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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问题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049-04
  国际政治资源是指“国际政治主体在国际竞争中用来实现自身利益、贯彻战略目标所使用的物质和精神资源。”[1]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作为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国际体系的不同层次、领域中,那些能够对国际社会的相关领域产生重要性、实质性影响,有利于实现行为体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的位置和空间。”[2]这种空间和位置,既包括地理上的,也包括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占有的位置和战略空间。对一个国家而言,有效地开发和利用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对实现既定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中国要成功实现和平发展,必须获得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保持良好的对外关系,因此开发利用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当前中国可供开发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
  随着国际政治不断朝着全球政治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中国越来越需要开发一定数量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作为发展支撑,以实现进一步发展。这就迫切需要对中国潜在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出发,结合当前国际局势,中国可供开发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地缘政治层面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对这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和国家战略会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认为从西亚、南亚、东南亚到东亚整个沿海地带都属于边缘地带,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战略性资源、具有经济发展优势,而且是陆海权进行争夺的关键,对掌控世界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则正好处于“边缘地带”的核心区域,因此应该被赋予丰富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首先,由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地区影响力。中国地处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的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在亚洲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历史上很多亚洲问题的解决,如朝核问题、印巴争端、南海问题等,都离不开中国的一般性或主导性参与。因此,中国的影响力遍及南亚、中亚及广阔的亚太地区。虽然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强弱,但其来源却在于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区位。故而由于中国的地理区位所产生的在地区事务中长期、广泛存在的影响力便是可供中国开发的首要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这种资源的有效开发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并有利于构建更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区权力结构,为深入开发其他国际政治资源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次,陆海复合型国家①的天然优势。将陆海复合的国家特点作为一种结构性政治资源,其原因在于这种“与生俱来”的特点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使国家战略避免单一化,代之以多元化的生存发展战略。具体言之,“当国家实力相对衰落时,即使丧失了制海权,亦可以以大陆为依托成为安身立命的归宿,发挥陆权优势与敌较量;在国家力量强大时或和平发展时期,则能通过海洋顺利地走向世界,发展经贸,在公海谋求、实现自己的利益。”[3]这一资源的开发最大的效用在于使我国具有多元的战略基础和维持相对良好的战略态势。
  (二)国际权力体系结构层面
  在国际社会中,主要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决定了国际权力体系的基本结构,权力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国际政治资源的数量和进一步开发国际政治资源的能力。最能对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产生作用的是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而结构性权力本身也是一种最重要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对结构性权力给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描述:“决定行事方法的权力,塑造国家间、国家与民众之间以及国家与公司间互动框架的权力”[4]。就目前的现实而言,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结构性权力拥有者,但随着中国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越来越多的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仍能够在国际互动中获得一定的结构性权力。
  首先,地区层面上,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是中国获得结构性权力的主要来源。目前,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从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的现状来看,中国对东盟国家所具有的结构性权力主要有生产的结构性权力和金融的结构性权力两种:生产方面,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以及中国作为东盟第一大出口对象的事实使得东盟国家创造财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影响,而这种权力也成为中国在处理与东盟国家其他领域关系的一种选择。例如2012年中菲黄岩岛冲突激烈之时,中国宣布加大对菲律宾进口香蕉的检疫力度,致使菲大量香蕉出口贸易遭受重大损失,此举的间接效果就是菲方在黄岩岛问题上的态度趋于缓和并最终停止进一步恶化事态的行为[5]。金融方面,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人民币的坚挺,以及近年来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局面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民币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流通货币。这一现象背后是中国金融的结构性权力的显现。
  其次,在全球层面上,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作为多极中最重要一极的中国拥有较多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在当下,全球治理是中国参与全球事务、获得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最有效的途径。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问题上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立场,并且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能够不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在有必要时充分动用国家力量,使得中国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这些事务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因此而获得在国际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亦即“软权力”。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上,相比起部分西方国家,中国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并做出更多的努力,也取得了更多的成果:2013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28.5%,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在2014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表示将从2015年开始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还将提供600万美元资金,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6]。之所以将这种影响力作为一种结构性政治资源,是因为其能够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多信任,以及对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规则安排的认可和追随,降低敌对性同盟出现的概率,使国际体系结构能够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进而为中国进一步推行自己的发展战略提供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   (三)与大国及国际组织互动产生的动态性资源
  国际体系的基础是国际力量结构(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而国际力量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大国战略关系[7]。目前,全球范围内仍主要有五大力量中心:中、美、俄、欧、日。②在中国与其他四大力量所构成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中,最具有战略互动价值的是中美俄三角战略关系。在这三角关系中,相比较于美俄(苏)之间长期的总体上的对立关系,中国与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但是双方同时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互依赖,不可能完全走向完全的敌对和同盟两个极端;中俄之间总体上合作大于对抗,而且在近年来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合作进一步深化。尽管如此,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双方也不可能走向结盟,毕竟是两个地理上接壤的大国,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尤其在中亚,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正是由于中美、中俄之间都存在的既冲突又合作的基本关系模式,让中国能够根据自己切身的利益需要来灵活调整与二者之间的距离。在不同的三边关系状态下,中国会获得不同的战略位置和空间。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和产生边界冲突之时,中美的接近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战略压力,进而使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力量结构中,获得了对苏相对优势的战略地位。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中,中国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保证了中美关系不受其影响的同时,也与俄罗斯签订了大量能源进口的协议。这些都是特殊国际环境下大国互动所产生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但是由于国际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这种互动产生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具有动态性、时效性。
  进入21世纪,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是构成当前国际机制的主要框架。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也是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国际机制)带动行为体内部的革新。国际机制能带来资源和能力的重新分配,导致新集团的创立或一些团体、次团体变更力量平衡关系;国际机制在合法化过程中能使外部原则内在化,从而对国内制度或有关规则提出变革要求,并导致相应调整或转变。”[8]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参与国际组织、融入国际机制,才能在国际组织中发展、实现国家的利益。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使中国更加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走向世界,为中国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同时,通过进入国际机制和推动国际机制改革,中国能够积累丰富的经验,为将来参与制定新的国际机制和规则创造条件。
  二、中国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措施
  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不同于一国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资源,它是一种外生性的资源,需要行为体通过自身的运作来获得。结合对当前中国可供开发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对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进行开发。
  (一)加强周边区域整合,提供国际经济领域的公共产品
  “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中国的出路在亚洲。”[9]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复杂,邻国众多,而且邻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差异巨大,对中国的战略空间形成了限制和挤压,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一大难点。因此,中国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首要措施就是突破地缘政治上的限制,获得生存空间。
  一方面,对中国来说,要实现加强区域整合的目标,必须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加入东盟条约的重大举措,一举三得:一是可以增进互信,提高相互依存度,减轻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心理;二是软化东盟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和国际化的意图;三是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与使南海争端国际化的图谋,从而有利于我国的国家利益[10]。而“一带一路”的实施,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是实现区域整合的基础性工程。通过区域整合,中国的周边环境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将得到改善,彼此间相互依赖加深,避免地缘政治环境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对中国获得良好的战略生存空间乃至实现全球战略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提供国际经济领域的公共产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经济的总体稳定使中国具有了提供经济领域公共产品的能力,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巨大的贸易往来量、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为中国提供国际经济领域的公共产品提供了契机,就目前现状而言,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主要有以下两条路径:一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摆脱美元对地区经济贸易的影响;二是为地区发展提供援助资金,推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发展。
  (二)加强制海权建设,实现蓝色“海洋梦”
  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开发海洋资源,加强海权建设是中国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目前应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着手来加强海权建设:第一,树立海权意识。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国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重陆地而轻海洋,导致我国海权建设发展缓慢,几近停滞,最终导致在面对来自海洋上的坚船利炮时,山河破碎,国之不国。因此,加强海权建设的第一要务是树立海权意识。第二,加强海军建设,提高开发海洋资源的能力。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保卫海上国土、从近海走向深蓝的雄兵利刃,也是中国在日益激烈的海洋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的坚强后盾。同样,加大科技投入,提升我国开发海洋资源的能力,是我们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开发,再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不能发挥其服务国家利益的作用。第三,加强海洋立法,科学管理海洋。科学合理的海洋制度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规范海洋行为、构建海洋秩序。历史上的海洋大国,如美国,日本等,在发展海洋权力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政府主导下的与海洋发展相关的法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种做法在法理上维护他们自身海洋权益的同时,也加强了其本身海洋行为的合法性。我们在开发海洋过程中,应积极学习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为导向,科学合理的规划海洋开发,完善海洋法的制定,为构建海洋强国提供战略层面的指导和法理上的支撑。   (三)发挥国际体系维护者和协调者的作用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是中国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要想在国际体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首先必须是国际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也只有在国际体系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中国才能获得发挥作用的空间。当前国际体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中国在总体维护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国际体系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如推动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建立和完善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援助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的议题和行动,增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等。另一方面,中国应充分利用“经济实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出现利益分歧时,充当利益协调者,从而获得更多话语权,提升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为参与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提供机会。
  (四)头脑冷静,稳住阵脚,合理处理与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目前仍然是国际格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作为大国之一,处理好与其他大国如美、日、俄、欧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处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首先,妥善处理双边关系。对中美、中日这两组关系,虽然近年来彼此之间矛盾发生频率提高,发生的范围扩大,但由于这两组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因此面对当前所发生的一些冲突,中国应稳住阵脚,坚持通过外交手段管控、处理这些冲突,避免被拖入战争的深渊。对中俄之间,应继续推动双方的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深化推进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与此同时,中国应时刻保持冷静,防范和规避被卷入到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当中,从而损害自身的国家利益。中欧之间虽然经贸往来频繁,但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也是显著的。因此处理与欧洲关系,中国应积极推动经贸关系发展,以经济关系的发展促进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
  其次,积极利用多边合作机制促进双边关系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多边合作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些多边合作机制不仅能促进多边关系的发展,而且往往超越其本身,为成员间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机遇和平台,例如2012年钓鱼岛事件后,中日关系急速降温,高层互访中断,直到2014年在北京召开APEC峰会的机会中日领导人才实现了钓鱼岛事件后第一次见面,也为中日关系回暖创造了基础。因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利用多边合作的平台,增强彼此间的了解与互信,在多边合作中发展双边关系。此外,中国应通过在多边合作中积极充当大国利益的协调者,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多边大国关系。
  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是一国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更是有着重要意义。合理有效地开发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将极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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