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75-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大规模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减少到现在的5 575万，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进入21世纪后，产业扶贫逐渐成为政府反贫工作重点，扶贫方式由传统的救济型向开发式转变。产业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依托，利用贫困地区特有的资源优势，通过发展地方产业，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的一种扶贫方式。产业扶贫可以为贫困地区注入造血机能，唤起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自觉性和能力，对于改变欠发达地区的“久扶不脱贫”现象有显著效果。
贫困人口的参与是产业扶贫效果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扶贫开发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在农村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或是农民参与热情不高、参与程度低、参与渠道受阻的原因，导致产业扶贫无法真正解决农民贫困和农村发展的问题。山西省是我国扶贫开发重点省，21个县被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连片特困地区，本文以地处吕梁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的S村为案例，分析农民参与扶贫的内外条件、农民参与的现状及原因，提出推动农民积极参与扶贫产业的思路。
一、农民的参与条件
产业扶贫中的农民参与条件包括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内部条件指的是农村的气候、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数量的情况。外部条件主要指扶贫政策支持、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帮助情况。内外条件共同作用，潜在影响着S村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实践。
（一）农民参与的内部条件
S村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内，总面积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00亩，林地面积400亩。该村属于高寒沙石山区，平均海拔1 600米，无霜期一百天左右，昼夜温差大，年降雨量多，气候湿润，牧坡广阔，水草肥沃、适宜牛和羊的牧养和马铃薯、藜麦等作物的生长，其主导产业是种植业、养殖业。全村总人口280人，有低保户25户。由于土地沙漠化严重，传统种植的农作物产量低，年人均收入偏低，村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本村距离县城五十多公里，长年外出打工或者在城镇定居人数为二百人左右，村内剩余人口约为八十人，其中具备劳动能力的人不足六十人。一直以来当地村民靠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只能起到暂时性缓贫作用，返贫率较高。致富渠道的阻塞使得当地村民生活较为单一，思想观念保守，参与理念和实践处于一种待激发的状态。
（二）农民参与的外部环境
从2013年开始，加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推动全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山西省在贫困地区启动实施了“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工程。“百企”主要指以山西省属国有企业为龙头，包括中央驻晋企业、市属国有企业、省内民营骨干企业以及省外企业在内的各级各类规模以上企业。“千村”主要指以吕梁山、太行山两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县为重点，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的贫困村[1]，S村在此范围内。2014―2016年间，当地县政府发挥企业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优势，充分利用该村土地、气候等资源，开展并实施了3个产业扶贫项目，分别是藜麦种植项目、优质绒山羊养殖项目、高科技温室大棚项目，资金累计投入六百余万元。组织当地村民专业技能培训3次，吸收农村闲散劳动力约五十人，扩大了村民收入来源。除此之外，由市、?h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组成的驻村帮扶工作队对该村定点帮扶，有明确到户的帮扶责任人。工作队为当地村民争取扶贫产业项目，争取和提供资金支持，制定脱贫计划，开展培训和技术指导活动。由于该村扶贫工作比较突出，经常有上级领导来考察工作，以及媒体、记者的采访报道。扶贫产业和社会团体、个人的介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民传统的参与观念，为农民参与创造了条件，改变了过去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惯，影响着农民的参与实践。
二、农民参与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产业扶贫虽然在S村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地村民参与情况并不乐观。首先，S村“空心化”严重，扶贫产业缺乏足够劳动力。其次，S村“熟人社会”的瓦解导致农民合作困难，缺乏参与热情。在此背景下，农民能够参与扶贫产业中来本身已经“尤为可贵”，但现行的产业扶贫模式中，农民参与程度较低，难以获得一定力度的支持。当地村干部“人情扶贫”，进一步阻塞了农民的参与渠道。
（一）农村空心化导致产业扶贫缺乏足够劳动力，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农民是农村发展产业的主体，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直接决定着产业发展的水平与效益。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村大部分有文化、有体力、有能力的青壮年都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十二五”期间，山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年工资性收入由2010年的1 081.6元增加到2015年的2 662.62元，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①S村剩余劳动力不足六十人，而且呈现出老龄化、女性化的特点，部分耕地抛荒。与传统农业相比，发展特色扶贫产业投入较多、见效时间较长、市场风险较大，形成一定的规模才有效益。劳动力的缺乏使得当地村民只能选择发展一些小规模的种植、养殖产业，发展后劲不足，难以带动整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熟人社会”的瓦解导致农民合作困难，缺乏参与热情
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处于这种社会类型中的主体有着较强的集体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容易达成集体内部的共识和做出符合群体利益要求的一致性决定[2]。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生产、生活范围日益扩大，农民之间的观念差异也随之增大，村庄出现了与之前熟人社会大不相同的逻辑。农民对村庄的主体感逐步丧失，在自己的生活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维持生计”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行为准则[3]，“熟人社会”的瓦解使得农民之间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难。与农民以往接受的救济式扶贫不同，产业扶贫以市场为导向，所以它的市场风险也需要企业和农民共同承担，所以在面对有风险又陌生的扶贫项目时，个体农民在理性指导下谋取个人利益，缺乏参与热情。2014年，当地村干部和种植能人争取到一个藜麦种植项目，但由于近些年村民们共同合作的机会减少，集体意识减退，该项目推进较慢。加上过去的救济式扶贫使他们养成了一种“等靠要”的懒惰习惯，头一年项目开展的并不顺利。第二年，由于第一批种植藜麦的村民尝到了甜头，其他村民才逐渐有了参与热情。 （三）扶贫项目运作模式脱嵌于村庄导致农民参与程度低
在山西省农村地区，产业扶贫项目主要以“农民+企业”或“农民+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运作。龙头企业带动贫困农民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将农民与龙头企业组成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的规模化经营可以帮助农民抵御个人、单个家庭进入市场的风险，帮助解决农民合作困难的问题，政府也能从面对一个个百姓的细碎工作中解脱出来，减轻工作压力。
S村由于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项目以“农民+企业”的模式运作。调查中发现，为了尽快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县、乡级政府将扶贫资金、土地等公共资源投入与村庄社会相脱嵌的“龙头企业”后，只负责项目“落地”，忽视了农民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2015年，县政府和一所中央驻晋企业共同出资五百多万元在S村建设一座占地四千多平方米的温室大棚。村民们接受了企业组织的技能培训，在温室大棚中负责种苗培育工作，每人每天劳务费80元。虽然该项目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民在此项目中只是一个“打工者”的角色，参与程度低，他们并没有掌握市场资源、技术资源、产品资源，在产业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对企业依赖性强。这种低参与度的产业扶贫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农民很难获得一定力度的扶贫支持，造成了“扶富不扶贫”的现象，违背了产业扶贫精准化的初衷。
（四）村干部“人情扶贫”导致农民参与渠道受阻
在S村，村干部推荐参观的产业扶贫项目“看起来很美好”，但通过走访当地村民后发现，有村干部的家庭，参与扶贫项目的比例较大，而参与该项目中的贫困户并不多。村民们说：“上面的好政策，下来就变了样”，他们对这种“人情扶贫”现象也很无奈，当扶贫项目由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一步步推进到村一级时，村干部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对项目进行变通，通过自身参与分配的优势和权力，使扶贫项目向自身家庭倾斜，造成项目实施不公平，阻塞了贫困农民的参与渠道，阻碍了他们摆脱贫困，进而导致农民对村干部缺乏信任，不利于后续产业项目的开展。
三、推动农民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思路
农民参与产业扶贫是一种社会行为，农民的参与态度和行为与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关联。政府作为扶贫产业的主导者和实施者，应鼓励和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协调农民之间、农民与企业之间、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动产业扶贫深入发展。
（一）突破村庄边界，实行连片扶贫开发建设
像S村这种剩余劳动力较少、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光靠一个村的力量无法将产业做大做强，县、乡级政府必须突破村庄边界，打破区域壁垒，实施跨乡镇、跨村组连片扶贫开发建设，实现协同发展。通过对原有的小型种植项目进行整合，改造中低产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增加扶贫产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这样不仅能解决S村的发展问题，也同时带动了周边其他农村、乡镇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但农民有清晰的边界意识，这是当前连片开发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构是差序格局，农民以自己的亲疏远近来划分人际格局，农民在寻求帮助时，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其次是有地缘关系的本村村民。连片开发突破了村民之间血缘、地缘的联系，需要政府对各村村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
（二）培养农民合作意识，激发农民参与热情
农民参与扶贫产业的过程，也是合作的过程。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民的最大特点是“善分不善合”[4]。农民的合作能力差并不代表农民不需要合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农民，靠单打独斗无法摆脱贫困。因此，政府要帮助农民培养合作意识。首先，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相关部门应多组织一些电影放映活动、流动舞台车送戏下乡等文化活动；建设图书室、老年活动室等文化场所，让农民通过参加文化活动来增进感情、促进彼此之间信任，信任是农民合作的心理基础。其次，加强文化教育和宣传，培养农民的诚信意识、法律意识。诚信意识有利于克服农民的个人算计行为，减少合作的成本；法律意识的形成可以帮助农民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增加农民参与合作的可能性。最后，“身贫好扶，心贫难治”，农民自身应逐渐改正“等靠要”的思想，充分发挥自己在扶贫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主动参与合作，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完善农民与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转变扶贫项目考核重点
农民与企业在合作过程中由于话语权和地位不同，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充当一种“打工者”的角色，参与程度低。这样的扶贫产业无法真正帮助他们脱贫。扶贫产业的发展应该是企业、农民双方受益，应建立一种科学可行的利益联结机制来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一方面，农民应增强法律意识，与龙头企业签订合同，约定农产品最低收购保护价，避免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做出与广大农民利益不一致的行为；另一方面，完善“公司+农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企业起到一个平衡和制约作用。探索以劳动力、技术、土地入股等方式，通过股份制保证入社农民的基本权益，实现经济效益和扶贫效益的平衡，使农民真正成为产业化扶?的受益者[5]。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转变扶贫项目考核重点，重视农民的参与程度。地方政府施政动力来源于政绩，考核指标也集中于“地方GDP”和“人均收入”等经济发展指标上，忽视了农民在扶贫产业中的参与程度。所以，考核重点应由经济指标向扶贫综合成效转变，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实现社会公平”纳入考核范围。
（四）重视农民在产业扶贫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参与权利
村干部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可能会做出违背农民意愿和利益的行为。缺乏监管的扶贫项目容易滋生腐败，造成村干部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影响农民对他们的信任程度。政府应该充分重视农民在产业扶贫中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参与权利，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与公开，维护农民利益。村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农民也应该消除对政府的刻板印象，积极参与村庄事务。双方应共同努力，在沟通与反思中重新塑造信任关系，促进村庄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