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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治转基因”的中国话语权构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064-05
  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使中国道路的优越性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然而中国话语权遭遇西方“政治转基因”战略的影响,造成中国道路发展优势与中国话语劣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立足于这一背景,探讨“政治转基因”对中国话语权的影响及对策。
  一、“政治转基因”的内涵
  “转基因”原本是生物科学领域名词,意指利用DNA重组技术赋予生物新的遗传特性,即创造出新的生物品种。“政治转基因”概念源于2013年由国防大学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较量无声》,该片尖锐地指出,“政治转基因”是西方利益集团支配中国的战略首选。之后,《解放军报》连续刊登了多篇文章,强调“政治转基因”对中国的影响。如,2014年5月25日提出“政治转基因”是个别西方大国实现不战而胜的常见手法[1];2014年9月9日、9月22日强调不重视“政治转基因” ,直接后果便是亡党亡国; 2015年1月1日再次分析了“政治转基因”工程对我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领域的挑战;2015年3月27日指出军队不能被“政治转基因”拔根去魂[2]。笔者认为,“政治转基因”是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它是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伎俩,主要手段包括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炒作敏感事件、加重社会矛盾,等等。“政治转基因”的核心理念是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制脑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3]32。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也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些讲话都反映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中国话语权构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对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无疑是一种挑战,他们势必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中国话语权构建。在信息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硬碰硬的军事对抗、充满硝烟的战场已经不再是主要斗争形式,取而代之的是“政治转基因”这种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由于“政治转基因”风险成本低、利益冲突小、隐蔽性和杀伤力强,因此成为西方国家改造世界、重塑国际秩序的最有效方式。我国是西方国家“政治转基因”的重要“目标生物体” ,必须高度重视和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二、“政治转基因”对中国话语体系的影响
  西方的“政治转基因”战略设置了非常多的理论陷阱影响中国的话语体系,主要表现为借助新媒体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利用流行文化产品推行西方文化优越论、制造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三个方面。
  (一)借助新媒体在中国大力推行西方价值观
  新媒体已经成为思想交流、理论学习、舆论引导的新阵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中国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领域。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给我国带来了信息化,也为西方国家推行其价值观提供了契机。2006年底,美国就组建了网络媒体部队。2010年初,美国国会批准拨款3000万美元用于对中国等国家的网络审查。而我国在信息防御和控制力以及价值观的宣传渗透力上都存在明显不足。新媒体技术的不平衡使得西方国家通过信息技术霸权实现意识形态霸权,他们加紧利用新媒体推销西方价值观念。2006年11月,美国成立了Digital Outreach Team,通过模拟参观美国小镇、聆听美国的独立宣言等形式具象化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在虚拟世界推销其价值观。2009年在摩尔多瓦和伊朗的政治骚乱中,中情局直言利用网络输出美国价值观是最有效、最快速的方式[4]。有数据显示,网络已经成为“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5]因而也开启了政治传播的新媒体时代。
  (二)倾销流行文化产品推行西方文化优越论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媒体技术运用上占据强大优势,垄断了对外传播媒体,掌控了全球话?Z权。他们不仅利用新媒体直接向本国公民传播价值观,而且还向全世界输出其价值观。除了技术优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利用文化优势进行价值渗透。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流行音乐、快餐文化大量涌入中国,这些产品无不承载着西方的优势文化和价值观。青少年一代受西方流行文化产品影响最深,他们钟爱好莱坞大片,崇拜西方流行音乐,追求眼球刺激和视听享受;追随快餐文化,过“洋”节,喜爱外国奢侈品,追求西方带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现代生活,接受美国大片中颂扬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解放等“美国精神”。由于我国在防范意识形态渗透方面的经验不足,缺乏及时有效的引导,在西方流行文化产品的影响下,一些青少年原本不够稳定的价值理念悄然发生改变,他们在认同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使得中国主流文化在年轻族群中越来越弱化。
  (三)制造历史虚无主义言论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错误政治思潮,它从历史着手,企图通过否定历史达到否定现实的目的,进而达到否定共产党执政、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话语体系,具体表现为:其一,歪曲中国革命历史,贬低政治领袖。例如,否定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说辛亥革命造成了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更有甚者,他们诋毁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夸大他的错误和失误。把他在探索中国道路进程中的失误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描述成主观行为。其二,诋毁中国的道德偶像。道德偶像的示范作用对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要,西方国家经常通过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塑造其道德偶像,但是他们却加紧通过各种方式诋毁中国的道德偶像,使用所谓“科学推理”否定英雄。典型案例为质疑黄继光以肉身堵住敌人枪眼不科学、质疑邱少云烈火中纹丝不动是违反了人体生理学。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这些所谓的“科学推理”抹黑英雄人物、扰乱人们的认知和价值判断,进而冲击主流价值观、影响中国话语权。   三、构建中国话语权的现实意义
  “话语”来自拉丁语,本意是指社会互动过程中呈现的复杂语言和言语方式[6]。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认为话语具有整理世界秩序的外在功能,掌握了话语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7] 。而这种外在功能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构建完整的话语体系。如果中国话语权出现弱化、衰竭甚至危机,就会严重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威胁国家政治制度安全,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长治久安与和谐稳定。
  (一)构建中国话语权是满足我国国情的需要
  实践证明,西方的话语并不适用中国。中国拥有特殊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不能期待以西方话语解决中国问题。尽管当前我们遭遇的某些问题或矛盾在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但是民族性、区域性差异决定了相似的事件发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相同的话语表述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含义。例如,“民主”,它发端于西方、为西方广泛使用,但它同时又被中国社会接受,而且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民主”概念在西方语境中与西方社会制度的发展有着深刻联系,包括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等等,这些制度显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要求,我国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摒弃了西方的政治附加,注入了中国的文化,因此关于民主之争一直贯穿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中。可见,西方话语并不适用于中国历史实践、中国特殊国情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话语体系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话语,中国必须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二)构建中国话语权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需要
  当今世界,各国为了谋求大国、强国地位,都十分关注话语权,构建话语权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推行的“政治转基因”战略企图否定中国道路的成就,造成国家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日趋激烈。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网络上占据绝对控制优势,但是“棱镜”事件曝光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美国网络控制的不满,这为构建中国话语权提供了契机。另外,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网民数量。有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超过50%。[8]庞大的网络覆盖率大大拓宽了中国话语体系的传播覆盖面,只要我们主动、合理利用网络广泛宣传中国道路,就可以打破西方国家主宰的网络控制权。掌握话语权就是掌握主导权,只有构建中国话语权才能在国际较量中赢得胜利,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三)构建中国话语权是应对重大群体事件的需要
  我国正面临着特殊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引发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利益格局的变动、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发展矛盾的突显。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政治转基因”大力推行自由主义思潮、掀起西方民主化浪潮、制造意识态终结论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理念。构建中国话语权可以确保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掌握话语权,有利于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有效抵制各类思潮的泛滥。
  重大群体事件是围观者自发或受蛊惑参加的、用来发泄不满情绪的一种暴力集体行为,冲突的焦点通常是政府权力部门,因而对社会秩序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典型案例当属2014年9月28日启动的中国香港“占中” 事件。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动员香港激进反对派“占中” ,煽动普通民众参与,达到削弱政府管治、影响社会稳定的目的。重大群体事件的前提是基于对社会价值和道路的认同,实质是发起者或引导者控制了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权有利于明晰中国道路的优势,坚定民众对中国道路建设的信心,增强对中国道路的认同感,有效应对各类重大群体事件。
  四、基于“政治转基因”的中国话语权构建路径
  构建中国话语权,我们可以从明确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优势、创新中国话语表达方式、主动有效运用新媒体传播、开展海外文化活动五个方面着手。
  (一) 明确中国道路的合理性
  构建中国话语权首先要清楚地回答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即中国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中国道路的选择是符合社会发展建设规律、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使命的正确决定。中国道路的选择不是共产党谋求一己之私,而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发展作用决定,是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决定,是由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决定,是由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决定。
  构建中国话语权,就要通过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明确中国道路的特色和风格,坚持道路自信。中国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期间历经几代中国人的努力和选择,最终确立下来。是被实践证明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政治转基因”战略是西方国家发动的意识形态斗争,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颠覆中国道路。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用中国话语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影响世界。
  (二)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优势
  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9]。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力,能够在保留自身核心内容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东西。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特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联系贯通,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层的内涵,它论述了国家的政治诉求、社会的理想态势和个人的道德规范,展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中的和?C思想,即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和谐关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首先,要树立文化资源保护意识,不断开发国内外优秀的新型文化资源,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独特的资源优势。其次,要强化文化和价值认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优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国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实质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优势。最后,要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经过创新和升华凝练成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世界提供了新的价值观参照,因而我们要不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创新中国话语表达方式
  中国话语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相对抽象,再加上传播中话语方式的不“接地气”,在日常生活中大众普遍难以认同,构建中国话语权必须重视创新话语表达方式:
  第一,实现话语表达由政治化、抽象化转向通俗化、生活化。创新中国话语表达方式,必须摆脱传统抽象化、政治化表述模式,转向日常生活化。用通俗易懂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抽象理论的生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当属语言生活化的典范,他通过运用群众语言解惑释疑,使抽象的政治理论深入浅出,让人听得懂、记得住、忘不了。
  第二,实现话语表达由现实化转向虚拟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在“现实社会”之外创造了一个“虚拟社会”。虚拟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现有的社会组织面貌和社会特性,影响了人的价值观念。因此,构建中国话语权需要特别关注虚拟社会的话语表达。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就使用了“蛮拼的”“点赞”等词语,体现了他对网络语言的关注,深受广大网民称赞。创新中国话语表达方式,应当重视研究网络语言的特色和传播特点,把握网络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话语权才更具时代感,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同。
  (四)主动有效运用新媒体传播
  构建中国话语权首先需要提高话语的传播能力,而传播能力的提高必须主动、有效运用新媒体,这是因为:新媒体天然地具有公共信息传播功能,使其能够承载传播中国话语的重任;新媒体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特点大大降低了中国话语的传播成本;新媒体交互性、超时空、超媒体服务功能、个性化传播服务等传播特性放大了中国话语的传播效应。
  主动、有效运用新媒体传播,是发扬中国话语优势、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的重要路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使用方式,打造一批思想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新媒体人才队伍。同时注重技术创新,共同营造双向互动的良好局面,抢占和建设新媒体阵地;依托媒介融合占领舆论制高点。传统媒体信息把关严格,传播更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新媒体传播渠道广泛,方式灵活多变。依托媒体融合可以更好发挥新老媒体的特色,改善虚拟空间话语权的失语现象,占领舆论制高点;官方媒体建立完善的舆情处理机制应对新媒体的负面化现象,主动和自觉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争取传播的主动权;从提高网络受众的媒介素养、运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建立完备的监管措施三个层面营造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
  (五)开展海外文化活动
  我们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海外文化活动,使世界各国人民在愉悦身心的同时认同中国话语体系。例如,我们可以通过音乐演出、美术展览、影视剧播放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华艺术魅力;可以通过教授武术、中医等知识让国外民众感受中华传统体育运动和健康养生的魅力;通过汉语教学、孔子学院等教育合作让国外民众感知汉语的魅力等等。目前以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年”为标志的中国文化推广战略取得了显著效果,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国家汉办最新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全世界已建立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约达到1.5亿人[10]。多元文化宣传活动在展示中国文化品牌特色、使国外社会感知并热爱中国文化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形式都可以让国外民众感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认知、认同中国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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