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2-0093-05
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1]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另一方面其存在的“合理性”却屡屡遭遇 “质疑”和“挑战”，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能否满足人的现实需要，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2]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人的根本性需要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有生命的人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对外部存在的索求。”[3]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存是为了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地生存。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其实质就是人不断地打破生存和发展的束缚，实现着超越，推动着人的成长。因此，能否实现人的自我超越也就意味着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由此视角探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主阵地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与人的需要
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元”本义是首要、开始的意思。元问题也就是指最为首要的问题，所以元问题比普通问题更进一层，具有蕴涵制约着其它问题的意蕴。倪愫襄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问题，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问题。”[4]1这是比较公认的看法，而究竟什么是“前提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倪愫襄认为，元问题研究可具体为“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根源、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追问，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规律的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语言、学科属性、研究范式等问题的探究，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的研究范畴”。[4]7宋锡辉教授认为，元问题、元理论研究，包括“两化”“七论”，即：科学化与现代化；本质论、价值论、对象论、规律论、方法论、环境论和管理论。[5]李武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是元问题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价值问题、研究方法问题等。[6]宇文利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理论发展、教育实践都离不开对它本质的把握，因此“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设读为‘元问题’”。[7]郭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而非次生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从元问题角度出发而不应从次生问题角度出发。”[8]学者们从多个范畴对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进行探究，无疑极大深化和推进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的认识，但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具体应研究什么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而本质的追问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追问的主要方面。元问题的研究是要解决根本出发点的问题，如果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范畴都作为它的元问题加以研究，就会有泛化元问题的探究范围之嫌疑，不利于继续对元问题进行深度聚焦，但把元问题等同于本质问题的追问，又应当注意到本质问题与元问题还是存在差异的，本质是事物固有的根本属性，它是事物内部所包含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综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不同的阶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和遵守的规律可能相同，但“为何如此”却根本不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作为首要的出发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客观规律的本质认识是重要的方面，但首要解决的是为何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人们又为何就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502这就是说，解释世界不是根本，哲学最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世界，使人获得自由与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体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观，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而是一门具有突出实践指向的科学。
为什么近些年来人们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元问题的审思？张耀灿在回顾与展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30年时说到：“开展元问题、元理论研究，这不但对学科理论体系的成熟完善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具有重要价值。”[10]倪愫襄认为，元问题的研究“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问题”。[4]1因此，元问题研究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问题，是顺应社会和学科发展的要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问题，自从1980年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命题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直在走科学化道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学科理论认识不一致的问题，比如在研究范式、学科边界、基本概念与范畴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迫切需要学科从元问题上加以澄清，以实现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科学性是合理性的基础，但是合理性又不完全等同于科学性，科学性强调的是事实判断，合理性不仅有事实判断而且还包括有价值判断，所以科学性并不能完全必然地推导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比如文学、宗教、艺术等相关学科并不是完全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这就是人文学科的特点。我们发现学界对元问题的反思与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几乎是同步的，如在2010年，张耀灿在《思想教育研究》杂志创刊25周年的纪念撰文中写道：“许多学科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条件回头，思考并加强元理论研究的。今天我们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创新，关键正在于自觉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11]3这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由原先的范式向人学范式转换其实就是学科迫切需要思考的元问题、元理论。过去，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强调社会需要，这是由时代特征和任务所决定的，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长期停留在社会需要、工具价值层面。……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目的价值。认识上的片面性，必然影响到工作的实效性”。[11]3这就是说，对个体需要这一方面未注重或者说注重不够，就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降低，特别是在全球化、市场化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到大力加强的现时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所涉及的科学性、合理性实质是学科的人学范式转换问题，即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反思就是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学科人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非外在于人的东西，但当前学科却屡屡遭遇“质疑”，这一方面是社会上某些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在?W科范式转换上确实做得不够，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马克思说：“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9] 587也就是说，人们总是从他们现实生活中自己的需要出发的，去确立是否接受事物，达不到他们需要的事物就会遭到排斥。消灭了阶级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满足个人需要与满足社会需要两者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社会不是抽象的社会，是由现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满足人的需要也就是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从整体上说的，从需要具有社会属性上说的，不是就人某一个具体的需要而言，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满足各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反之亦是成立，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正当需要越充分，社会就越有活力，反之则会影响和制约社会的发展。而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往往是不一致的。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9] 550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真实地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对大多数人的思想进行欺骗、束缚和控制，也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维护着每个人的利益，也就是为了维护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研究也就要立足于促进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以推进人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这形成了与剥削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不同的出发点：一种是真实的满足人的需要；一种是虚假的满足人的需要。虚假的满足人的需要就是把虚幻的东西认为是人的真实需要，比如，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超验的神秘力量”来进行统治，资产阶级利用虚假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理论来维护其统治的正当性。
二、自我超越是人的根本需要
超越一词（transcand）来自拉丁语transcandere，本义包括“跨越”“超出”“胜出”等，即超出某种障碍或限制，不断前进之意。超越表达的是一种动态也是一种结果，对个人而言蕴涵了对人生理想目标的追求与实现。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中对超越尤为推崇，唯意志论者尼采认为的超越就是要成为超人，即“一个活着的东西，首先追求的是释放他的力量――生命本能即强力意志”。[12]他把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奋发有为的生活，另一种是堕落的、腐化的、软弱的生活。”[12]他认为前者代表着真正的人类意义，后者对人类的进步不仅无价值，而且是一种累赘。海德格尔认为：“如若人们选用‘主体’（Subjekt）这个名称来表示我们自身向来所是并且作为‘此在’（Dasein）来理解的那个存在者，那么，这就是说：超越标志着主体的本质，乃是主体性的基本结构。主体绝不事先作为‘主体’而实存，尔后也才――如果根本上有客体现成存在的话――进行超越；相反，主体之存在（Subjektsein）意味着：这个存在者在超越中并且作为超越而存在。”[13]在海德格尔看来超越是人的存在方式，即由存在A超越自身达到存在B，向可能的世界展开，标志着人作为主体的本质。萨特认为：“人的实在是它自身向着欠缺它的东西的超越，如果它曾是它所是的，它就向着它可能是的那个特殊的存在超越。人的实在乃是向着与从未给定的自我重合而进行的不断的超越。” [14]这就是说，超越是人的实在，而超越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欠缺”，人通过“自为”向着“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去超越。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向超越存在超越的这种飞跃中，我的本质自身就在思想里作了根本性的抉择，这就是我的本质的现实所作的根本性抉择。”[15]这就是说，超越是人生存的根本性抉择。虽然西方一些思想家关注人的超越性问题，但是他们的超越信奉的是形式上的超越，而不是实质上的超越，尼采把超越归结为“强力意志”的唯意志论，海德格尔的超越离开了人的实践只会把超越归结为某种抽象的神秘力量，萨特的超越前提设定为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选择，雅斯贝尔斯最终把超越统一到虚无的“上帝”的超验世界，他们的超越注定了只会把人带到存在的虚无或神秘，而不是人实质上获得现实的超越与解放。
超越作为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说明，但马克思的意识观、实践观、自由旨趣，都表明了人是超越性的存在。马克思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9]162这就是说，人的意识要不断的反观自身，超越自在的给定性，才能不断地把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区别开来”。但是人的超越不能仅仅停留于意识层面，要实现真正的超越，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实践，这也是马克思与其他西方思想家超越论的根本分野。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6]55这就是说，意识的真实性必须依靠实践才能从主观的彼岸回归到现实的此岸，换言之，意识的超越只有通过实践才会是实质的超越。这是因为实践所具有的现实品性，正如德国希望哲学家布洛赫说：“只有这种与各项条件相中介的实践才是基于当时的可能性的实践而这种当时的可能性恰恰存在于开放的历史和世界的全部可能性――存在领域之中。在历史过程中，只有这样的实践才是有待判决的事情：‘人的自然化、自然化的人’从现实的可能性过渡到现实。”[17]人只有凭借实践的现实本性才能不断地超越客观事物和自身的自在性与约束性，建构着属于人的世界和自己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超越观不是停留于形式观念上的“解释世界”，而更在于实质的“改造世界”，获得“属人的世界”。 超越的主体是抽象的“实体”“本体”还是具体的个体“自我”？西方传统哲学长期以来囿于“实体”“本体”等哲学基本范畴，试图以一元化来把握世界的最高统一性，这种形而上学的理念自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持续到近代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从现实个体“自我”的实际活动出发，马克思摆脱了旧哲学“实体”“本体”的纠缠，从实践层面去理解人与客观事物的对象性关系，通过实践使“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6]55人改造世界、改造自我就等同于“革命的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18]43也就是个体不断自我超越的“革命的实践”形成人与自身、社会、自然的关系，成为历史的“剧作者”与“剧中人”的历史。因此，超越的主体是追求着自我目的与意义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体，而不是作为“普遍”“概念”“抽象”的“本体”。对于这一点，恩格斯说：“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18]25只有确立个体自我作为实践超越的主体，才能将生存和发展的责任与权利还给个体自身，实现“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逻辑转换。
人“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超越的对立面就是限制和束缚，离开了限制和束缚也就无法理解超越的本真，因此，我们可以把超越的客体归结为对人生存和发展具有束缚和限制的客观事物。正是因为有束缚和限制的存在，才使人的超越成为一种客观必然的要求，但是超越不是“上帝”或者“他者”给予的，主体就是他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人不是由于具有逃避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9] 335正是这种超越的“革命的实践”，才把人从客观事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实现着人的实质自由，并由此去不断拓展人的生存空间，创造人新的需要，使人由有限走向无限。马克思曾经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9]520这就是说，人有什么样的实践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换言之，同样可以说，人有什么样的超越，他们自己也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们常常把需要与利益等同起来，这是因为需要从根本上说是利益的需要，利益是因需要而成为利益，它们体现的是人的价值、人的目的。马克思在文章中也常常把二者放到一起，例如在《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一文中说“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19]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同样强调：“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9] 52人的需要和利益“概括起来，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发展”。[20]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需要和利益。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286这就是说，人们的自我超越就是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人离开了生存和发展这个根本的需要和利益，人的思想就是抽象的，而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的满足是人超越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事物的限制和束缚带来的，它不是现成的。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22]也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满足，来自于人的超越性实践，换言之，人的自我超越才是最为根本的需要。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尤为明显，社会加速向前，个人的发展速度如果跟不上社会整体发展的速度，人相对于社会而言就是在后退。处于这种时代境遇中的任何个人，只有不断地自我超越，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否则就是走向生存和发展的困境，由此自我超越也就成为每个人能感觉到的根本的需要。美国学者桑德森描述现代快速变革的社会时说：“过去，一个工人只需找到一家可以终身托付的企业，就能使全家一辈子衣食无忧。而今，从美国劳工部的统计看，一个美国工人因公司变故（倒闭、兼并购、裁员等变化）被迫更换10种不同的工作，一个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员工一生不得不转换六、七种不同的职业。那种将自己的人生或命运托付给企业的传统生存方式，已成为最不安全、最不靠谱的人生选择”，[23]2“对于那些习惯了只关心自己、习惯了躺在舒适区做梦、习惯了路径依赖的企业和个人，这简直就是一种‘世界末日’或‘宇宙崩溃了’的模式”。[23]4人是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人，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要求具有不断超越的人与之相适应，超越也就成为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存在方式，那种离群索居、无欲无求的“隐士”毕竟是社会的少数，超越已成为时代人的需要的根本主题。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研究要立足于人的超越
张耀灿、郑永廷等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发展超越功能，即面向未来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并不断促进人们实现超越，才能真正把握未来，拥有未来，并‘形成未来社会的主要因素’。”[24]这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要由再生功能向“超越功能”实现转型，促进人的超越。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要求就是实现人的社会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化即意味着实现人的现代化。郑永廷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建设全面小康依靠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现代化程度和素质更高的人。没有人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能成为一句空话。”[25]266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要求人通过超越跟上或者超越时代的步伐，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社会关系，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起来，即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推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促进人的更好生存和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虽然总体上看具有发展的同步性与相互制约性，但是，从个体、局部、某一时段来看，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则广泛存在非同步性与矛盾性。”[25]183这就是说，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往往不同步，这个不同步就会造成一个客观的矛盾，当外界社会的发展速度快于人自我超越的速度，人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人的生存和发展就会被社会所限制，并成?橛跋旎蜃璋?社会的发展的因素，当人的发展速度与社会同步或适当快于社会发展速度，人就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并促进社会的发展。要解决两者之间不同步的矛盾，一方面社会要创造更公平、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为人的超越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就是促成人的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这是因为在人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对于人的超越而言，自我的超越往往带有根本性的。正如毛泽东有句反对机械唯物论的名言：“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6]但是，这个“内因”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外因”启蒙的“条件”，人就不能很好地实现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发展。这也说明了“自我超越”并不是“唯我超越”，只是说“自我”是承担超越的责任和利益的主体，“自我”与“社会”是和谐统一的过程，而不是指向施蒂纳的“唯一者”。 自我超越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被动超越和主动超越，被动超越是适应型的，主动超越是创造型的，被动超越是问题已经出现，并对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限制和束缚，人不得不仓促地解决当下暂时的问题；主动超越是问题还没有出现或仅出现一点苗头，未雨绸缪，立足于长远，主动做出行动解决现实可能存在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自我超越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意识到被动问题的存在，由被动的超越逐渐引导其转换成主动超越的态势。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将社会的要求，转化为主体能够自觉意识到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求，然后又通过各种途径促成人的主动超越，即由外界的需要“要我超越”转变成为主体根本的需求“我要超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把人的世界由自在的狭小空间，引向社会的广阔舞台，在不断地超越中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元问题立足于人的自我超越，就是要去研究怎样促成人的超越意识，激发人的超越动机，锻炼人的超越能力，把人超越的根本需要挖掘出来，让潜在的可能理想通过自我超越成为现实的存在，从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总之，以自我超越的视阈去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基于人是目的的研究途径。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295这就是说，人们的历史是不断地自我超越现实的束缚走向理想的一个过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立足于人自我超越的这个根本性需要，也就顺应了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时代要求，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有机统一，回归了“教育的存在它的使命就在提升人的自觉，把人从自在的生活中引领出来，使人的超越本性得到释放”[27]的本真，走向了合科学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