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危机往往孕育着生机。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了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金融机构破产、失业率飙升、实体经济不振、债务危机频发，危机给全球化也带来了阴影，贸易保护主义公然抬头，开放、合作的大趋势受到保守、封闭心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政策的反思、对经济学理论的质疑、对改革的呼声，引发了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大量讨论。危机前以“需求调控”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措施面临着来自实践的严肃挑战，供给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成为核心词汇，并迅速从理论探讨走向实际行动。
从大的背景来看，全球经济增长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深刻变化是供给侧改革理论提出的国际背景，危机爆发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进入了低速增长、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新常态”（冯志峰，2016）。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各种结构性问题开始集中凸显出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需求增速回落导致产能过剩现象更为严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现象仍未能显著缩小。在国际国内双重背景之下，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市场过程是由需求侧和供给侧双重力量共同决定的，市场价格变化是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偏废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结构性不平衡。从政策维度看，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的政策工具有很大区别，前者主要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刺激性手段为主，直接影响市场运行的过程和结果，而后者则假定市场力量可以通过自动调节而达到潜在产出水平，简而言之，需求管理政策认为市场不能自动出清，因而需要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使市场达到出清状态，而供给管理政策认为市场力量的动态变化可以实现出清，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不是否定需求的作用，也不是否定在特定时期推出刺激性政策的必要性，其实质是纠正“供需错配”的现象。
“供需错配”在现阶段的主要表现是：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需求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供给侧则未能及时回应这种变化，致使一方面广大民众的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后，普通民众的消费开始从“小康型”向“享受型”转变，而人均GDP超过6 000美元以后，民众的消费则进一步由“享受型”向“休闲型”升级（江小国、洪功翔，2016）。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8 000美元，2016年的人均GDP必定超越这一数字，根据其他国家经验，中国也将迅速实现消费升级。然而，由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变化十分缓慢，上述消费升级被严重抑制，以至于出现了国人出国购物的热潮。
当前经济增长减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外需的疲软，但更深刻的因素是国内供需结构的不匹配。一方面是推动消费升级的相关产品的供给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另一方面许多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太高，比如医疗、教育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要改变这种“供需错配”的现象，消除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任务，也是一个涉及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整体战略部署。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2016年1月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与其他存在过剩产能的行业类似，我国农业中的“供需错配”现象也比较严重，许多农产品的供给不能及时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以奶粉为例，国内消费者对奶粉的质量、品牌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国内企业却很难适应这种需求变化，再比如，我国玉米产量远远超过需求水平，而大豆则长期需要大量进口。这种供需结构的失衡不仅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同?r也将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二、 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验证了一条真理：国内改革必须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推进供给侧改革也不例外，一方面要进行内部改革：改革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产业与空间的腾挪，推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通过“走出去”战略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被多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所验证。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产能过剩的阶段，为化解产能过剩、推动经济增长，各国都将促进出口、产业转移等作为重要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二战期间，随着美国工业产量的迅速增长，产能过剩问题十分严重，为消化过剩产能，美国国会于1948年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启动“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一方面援助了欧洲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解决了美国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类似的还有德国和日本（徐则荣和宋秀娜，2016）。
早在1995年，中国农业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走出去”的构想和行动，2007年的中央1号文件正式将农业“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农业“走出去”战略是国家整体“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等重要问题。 首先是粮食安全问题。需求增长迅速，供给增长缓慢，导致中国粮食的自给水平不断下降。目前，中国的粮食总需求为6亿吨，预计2020年会达到6.7亿吨，2030年达到7亿吨，相比之下，粮食总产量的增速将远远低于需求的增速，预计在2020年为5.68亿吨，2030年为5.63亿吨。2008年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低于95%的既定目标，2012年粮食自给率更是下降到88%（黄季?j，2013），未来的自给水平可能会进一步下降，黄季?j等（2012）预测中国粮食自给率在2020年和2030年将分别下降到87%和84%。正是基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考虑，中央才提出了农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其次是日益收紧的农业资源约束条件。中国的粮食产量逐年递增，但在产量迅速增长的背后是不堪重负的农业资源环境：包括旱地、山地在内的土地的过度开垦，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两倍的化肥使用量，以及严重的农业污染问题（倪国华等，2014）。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粮食的需求还将进一步上升，如果不能及时开展“走出去”战略，那么已经不堪重负的农业资源环境则有走向崩溃的危险。
第三，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农业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高中国农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必要举措。众所周知，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起着核心作用，许多农业跨国企业不仅在农业国际贸易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能够影响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农业政策（陈伟，2012）。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农业必须积极地“走出去”，参与竞争，主动合作，一方面拓展自身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提升中国农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三、 农业“走出去”战略的路径选择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走出去”战略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风险因素，甚至会对母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比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其国内经济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进而导致政府税收、国内就业机会以及居民收入下降，而英国早年以政府为主导的“走出去”战略则严重损害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华民，2016）。因此，为使“走出去”战略取得预期成果，必须要在深入了解行业发展状况、国情差异等因素基础上选择恰当的发展路径。对于中国农业的“走出去”战略来说，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发展农产品贸易，然后积极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待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和规模之后，再展开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应该遵循“先产品、后生产要素”的顺序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
1. 农产品贸易。目前我国农产品生产结构不合理，部分农产品生产过剩，而有些农产品则对进口依赖程度较高。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首先推动过剩农产品的出口，而这需要政府予以补贴支持。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往往对农业产品给予大量补贴。根据OECD相关统计资料，2009年美国政府给予农业的补贴占其农业生产总值的10.7%，欧盟则达到28.6%，加拿大、日本、韩国、瑞士、挪威的这一比重分别为22%、51%、54%、92、101%（尹成杰，2010）。
可以说，正是这些国家巨额的农业补贴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其农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提高了这些国家农业企业的规模、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如何使中国农产品，尤其是过剩的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是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第一步，也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步。
2. 国际合作。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可以减少与其他国家的摩擦，在共享收益的同时降低风险。通过合作可以获得如下收益：（1）合作有利于双边或多边农业谈判的推进；（2）合作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在某些要素禀赋不具备的情况下使中国农业可以参与国际竞争；（3）合作有利于控制“走出去”的风险，尤其是在政治风险比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如果与投资目的国的企业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那么政治风险将大大降低。
推动农业“走出去”是一个长期任务，不能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展开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与投资目的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深入了解投资目的国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深入了解其农业的发展状况，然后才能稳步推进。
3. 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规避贸易壁垒、利用国外生产要素和原材料市场、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新的市场等多重特点，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也错综复杂，收益同风险并存。
正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复杂特点，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才不能盲目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这与目前大部分“走出去”企业的规模较小的事实是一致的。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投资规模的增长，中国农业企业将会遇到更多的问题，而这就需要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为此，政府应该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一方面，各个公共部门为农业企业提供必要的政治保障，避免政治和社会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农业“走出去”具有投资量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政府应为农业企业提供信贷、税收以及保险等方面的金融支持（王婷，2013）。
四、 农业“走出去”战略面临的挑战
?睦砺凵辖玻?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应该先经历出口学习，而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次，企业应该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比如技术优势、专利等；再次，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应该发挥国有企业在农业企业“走出去”的主体作用，同时大力推动民营企业开展对外合作，加快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条件，那么“走出去”战略往往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从实施“走出去”战略所需要的条件来看，中国农业企业面临着如下几个方面的挑战：（1）国际政治环境不利。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一些针对中国的不利舆论甚嚣尘上，而这些舆论将大大影响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行为；（2）自身技术水平不高。首先是缺乏复合型国际人才，“走出去”战略涉及国际经济、金融、法律、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一支复合型人才队伍，而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这一条件；其次是许多农业企业尚未建立起完整的自主技术研发体系，“走出去”的层次很低（徐雪高、张振，2015）；（3）对外投资主体规模较小导致抗风险能力差。目前我国境外农业企业往往为中小型企业，缺乏大型企业、龙头企业的参与，抗风险能力很差；（4）国外跨国公司的不当竞争。当前农业国际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农业跨国企业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一些跨国公司采取不正当竞争方式损害农业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垄断地位，阻碍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常展开（远铜，2013）。 五、 政策建议
1. 继续推动规模化经营。规模小、碎片化经营是制约中国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障碍，也是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开展多年之后规模仍然很小的重要原因。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农业生产中的分工才能得到进一步深化，研?l活动、技术引进、人才培养等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这是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的生产性前提条件。
2. 提高金融服务的支持力度。金融服务不足是导致中国农业“走出去”规模至今仍然比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支持农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仍然存在着支持力度较弱、股权融资形式较少、出口信用保险发展滞后、汇兑结算限制较多等问题（张晨，2015），为此，应该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以金融创新为重要方式，构建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广覆盖的金融支持体系，这是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的资本条件。
3. 政府为农业“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农业“走出去”战略需要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一方面为农业企业走出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要为企业提供政治保障，比如与其他国家签订农业合作协议，发挥中国驻外机构的协调作用，使“走出去”的企业避免投资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这是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制度条件。
4. 培养农业跨国经营人才。“走出去”战略对跨国经营人才提出了较高要求，不仅要精通语言、文化，同时还要懂经营、懂技术、懂管理。由于农业企业开展“走出去”活动的时间尚短、规模不大，因此尚未积累起足够的人力资本，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企业与其他农业跨国企业展开竞争的一重要因素。为此，中国农业企业应当秉持开放、学习的心态，一方面可以招聘海外经营人才，另一方面要积极培养内部人才，为开展“走出去”战略奠定人才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