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亚洲开发银行和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几乎同时看上了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汤敏，但汤敏却选择了亚洲开发银行（下简称亚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马尼拉离中国的距离近，一个曾经当过知青插过队的人，对这片古老的国土，有着特别的眷念之情。
但是汤敏没有料到，他在亚行服务了12年，一直是在中国的大门外面一点转悠。他先是在亚行研究中心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后又负责南亚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的政策、发展战略与经济事务工作。当他于2000年8月到北京担任亚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真正为生他养他的故土工作时，他才感到，他生命中最好年华的一段，他宝贵的人生财富，就是长达十来年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工作经验的积累。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可能也有中国留学生在东南亚工作的，也可能他们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领域，而汤敏始终是站在亚洲的高度，用亚洲银行的眼光来处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相似的规律，很多我们现在已经碰到的问题，其实并不完全是中国所特有的，关键是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1995年，亚行为孟加拉的资本市场提供一千万美元的改革项目，对股票市场进行改造。其中包括股市政策的设计、规划与条理化，网上的系统整理。汤敏参加了这个项目。
孟加拉只相当中国的一个小省的面积，却居住着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贫困人口高达50，商业银行的坏帐率高达60.就是这样贫瘠的国土上，1893年就有了亚洲最古老的股票市场。但上百年来，该国的股票市场一直像私人俱乐部一样，只形成一个很小的内部交换市场。几乎一百年了，围绕着它的是人数很少的富人阶层。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资本不断地流入亚洲市场，孟加拉人也开始认识了资本市场的作用，大家突然觉得这是淘金的好地方，百年的涓涓积累，突然爆发出全民炒股的浪潮。
一时间，达卡股票市场街道的前后都挤满了人，交通严重堵塞。人们已经不在股票市场内交易了，市场外面到处都是交换的场所。伴随而来的还有假股票的流通，这显然遏制不了人们疯狂的激情，许多股票甚至一天暴涨几倍几十倍。
股市的疯狂只持续了3个月，孟加拉股票市场所有的股票价格便哗哗地落下来，只剩下20-30的市值，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到这时政府才感到对股票市场监管的重要。但是，产生泡沫是很容易的，把泡沫挤出去，就有非常大的难度。信心的恢复，市场的重建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事情。直到现在，孟加拉的股票市场依然在疲惫的谷底中运行。
孟加拉的股票市场较小，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较小。但汤敏把它放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来考察，把它放在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中来对比，便得出了属于他自己的看法。
汤敏说：“相对而言，中国股市的十年进步是巨大的。中国股市不完善的问题，不光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都碰到过的问题。泰国、菲律宾都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两个国家的股市都是亚行帮助规范的，菲律宾是完全照搬美国的股票市场的模式，一丝不走样。但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不是人们按照主观愿望，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不光是泰国的股票市场出问题，菲律宾的股票市场也照样出问题，关键还不是制度的选择，是选择的制度没有坚实的基础。讲到底，是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所致。”“但我们现在的眼光，有一种倾向，言必称欧美，言必称日本，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发展到了哪个程度，忘记了我们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结果往往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发达国家的那套经验和东西，毕竟离我们太远了。在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毫不值得奇怪。但他们的很多政策和措施确实和我们不是一个数量级和等量级的，这时候如果我们的眼光仅盯着他们，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片面地拿他们的政策、他们的发展和我们对比，就有可能得出一些误导的结论和政策。”面对着亚洲在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危机，汤敏说：“发展的过程是个充满了风险、充满了障碍的过程。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措施中，可能很多政策都是对的，就是因为那么一两条出了问题，就要造成极大的反复，就会把国家发展一二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建设一个国家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非常辛苦，是一点一滴的积累，但毁掉一个国家，一两年就足够了。
中国的发展从大的方面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宁愿慢一点，也不愿让国家处于大的风险之中。一项政策，很可能从局部来说是对的，但从国家的风险，从总体来说，有一个重新估量的问题。比如中国股市，它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为什么要强调加强监管？为什么要挤出这些泡沫？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提出反假帐，为什么要把做假帐的公司弄出局？别看短期内轰轰烈烈，长期有可能把国家拉入极大的风险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股市加强监管，哪怕是付出短期的成本，也是值得的。“随着中国加入WTO，汤敏认为，真正的风险还是在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金融业是宏观的，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枢效应。
“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股票市场是为中产阶级、富人、大企业服务的，不是为穷人、低收入者服务的。亚行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是用特殊的体制来贷款、扶贫，用金融的手段来为穷人服务。”
亚洲发展中国家各有自己的特色，就脱贫解困来讲，却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汤敏在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做项目期间，在两个国家都做了同一件工作：帮助建立扶贫银行或小额贷款银行，汤敏他们把借款人分成小组，一般5人为一小组来借小额贷款，通过邻里的约束和邻里的帮助得到共同脱贫。银行贷款一般是一次还清，而扶贫银行是每星期还，这样还款的压力就小了，而且还提供技术培训，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在负责孟加拉国的工作期间，汤敏几乎是每月一次出差，跟踪观注着小额贷款项目的进展。
孟加拉的贫穷是汤敏在亚行工作时见到的之最，孟加拉的农民40是没有土地的佃农，乡村扶贫银行的对象就是这些最穷的人，而且利率还比较高。从1990年开始，汤敏他们一个村、一个点的推广试行，到现在已经做完了3期。效果是惊人得好，孟加拉商业银行的坏帐高达60，但乡村扶贫银行的还款率却高达98，许多穷人穷得吃不上饭，但还是及时把贷款还回来了，因为从小额贷款的发放中，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的扶贫银行已经升级变成了农村合作银行，还有了不少的分支机构，发展成孟加拉最有实力的银行，资本高达几十亿美元。
汤敏感叹道：“我万没想到，这么穷的一个国家，还有这么好的贷款机制。以后中国也搞了200多个试点，效果也非常好。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把小额贷款的机制大面积的推广开，还有赖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小额贷款银行，是用特殊的金融机制来扶贫。用金融的手段来解决低收入和穷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金融体制创新的问题。传统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股票市场是为中产阶级、富人、大企业服务的，不是为穷人、低收入者服务的。亚行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是用特殊的机制来为穷人服务。亚行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未来的5年中，中国的本土小企业、民营企业将有一个飞跃的发展，这是谁也挡不住的趋势。致于起飞的速度有多大，起飞的效果有多好，则和政府的政策有关。涉及到我们怎样来帮助小企业的发展。”
同是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国政府的力量较弱，因此非政府组织相对比较活跃。亚行大量的工作，都是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来完成的。巴基斯坦则不同，政府的力量较强，政府组织的力量较弱，汤敏他们的工作，多是和政府的合作完成。
在汤敏的印象中，在巴基斯坦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该国的小企业增加出口设计了一套机制。有一段时间，巴基斯坦的外汇相当紧张，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增加出口就成了很重要的战略决策。当时出口退税等政策几乎用完了，巴基斯坦没有什么大企业，小企业根本没有出口能力。但巴基斯坦出产大量的棉花，还有不少独特的产品，在国际上会有一定的市场。问题在小企业出口缺乏一套有效的机制。汤敏他们就根据巴基斯坦的实际，专门做了一套帮助小企业出口的机制，涉及到出口担保、贷款等等，对增加该国的出口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面临9.11后世界经济急速走缓，中国的出口压力急剧增大。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呢？汤敏说：“按照现有的机制，可说是潜力已挖尽。超出现有的机制，潜力在于我们如何在民营中小企业中挖掘。中小企业对市场的调整能力是很快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但他们没有出口权，没有和世界经济结合到一起，有些企业还没有能力打开世界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为巴基斯坦设计的帮助小企业出口的机制就有了借鉴意义。这套机制符合WTO的精神，而出口退税是违反WTO规定的，以后会逐渐被取消。”回顾将近12年东南亚国家工作的经历，汤敏觉得，要总结东南亚国家成功的经验，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东南亚国家都有中小企业局，都有中小企业银行，假入没有中小企业的支撑，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受打击可能会更大。同是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韩国的损失就比台湾大得多，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企业结构不同，韩国走的是大企业路线，而台湾拥有大量的中小企业。
回到北京工作，汤敏充满了兴奋感。虽然是在外资机构，但中国人做中国的事情，汤敏觉得非常的亲切。比如以前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做项目，一个政策的提出、实施和改变，他是完全作为一个专家或技术人员来参与的，其间的重要性也知道，但决无切肤切骨之感触。在中国就不同了，每项政策改革产生的后果和影响，看得就比国外更清楚，体验更深刻。他知道他所有改革建议的份量有多重，会波及到多大的范围。或许会影响到他的亲友，他的校友、他当年插队的农友们。而他在亚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责任，就是要研究发展中的中国的政策，并寻找出完善的措施。
从总体来讲，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9.11之后相对平稳。深入研究下去，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值得挖潜的地方。按照亚洲发展的经验，汤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一块在中小企业上。在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上，亚行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出发，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近一段时期，就给中国政府提供了3个技术援助项目。第一个是亚行和国家经贸委一起做的，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问题，涉及到担保政策、股本投资、中小企业信誉政策等等。第二个是和上海市政府进行合作，做中小企业融资的项目，包括怎样进行担保，怎样建立规范化的担保公司，怎样建立信用体系等。第三和国家工商联做关于进一步了解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问题的基础研究，同时如何发挥工商联在经济发展中的自身作用问题。亚行所做的这些工作，核心是围绕中小企业的发展，从方方面面入手，来解决政策上的瓶颈。
汤敏说：“中小企业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证信问题和信用问题。人们比较多的谈银行如何给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从银行的角度就是贷款难，就是如何为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但小企业融资到底是否一定要通过银行进行？应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人跟我讲，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不是经银行融资，而是通过民间渠道或者自己进行融资。为什么不经过银行？因为小企业风险较大。即使是在美国，小企业从注册开始，5年的存活率大约在17左右。如果是普遍借贷的话，5年后只能回收20，别的就要泡汤。风险之大，无庸置疑。银行贷款基本上图的是固定利息。那么大的风险，收益和风险不对称。为什么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融资贷款，原因就在这里。没有办法，只好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小银行找不到大项目，只有给小企业贷款。即便是这些中小银行，也要花很大的力气，把这些17能够存活的企业找出来，只有贷给这些企业，才没有风险。负责就借3个月，一看不对头，立即收回贷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当然要解决担保问题。按照建立新的担保体系，全国将有260个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的贷款进行担保。担保公司的钱哪来的？财政拨款。政府用特殊的方法，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这也是中国政府支持中小企业的具体政策之一。”“但用担保的方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银行直接贷款的方法。担保无非是把风险转换了，从小企业转换到了担保公司。风险依然在那里存在。
“小企业靠银行进行融资，只能部分解决融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迫切需要的长期的资本投入，这样就需要机制的创新，仅仅靠银行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成立中小企业投资基金，就是一种机制创新。亚行和香港新世界、美国利安保险共同共同成立了1.5亿美元的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专门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股本进行投资。投钱参股，长期参与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对中小企业的改制，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变化。”这些工作，都是和中国政府推行的中小企业政策相配套的，汤敏很有信心：“现在的中小企业是处在一个起飞的阶段。在未来的5年中，中国的本土民营企业、小企业将有一个飞跃的发展，这是谁也挡不住的趋势。致于起飞的速度有多大，起飞的效果有多好，则和政府的政策有关。涉及到我们怎样来帮助小企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