显示，58.1%的企业认为高技能人才短缺，56.2%的企业认为高技术人才短缺，50.8%的企业认为技术管理人才短缺[2]，雇佣环境的技术化倾向明显。安倍“女性经济学”提出创造“女性活跃社会”，增加女性公务员、职员、管理岗位供给数量，到2020年女性管理岗位数量达到30%左右，雇佣环境女性化特征逐步明显，女性就业比例增长提高对女性教育数量与质量的要求。伴随雇佣环境多样化，非正式雇佣比例逐步增加，“人力云”等新型弹性工作革命开始活跃[3]，劳动者就业观多样化，结果本位、能力薪金制成为日本新雇佣思想，更加注重对技能、经验、素养等软实力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考核。大学毕业生短期离职率提高，无业青年增加，对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出更高要求。
（三）引发通信情报业与医疗、福祉业就业需求增加
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第四次产业革命技术革新为先导，日本政府发布《第5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首次提出“社会5.0”（Society 5.0）的概念，即通过信息通信技术（ICT）的最大限度活用，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使人类达到生活质量高、精神世界富足的自由和谐的“超智慧社会”。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25年日本平均每3人中就有1人是老龄人口，少子老龄社会形势加剧引发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压力过大等“2025问题”，继而引起医疗、福祉产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并呈现持续大规模增长趋势。2002年医疗福祉业就业474万人，2015年增加到784万人[4]，依据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预测，到2030年将增加到962万人。第四次产业革命本身促进情报通信业大发展，2002年情报通信业就业158万人，2030年预计增加到242万人（见表1）。与此相对，传统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等低技能就业需求将急剧减少。面对新形势，学校应及时更新专业设置，提高各类型人才培养质量，以适应第四次产业革命及“社会5.0”需求。
二、第四次产业革命推进日本教育结构适应性变革
第四次产业革命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日本政府高度重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才供给，文部科学省提交《面向第四次产业革命人才培养综合提案》，推进“产业?雇佣?教育”一体化改革，以培养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
（一）依产业变迁，适时增设“专门职业大学”
二战后日本建立起美式单线“六三三四”学制，将不能满足升为大学条件的工业、农业、商业等短期专科学校暂定为短期大学，1950年短期大学设立，1964年短期大学制度化。伴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大发展，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企业需要大量技术技能人才，1961年高等专门学校应运而生，以工学、商船学科为特色。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第三产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为谋求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专修学校建立，开设医疗、卫生、福祉、服饰与家政等学科，适应第三产业的发展需求。进入21世纪，日本继续加强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改革，为培养旅游观光、IT、信息技术等领域具有“即战力”的实践职业人才，实施实践的职业教育，谋求建立新的职业教育机构“专门职业大学”，于时值短期大学制度化55周年的2019年开始实施招生，重视校企合作，新机构并举实施4年制大学课程与2～3年制短期课程，毕业相应授予学士学位与“短期大学士”学位。40%的专任教师是具有5年以上企业实践经历的实务教师，30～40%的课程为实习实训课程，接受社会人士入学，为更广泛群体提供多元灵活学习环境。加强学校办学质量多方评价，根据学生就业状况、毕业生满意度等办学实绩给予资金政策支持[5]，满足第四次产业革命与“社会5.0”等日本社会新形势要求。 20世纪50年代短期大学设置，20世纪60年代高等专门学校设置，20世纪70年代专修学校设置，进入21世纪日本政府谋求设置“专门职业大学”，分别满足女性教育、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以及第四次产业革命需求。日本高等教育办学形式多元化，各类型教育机构各司其职、自由竞争，呈现出灵活、开放、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二）建特色制度，完善现代教育体系
伴随着日本各类型教育机构的设立，毕业生升学出路问题逐渐受到关注，为促进终身学习社会构建，日本通过制度设计，加强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衔接，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制度设计包括“专攻科制度”、“大学编入学制度”、“科目履修生制度”和“学分累计加算制度”等。（1）“专攻科制度”。1992年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开始实施“专攻科”制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设有专攻科，招收高职院校毕业生，修完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认定的专攻科课程，获得大约62个学分，并满足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规定的其他要求，可向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申请学士学位，获得与大学毕业生同等的社会待遇，并获得硕士入学资格。（2）“大学编入学制度”。“大学编入学制度”是通过编入学考试编入大学学习，毕业可获得学士学位的制度。大学编入学对象包括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专修学校（专门课程）等专科毕业生。（3）“科目履修生制度”。1991年文部省重新修订《大学设置基准》第31条，规定在大学实施“科目履修生制度”，即大学在规定的地点，提供给本大学以外学生一科或多科课程，给予考试合格者一定学分。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修学校（专门课程）等专科毕业生通过“科目履修生制度”，修得一定学分，经过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的审查认定，可获得学士学位。国立大学科目履修生费用大致相同，私立大学课程费用则由学校自定。“科目履修生制度”扩大了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升学通道，也提高了大学教育资源的活用效率。（4）“学分累计加算制度”。为促进日本高等教育个性化、高度化发展，促进学生生涯学习体系延长，文部科学省实施“学分累计加算制度”，学生可申请在多个高等教育机构学习课程、获取学分，满足一定条件可获得大学学士学位的制度。伴随日本第四次产业革命推进，这四项制度的参与度、活用度都不断提高，为培养第四次产业革命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奠定基础。
（三）据技术革新，强化数理情报、计算机编程等教育内容
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的高度发展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动力，也成为日本教育内容革新的主要依据。为适应第四次产业革命，具有国际化视野、高信息化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成为人才培养目标。为此，（1）全面强化数理、情报学科教育。加强全员数理、情报学习，日本拟成立“数理?情报研究中心”，对大学中的数理、情报学院进行扩充、整顿、改革，形成“国际研究据点”。加大对数理、情报教育在资金、人员方面的支持力度，以培养第四次产业革命需要的数理、信息化人才。[6]（2）将“计算机编程”设为必修课。世界范围内将“计算机编程”设为必修课是大势所趋。日本文部科学省规定到2020年小学必须确保为学生提供计算机编程体验学习机会，到2021年初中必须提供计算机编程课程内容，到2022年高中必须提供情报科学习内容，制定《教育信息化加速计划》，根据学生个性需求提供信息化教学资源，以增进学生对计算机、大数据等的理解。（3）强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第四次产业革命引发产业结构、雇佣环境变化加速，为培养学生职业认知、树立职业自主自立意识，日本加强学校、企业、地域合作，实施连续型体验式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鼓励学生选择理工科以积极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尤其是积极鼓励女子选择理工教育。
（四）促多资源活用，升级产教融合模式
教育与市场匹配问题是世界教育问题，日本也存在人才提供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的现象。为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打破省厅机构等部门壁垒，强化“产业?雇佣劳动?教育人才”政策联结，各省厅、产业界、劳动界、教育机构、职业训练机构联合召开“第四次产业革命人才培养推进会议”，制定职业能力开发政策、教育政策等，实现产教融合政策制定升级；由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总务省联合学校及相关企业等共同成立“教育官民联合体”，增加企业对教育的投资，到2025年企业对大学、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的投资增加到现在的3倍水平，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准，用于开发优质教育内容，派遣优质外部人才，高效活用异质资源，实现产教融合资源升级；在理工人才培养过程中，开设“产学官圆桌会议”，制定行动计划，进行产业界人才需求预测，精准学校人才供给，加强产业界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反馈，实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过程升级；积极导入大学、公立研究机构、企业等的横向合作制度，促进产学研对话合作，提高技术产品转化效率，实现产教融合效益升级。产教融合是世界教育发展趋势，也是日本教育模式的重要特色。日本产教融合理念先进，多主体密切合作，过程精细化，效益可观，产教融合模式不断升级，为日本第四次产业革命推进提供人才保障。
三、??对第四次产业革命冲击的专业设置特色
日本高等教育主要由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专修学校实施，2014年共计4004所。为培养第四次产业革命适需人才的“专门职业大学”的专业设置以旅游观光、IT、信息技术为特色，于2019年开始招生。日本高等教育机构职能分工明确，错位竞争发展，专业设置符合社会、产业发展需求，整体运行高效。
（一）大学：专业设置多样化，培养适应产业需要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
日本高等教育质量世界领先，大学培养国际化推进背景下的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创新型高水平人才。2016年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进入第三期，第三期改革主要强化大学的地域贡献、专业领域、卓越性三个方面。日本拟建立“卓越研究生院”，积极推进“卓越研究员制度”，由大学、民间企业、国立研究开发法人以及海外顶尖大学联合建立“卓越研究生院”，以满足产业界需求，实现文理融合与多领域一体融合，为学生提供参加产学共同研究机会，促进人才、技术流动。2015年本科生中社会科学学科学生数量最多，占学生总量的32.4%；硕士生中工学学科学生数量最多，占学生总量的41.8%；专业硕士学位中社会科学学科学生人数占比最多高达76.9%；博士生中医学齿学、工学学生所占比例较高（见表2）。专业设置多样且较为均衡。2016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率74.7%，其中批发零售业、医疗福祉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等行业就业人数较多[7]。日本大学强调充分利用各类型资源，进行产学研合作，充分挖掘学校的科研职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服务第四次产业革命及社会需求。 （二）高等专门学校：男生多，专业设置应对第二产业需求
高等专门学校以国立为主，招收初中毕业生，实施五年一贯制教育，重视实习实训，培养富有创造性的实践技术人才，备受国家重视与产业界信赖。2014年高等专门学校男性学生比例高达83.1%，女性学生仅占16.9%[8]，以男性教育为特色。高等专门学校专业设置以工科、商船学科为主（见表3），培养第二产业适需人才，是服务第四次产业革命需求的主力机构。为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高等专门学校积极进行学科再编，增设信息情报、国际商务等相关学科，提高专业设置的产业服务水平。2014年高等专门学校40%的毕业生选择升学，60%的学生选择就业。就业学生中，93%的毕业生从事专门技术工作，51%的学生进入制造业领域。[9]高等专门学校是日本制造业乃至第四次产业革命重要的人才供给支撑。
（三）短期大学：女生多，专业设置应对少子老龄化社会
短期大学教授学生研究专门的学艺，培养学生职业、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能力，以私立为主，是日本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2005年开始实施“短期大学士”学位制度，实施小规模精细化教学，学费低，就近入学，之后短期大学第三方评价常态化、义务化，短期大学的社会吸引力及国家认可度不断提高。2014年女性学生比例高达88.4%[10]，以女性高等职业教育著称，短期大学的教育、家政、保健、人文等专业学生数较多（见表4），以教育、家政、保健等著称的短期大学专业设置服务少子老龄化社会，实现短期大学与少子老龄化社会优质对接，是建设“社会5.0”的重要人才供给机构。随着日本雇佣环境的女性活跃度提高，《短期大学今后的存在方式》提出，服务少子老龄化社会、提供优质女性教育、创生地域社区服务是短期大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专修学校：强调“实务卓越性”，专业设置满足第三产业需求
专修学校规模小，设置灵活，发展速度快，2014年实施专门课程的专修学校发展到2814所[11]，以培养实践的职业人为目标，促进学生职业资格证书获得。专修学校注重实践课程设置，50%的课程为讲授，40%的课程为实习，10%的课程为企业研修，注重培养学生的“即战力”。为平衡“学术卓越性”，强调“实务卓越性”，《专修学校专门课程中实施职业实践专门课程的认定规程》规定，专修学校实施“职业实践专门课程”，强调企业全程参与，培养学生具备职业所需的知识、技术技能等。近年来，专修学校延长学制，为2～3年制课程毕业生授予“?Ｃ攀俊背坪牛?为4年制课程毕业生授予“高度专门士”称号，提高专修学校的社会吸引力。其专业设置以医疗、文化教养、卫生、社会福祉为主（见表5），对接日本第三产业雇佣人数增加的需求，更好地服务第三产业，专业灵活性、市场适应性强。因专修学校非“一条校”（体制外学校），教学质量饱受争议，201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发布《专修学校学校评价指南》，基于PDCA理念，组织实施包括自评、学校关系者评价、第三方评价在内的评价体系，以谋求提高专修学校治理能力，公开社会责任，提升专修学校教育质量。
四、结语
日本第四次产业革命是日本经济社会转型的推动力，是安倍经济学目标实现的关键步骤，文部科学省提出《面向第四次产业革命人才培养综合提案》，积极部署并努力建设日本卓越教育体系，强化数理情报与计算机教育，将“计算机编程”设为必修课，升级产教融合模式，适时增设“专门职业大学”，以回应第四次产业革命与“社会5.0”人力资源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正如火如荼推进，如何培养“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适需人才，需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与统筹规划，也需要各级各类院校积极思变与创新发展。其一，创新现代教育体系融通衔接制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规划中国现代教育体系蓝图，但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教育体系融通衔接制度尚未健全，借鉴日本“专攻科制度”、“大学编入学制度”、“科目履修生制度”和“学分累计加算制度”等切实可行举措，可通过建设“学分银行”、“专业试点”、“项目合作”、“高考改革”、“应用技术本科转型”、“国家资格框架”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衔接融通制度，健全现代教育体系运行机制。其二，加强院校信息化建设，强化数理、计算机等信息化教育。随着“互联网+”等的深入推进，对学生媒体素养、信息化能力要求的提高，在将信息技术课设为必修课同时，深化各级各类院校信息技术类课程改革，加大对高校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等专业在政策、资金方面的投入力度，提高教师信息化水平，优化信息化教育环境，建设数字化校园，应对“互联网+”等时代需求。其三，升级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模式。“中国制造2025”聚焦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智能制造是其发展方向，中国教育机构应面向“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抓重点、优服务，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强人才需求预测，动态调整专业设置，精准供给高水平人才。鼓励我国产教融合在部门、政策、机构、资源、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实现院校“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一体化[12]，优化学校职能，提高学校活力与效益。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中国教育借鉴日本教育结构变革经验，以产业变迁为导向，以院校创新发展为路径，以学生发展为根本，不断促进教育现代化转型升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