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7；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2-0049-09
一、引言
京津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第三极，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既能够带动北方腹地乃至全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又能够为“先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范本借鉴之效。2014年，国家提出来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01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未来五年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实际上，早在1986年京津冀区域经济的相关概念就被提出，然而，在这几十年之中，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缓慢，“二元”化发展仍然突出。2014年，天津市人均GDP是河北省人均GDP的2.6倍；从地级以上城市看，天津市区人均GDP是邢台市的4.6倍。北京有作为国家首都以及直辖市的优势，天津有作为直辖市以及国际港口城市的优势，然而，河北的经济发展却显得优势不足。京津冀内部区域差异显著存在，不均衡发展特征较为显著，并且短时间内难以改善（安树伟 等，2015）。京、津、冀三地巨大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地经济发展水平所致，这种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形成核心边缘格局，通过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化了集聚与规模经济，这使得京、津、冀三地非均衡发展有加剧的态势（孙久文 等，2015）。如何破除行政区划下的区域经济分异发展格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大任务（肖金成，2014）。
京津冀虽然在行政区划上被分为一省两市，但是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将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发展，必然会其给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于协同发展而言，解决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问题将是一个着力点，也是一个发力点，更是战略重点。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前，关于京、津、冀三地经济合作的政策（协议）已有不少，并已实施多年，那么，这些政策（协议）的效果如何？是否优化了京津冀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人均GDP为空间经济发展变量，采用2000年和2014年京津冀181个区域单元的数据，从绝对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分析其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变化，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测定空间效应和政策效应，以揭示空间相关性和区域政策对京津冀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除自然资源禀赋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地理（空间）位置
古典区位理论认为，虽然地理空间是一个均质的区域，但是由于运输成本、产品易腐性等方面的差异，也会造成空间范围内要素和生产区域布局的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区域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是由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及规模经济等作用而形成的非匀质空间。地理科学曾一度盛行地理位置决定论，其核心观点就是地理位置决定了气候条件，而气候条件又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较好的?^位条件能够在期初发展时具有地缘优势，而后天形成的区位优势也大都集中在区位条件较好的空间之内。对地理位置的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其能够指导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区域和城市规划等生产力布局的实践（胡燕，1994）。塞尔维等认为，地理能够从农业和国际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影响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地理位置还能够影响各省的国民收入，可以通过“海航带人口”来解释地理位置对区域经济的影响（Sylvie et al，2002）。地理位置与区位优势能够在自然条件上形成势能，进而能够形成产业势能，以至于影响产业结构与布局（杨勤业 等，2003）。李强等（2013）也证实了地理位置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距离中心城市越近，经济发展越快，但存在一个门槛值。
京津冀地区拥有秦皇岛、唐山、天津、黄骅四大港口，其中，天津港是我国北方最大海港，这一滨海连线构成了京津冀地区的滨海经济发展带，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北京作为首都，拥有功能最全的首都机场，第二机场也正在筹备建设，临空地缘优势显著。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北方经济中心一直向京、津靠拢。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京津冀各区域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受其地理（空间）位置的影响。
2.期初发展水平
纳克斯在1953年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系统地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与脱贫途径（车维汉，2006），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国内资源的匮乏，而是因为经济中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贫困恶性循环系列，主要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循环。供给方面的循环起始于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和人均收入水平低下，进而储蓄率较低，缺乏资本；需求方面的循环，也是由于初始经济发展落后，消费和购买力不足。缪尔达尔则提出了更为贴切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其认为：某区域经济的偶然发展使得该区域有初始资本的积累，通过“回波效应”不断强化；而相对落后区域由于期初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而发展较缓慢；这样通过循环累积作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就形成了。因此，缪尔达尔认为有条件的区域先发展起来后，应该通过扩散效应来带动落后区域的发展，即应该实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 自明清以来，北京一直都是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天津从近代开始就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滨海制造业基地；而河北从清朝到1973年之前，行政区划一直都有调整，省会城市几经变动，区域经济发展重点也变化不定。1958年，国家提出了“华北经济协作区”，开启了京津冀的经济协作之旅，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在2004年“廊坊协议”签订后，京津冀实质性协同发展逐步开启。经过几十年的累积，京、津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中心城市，而河北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镇化都与京、津相差甚远（安树伟 等，2015）。从我国开始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开始，三地发展的非均衡性早已形成，发展程度与水平相差颇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京津冀各区域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受其期初发展水平的影响。
3.空间相关性
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与空间扩散现象普遍存在。马歇尔认为，专业化、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是集聚经济形成的三个来源。藤田昌久认为，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化就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Fujita et al，2005）。当今世界，经济集聚区域数不胜数，如美洲东北城市连绵带、东京湾城市带、欧洲西海岸经济集聚带等。我国各个地区之间也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要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区域经济的情况，就应该考虑到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张馨之 等，2007）。
苏良军等（2007）通过建立两套回归模型研究认为，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都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珠三角区域内部的空间相关性稍微高于长三角地区。孙亚男等（2016）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与空间相关性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对区际经济差异具有显著影响。我国人均GDP、区域梯度发展模式、省域技术创新等都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关系（吕冰洋 等，2006；张晓旭 等，2008；万坤杨 等，2010）。京津冀在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层面都是一个难以分割的地缘整体，区域内部也会存在空间相关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空间相关性会促进京津冀区域的经济空间聚集。
4.相关政策（协议）
区域政策是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以改变由单纯市场机制作用形成的一些空间结果，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张可云，2014）。区域政策具有显著的空间指向性，针对的是在某个方面有突出问题的区域，其能够起到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由于区域政策操作层面的复杂性，区域政策一般是由上级区域政府制定。落后?^域的长期贫困与发展水平低下是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原因。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着手治理田纳西河流域，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到1980年，田纳西河流域的人均收入从不足全国一半的水平提升到了接近全国平均的水平。显然区域政策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区域经济的发展轨迹。在京津冀区域，京、津两地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作为一种外部性，该外部性的存在会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此时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进行干预。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协议）能够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本文采用人均GDP来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2000年人均GDP数据来自2001年的《河北经济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天津统计年鉴》，2014年人均GDP数据来自北京市各区2014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天津统计年鉴》和《河北经济年鉴》以及河北各市2015年统计年鉴。京津冀各区县的经纬度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系统网站。
本文将京津冀划分为181个区域单元：北京和天津是直辖市，以市辖区作为区域单元，各16个市辖区；河北省的区域单元包含其所有的县和县级市，对省辖市进行区分，将省辖市核心区作为整体处理
本文对河北省辖市核心市区作调整的城市有：石家庄市区包括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和矿区，不含藁城区、栾城区和鹿泉区，后三者单列；张家口市区包括桥东区、桥西区、下花园区和宣化区，不含万全区和崇礼区，后两者单列；秦皇岛市区包括海港区、山海关区和北戴河区，不含抚宁区，后者单列；唐山市区包括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和开平区，不含曹妃甸区、丰南区和丰润区，后三者单列；保定市区包括竞秀区和莲池区，不包括满城区、清苑区和徐水区，后三者单列；衡水市区包括桃城区，不含冀州区，后者单列；上述之外的省辖市，以现有市辖区为区域单元。，虽然2014年后行政区划调整绝大多数行政区划调整仅仅是撤县建市或者撤县（市）改区（比如石家庄藁城区、保定满城区、秦皇岛抚宁区、衡水冀州区等），原有行政边界不变，本文按原有行政边界处理；个别行政边界有变动（比如张家口宣化区、秦皇岛市区、邯郸市区、唐山曹妃甸区等），本文也按原有边界处理；对原有市辖区的合并（比如天津滨海新区、保定莲池区、石家庄的桥西区和新华区、北京西城区和东城区等），本文进行合并后加总处理。，将部分县或县级市划分为市区，然而这些市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核心区，因此，本文进行剥离处理，依然按照县或县级市来处理，这样河北省共包括149个区域单元。表1是对样本区域人均GDP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2000年相比，2014年的偏度与峰度有增大的态势，峰度增加更为明显；差分增量则表明，北京和天津内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小，而河北内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
1.人均GDP水平的空间分布
用AGi表示i区域单元的人均GDP，以平均值П为参照系，AGi>П×200%的为后发达地区，П×100% 2.区域人均GDP增量与地理位置的关系
经测算，京津冀区域单元人均GDP增量与经度的相关系数为0.038 5，通过了0.1%的显著性检验，与纬度的相关系数为0.356 8，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可以说，随着东经度的增加，人均GDP增长有加快的趋势；随着纬度的增加，人均GDP增长也有加快的趋势，且速度更快。可见，从人均GDP增量与经纬度的关系来看，京津冀的南北差距要比东西差距更为显著。
通过图2可以看出，京津冀人均GDP增量的空间集聚形态并不是正态分布，更不满足随机分布的特点。因此，京津冀区域单元的经济格局是一种空间集聚的形态。将京津冀各区域单元2000―2014年的人均GDP增量进行可视化处理（见图3）：ΔAGi表示i区域的人均GDP增量，以人均GDP增量平均值Ω为参照系，可分为5类增长区域：ΔAGi>Ω×200%的为超高速增长区域，Ω×100%<ΔAGi<Ω×200%的为高速增长区域，Ω×75%<ΔAGi<Ω×100%的为次高速增长区域，Ω×50%<ΔAGi<Ω×75%的为快速增长区域，ΔAGi<Ω×50%的为慢速增长区域。
目前，京津冀空间范围内形成了3个超高速增长集聚区：一是北京核心6区及其周边，二是津唐滨海地区，三是唐山资源型地区，全部分布在京津唐空间范围内。而冀中南地区则成为慢速增长的“重灾区”， 特别是石家庄北部与保定西南部及邢台中东部与衡水南部形成了“集中连片式”的连绵慢速增长区域，应该在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予以高度重视。从高速增长区域来看，滨海地区开始向内地辐射，“天津―唐山”地区构成了一个大的增长集聚区；另一个小型的增长集聚区则位于石家庄市周边县市，表明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带动了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但其范围有限，折射出石家庄作为京津冀南部中心的辐射力度远小于“天津―唐山”这一组合。此外，位于最南部的小片高速增长集聚区是传统的资源型地区。
图3 京津冀人均GDP增量空间分布
总体而言，京津冀已经形成了两个大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滨海地区与北京）以及一个正在发育的次区域经济增长极（石家庄）。京津冀西北及北部已经被定为生态涵养区，未来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冀中南地区，而冀中南的广大区域正是经济增长缓慢的“重灾区”，这些地区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进步伐。这些地区都是传统工业及农业地?^，加快其产业转型，并积极引导京、津产业向这些地区转移，是推动其快速发展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基础建设落后也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拿邢台中东部与衡水南部这一集中连片慢速增长区域来讲，在超过500万人口的冀东南，仅有一条省内铁路干线（石衡段）。在未来，应考虑沿青银高速修建石家庄―济南铁路，打通京广、京九与京沪三条南北走向干线，拉动冀中南地区经济快速乃至高速增长。不可否认，由于京津冀经济中心持续北移（向滨海地区），冀中南地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很难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如果不重视并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势必会继续拉大，结果将是一个“片面的协同发展”。
3.区域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空间范围内的事物之间是彼此有关联的，并且随着距离的增加这种关联性越来越弱。依据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建模思路，如果空间自相关是存在的才有建模必要，如果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直接运用普通方法估计即可。判断空间范围内是否存在自相关性，主要的手段是计算Moran's I指数与Geary' C比率（万坤扬 等，2010）。由于后者容易受到偏离正态分布的影响，故本文采用前者进行检验（武红，2015；赵儒煜 等，2012；万坤扬 等，2010）。
经过测算（见表2），各阶相邻矩阵都为正值，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1阶相邻矩阵空间相关性最大，说明利用1阶空间相邻矩阵来测度京津冀各区域单元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是最优的，因此，下文利用1阶相邻矩阵进行空间计量建模。图4表明，京津冀区域单元分为四种分布形态：第一象限，即高-高（HH），表示1个高人均GDP增量的区域单元与至少1个高人均GDP增量区域单元相邻；第二象限，即低-高（LH），表示1个低人均GDP增量的区域单元与至少1个高人均GDP增量区域单元相邻；第三象限，即低-低（LL），表示1个低人均GDP增量区域单元与至少1个低人均GDP增量区域单元相邻；第四象限，即高-低（HL），表示1个高人均GDP增量区域单元与至少1个低人均GDP增量区域单元相邻。
很显然，京津冀的LL区域单元较为集中，而HH区域单元较为分散。因此，在整个京津冀区域内，低水平的空间集聚仍占主要地位，高水平空间集聚较为分散。高水平集聚区域主要分布于京津唐地区，尤其是滨海地带，而河北则以低水平集聚为主。由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表现出多元化的集聚状态：区域单元之间发展差异显著存在，具有“俱乐部”式集聚的特点，且“富人俱乐部”效应与“穷人俱乐部”效应同时存在。
四、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与政策效应
1.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Anselin（1988）指出，空间计量经济学具有时空特性，即不仅仅具有时序性，还与空间特性有关，并可以通过所处的区位、地理位置或坐标进行划分，并将这种空间数据所具有的特征称为“空间效应”。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空间效应指的是空间相关性以及空间异质性（张可云 等，2016）。空间计量经济学有两大基本模型，即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的原理是空间区域单元中的因变量能够通过所处空间的某种传导机制而影响其他空间区域单元的因变量，用于解释空间区域单元的因变量对另一个空间区域单元因变量的影响，直观来讲该模型与本文研究比较契合。但具体使用哪种模型还需要进一步检验，Anselin（1995）给出了诊断方法，采用该方法的诊断结果与直观理解相同，本文的研究宜采用SAR模型。 空间效应可以分为空间自相关与空间位置相关，只有把空间区位因素考虑进去，才能够更为精准地评估空间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依据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任何区域的经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期初经济水平的影响。在京津冀空间范围内，存在着三个行政主体，各个主体所处空间位置不同，还面临着各异的期初经济水平，因此，为了评估2000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所受的区域政策（协议）的影响，将京、津、冀三地按照虚拟变量进行处理，以1阶相邻分块矩阵的形式来分别估计区域政策（协议）对三地的影响。北京、天津及河北的1阶相邻分块矩阵分别为WB、WT、WH（见表3）。
其中，W1表示1阶相邻矩阵，α为1阶相邻矩阵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空间集聚效应；βq（q=B，T，H）反映区域政策效应；γq（q=B，T，H）为期初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Aj（j=HH，HL，LL，LH）表示高-高、高-低、低-低、低-高区域单元的虚拟变量，ρj（j=HH， HL， LL， LH）反映“俱乐部”式空间集聚效应；x和y为纬度与经度，δ表示地理位置效应。
2.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与分析
利用设定的空间计量模型，对京津冀181个区域单元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其中，列（5）的R2最大（0.869），说明该空间计量模型的拟合程度最优。
在表4中，列（1）是空间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即不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仅考虑空间相邻区域单元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空间效应是显著存在的，假设3得到验证。列（2）考虑了区域政策效应，可以看出，京、津两地的政策效应为正，其中天津的政策效应大于北京的政策效应，而河北的政策效应显著为负，与假设4既有吻合之处，又有不同（各区域表现不同）。2000年以来，陆续出台了很多关于京
津冀经济合作的政策和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但是由于三地的经济“向心力”存在巨大差异，造成了政策（协议）在促进津、京经济发展的同时，阻碍了冀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讲，2014年之前，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协议）并没有真正地促进三地协同发展，该结论与安树伟等（2015）、肖金成（2014）等的研究一致。列（3）进一步估计了期初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与假设2相符，即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时滞效应，期初经济发展水平所产生的这一时滞的边际效应天津最高，北京与天津比较接近，河北最弱。列（4）增加了对“俱乐部”式空间集聚效应的估计，四种类型的空间集聚效应都为正，但高-低和低-高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列（5）在列（4）的基础上加入了地理位置变量，同时从模型中去掉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俱乐部”式空间集聚变量，可以看出地理位置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南北方向地理位置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东西方向的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同时也佐证了前文的相关分析。
天津的政策效应要强于北京，这有可能得益于滨海经济带的隆起，使得天津的区域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列（5）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河北的区域政策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政策效应依旧为负。这就更加印证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要从更高层入手推动，也充分说明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被定为“国字号”战略的必要性，这也与张可云（2003）、安树伟等（2015）、程恩富等（2015）的部分研究结论相一致。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以上结论也得到了支持，2000―2014年，河北经济增速落后于京、津，人均GDP高于5万的大多数地区以及高于10万的所有地区都位于京津唐沧等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化集聚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京津冀181个区域单元2000年和2014年的人均GDP数据，刻画了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了其空间效应与政策效应，得出以下结论：京津冀区域单元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存在，且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经济聚集呈现出多元化的“俱乐部”式特点，“富人俱乐部”效应与“穷人俱乐部”效应同时存在，高水平与低水平空间集聚都有扩大的趋势；期初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空间相关性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2014前意在促进三地经济合作的政策（协议）则表现出异质性影响：由于京、津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相关政策（协议）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尤其是天津受惠最大；然而，对于河北而言，相关政策（协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经济发展，非但没有缩小其与京、津的差距，反而使区域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冀中南“坍陷”区形成了一??集中连片式的慢速增长地带。
上述结论，一方面说明了从国家层面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方向。深入来讲，国家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明确了京、津、冀三地的主要目标任务，但是对于河北而言，过于笼统。河北在与京、津存在巨大差异的同时，其内部差异也显著存在。如果京、津对河北的产业转移主要流向唐山、保定及石家庄等地，就相当于“西部大开”开发的不是广大西部地区，而是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大城市，整体开发效果要大打折扣。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要将对河北的政策进一步细化，实施有差别的区域发展政策，对于集中连片的“坍陷”区应该予以特殊的支持，促进慢速增长区域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进而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体来讲，受制于地理位置、期初发展水平以及现有经济集聚格局等因素，冀中南等地区的慢速增长区域并不具有区位优势，应在推动京津冀滨海经济带快速发展的同时，增强其向内陆地区辐射的能力和功效，加快滨海地区制造业向冀中南等落后地区转移。此外，还要尽快构建和完善冀中南地区的现代交通网络，尤其要通过出海铁路干线的建设和有效运行，由外及里地推动冀中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不断缩小京津冀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