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给各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反思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学术界和政治界将部分谴责落在了货币政策上，认为美国2002年以来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政策）刺激了证券化信贷产品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积聚，激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信贷标准，不断提高经营杠杆并过度承担风险，并最终影响金融稳定。基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这一关系，Borio and Zhu（2008）首次在其工作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该渠道指出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容忍度，从而影响金融机构的贷款定价和投资决策，并最终影响金融稳定。风险承担渠道理论揭示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一种常常被人忽视的关系，即一个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也许不利于金融稳定，因为它会激励银行等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
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占主导地位。那么这样一条货币政策传导的新渠道在我国是否存在？如果确实存在，那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方向又是怎么样的？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整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并利用我国2004年-2013年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以及宏观经济数据实证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以期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设计提供一定的建议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理论研究综述
Thakor（1996）较早从理论方面开始探究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银行贷款和政府债券之间的投资收益差额决定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数量和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影响程度。若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政府债券收益下降程度大于银行贷款收益，则银行会偏好增加资产组合中贷款的比重。Rajan（2005）也指出较低的利率环境是银行热衷于高风险项目行为的根本原因。这些结论都暗示了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结论并没有引起当时学术界和货币当局的重视。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才得到关注。Borio and Zhu（2008）第一次提出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概念，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风险容忍度。关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内在传导机制，不同学者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归纳了风险承担渠道四种传导机制：（1）估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Adrian and Shin（2009）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推升资产价格以及企业贷款抵押品价格、降低企业财务费用、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进而影响银行企业经营和违约概率的估计，使得银行在筛选投资项目或贷款监督时提高风险容忍度、放松信贷标准、增持高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承担水平提高。（2）追逐利益机制。Rajan（2005）提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得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迅速下降（相比其他资产收益率），而出于货币幻觉或者长期契约等原因，投资者的目标收益率是“粘性”的。因此，银行更加偏好通过提高投资组合中高风险资产的比重来达到目标收益率，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的风险。（3）竞争机制。Rajan（2005）还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缩小了银行的利差收入。此时信贷市场上会出现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银行会放松信贷标准，风险承担水平也因此提高。（4）保险机制。Borio and Zhu（2008）认为在经济萧条或遭受巨大冲击时，银行预期政策当局实施宽松的政策或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因此依旧进行风险投资，风险承担水平上升。
（二）实证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银行信贷标准的视角检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Jiménez and Peydrò（2009）利用1984-2006年来自西班牙的个人季度贷款数据检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他们的研究发现低利率从短期来说减少了未偿还贷款的利息负担，降低了其违约概率，但从中期来看，长期扩张的货币政策使银行对抵押品估值过高并对市场盲目乐观，在逐利动机下银行通过降低信贷标准承担更多的风险。Ioannidou等（2009）运用相似的方法对1999-2003年玻利维亚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持续下降，银行倾向于向拥有不良贷款记录或信用等级较低的借款者发放贷款。第二类是从银行资产负债表风险出发研究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Altunbas等（2011）收集了15个欧盟国家和美国的1100家银行的数据，运用预期违约概率（EDF）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证实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Delis and Kouretas（2011）研究西欧国家2001-2008年的数据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发现银行的资本水平较低，货币政策对其影响更大。
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发现，目前我国学者主要关注对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如贾炳汉（2004）研究了货币渠道在我国的有效性，指出利率传导渠道在我国目前是失效的，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占主要地位。目前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文献屈指可数。张宝，张强（2011）最早从风险承担渠道的起源，风险承担渠道的理论机制和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三个角度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谭中、粟芳（2011）利用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市场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有效的市场约束都能够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且短期的货币政策效果要强于长期。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对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并证实货币政策调整对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显著影响。而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实证文献较少。
首先，银行风险承担的滞后一期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行为确实具有延续性。每一期银行经营中形成的风险都不是独立的，会影响后一期甚至后几期银行风险承担。这些风险通过不断累积最终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银行风险承担的这种动态延续性使得风险变得更难控制。
其次，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R）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RD）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负，都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更高的破产风险。这验证了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另外，从货币政策两种带来变量的系数上可知，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系数绝对值为0.0019，大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的系数绝对值0.0002，说明每单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要大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也就是说我国风险承担渠道下，价格型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强于数量型工具。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还可以发现：从银行微观特征变量来看，银行规模大小、平均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风险承担均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且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水平越小。这可能是因为规模越大的银行由于受到了更为严格的业务管制造成经营保守，或者其本身具有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风险承担水平较低；资本越充足的银行风险资本占比越低，破产风险也越低；盈利能力较差的银行出于逐利动机而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人均GDP增长率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说明宏观经济较好时银行预期未来经济形势较好，银行风险容忍度增强，银行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该结果反映了银行风险的顺周期性。银行业竞争指标CR4与银行风险承担变量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我国银行业垄断程度越强，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越低。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收集了2004年-2013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并运用差分GMM回归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做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规模大小、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反比；人均GDP增长率、银行业竞争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正比。
银行风险承担问题不仅关系银行自身经营发展，更关系金融稳定。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理论认为从金融稳定的视角来说，货币政策并非中性。因此我国货币当局应该重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关注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中央银行应将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时配合使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同时，货币政策的目标应更加兼顾金融稳定，在调整货币政策时考虑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作出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