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063-04
我国的生态移民主要是伴随着环境恶化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自然灾害，如特大洪水、沙尘暴等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这些灾害都是由于过度的资源开采和超负荷的人口运作引起的。随后，政府开始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移民便是其中一方面的体现，而生态移民政策便作为一项环境政策应运而生。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由于人类的生存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将人类移居他处，以恢复和建设生态环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受到了生态移民政策的影响。少数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本就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尤其是在经历了生态移民后，其传统的生活状态和文化观念与国家的现代化规划相碰撞，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反思。《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一书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谢元媛的毕业论文，这篇文章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生态移民为例，记录了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在经历了国家规划的生态移民后的发展状况，采用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记录和描述了鄂温克猎民在传统生活环境转变和外来文化影响下的自我发展和心路历程，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国家少数民族生态移民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思考。
作为一篇博士论文，作者为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只身一人去了内蒙古根河市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研究靠打猎和饲养驯鹿生活、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的敖鲁古雅乡鄂温克猎民。这项研究的起因在于《人民日报》报道了一则标题为“我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走出大山迁新居”的新闻，这引起了相关学者的研究兴趣。作者作为人类学的博士研究生，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狩猎采集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利用第一手田野工作资料进行论证，提出了如何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的问题。文章以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为出发点，对于作为“周边的边缘民族”――狩猎采集民族――鄂温克族经济上的适应与非适应、文化逐渐消失的问题、鄂温克社会的基本情况以及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一、进入田野：政策人类学方法下的参与式观察
政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强调的是对他者的观察，这种观察建立在研究双方平等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了解和认知。这种认知不以改变他者文化为目的，而是基于对对方文化的尊重和探索。在《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研究一个不为人所了解的民族或部落，需要摒弃传统研究对陌生文化的猎奇心理，“而是融合更多的社会学意义来关注人们今天的生活状态，同时又运用文学创作的表达法去揭示人们在烦琐生活场景中体现的文化观念”[1]5。需要指出的是，不论采用怎样的研究思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是基于人类学最基本的调查方法――田野研究法来获取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在政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深入到森林深处，与部落居民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一到达根河市，她就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情接待，对当地很有研究的学者一见面就很认真地告诫她：“南有西双版纳，北有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最与众不同的就是有鄂温克猎民，敖鲁古雅的鄂温克猎民人数稀少，就因为这，他们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不判死刑的地方。”[1]39这使她了解到了当地的文化与外部的“文明社会”有着巨大的不同，让她意识到，在对这个古老的部落进行研究时，一定不能采用以前那种固化的现代思维来评判少数民族的文化。
对于突然到来的外部来访者，人们总是会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抵触情绪，这会使得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对研究者无法袒露心声。得不到最真实、最原始的资料，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就无法达到。在和这些居民们交流时谢元媛了解到，现在居住在新敖乡的人，对自己的住房还有生活状况并没有那么满意。“……似乎对这套住房并不太满意，她说这房子盖得太小了……这比我们老敖乡的房子可小多了。再说，这房子说是给猎民盖的，可猎民都不喜欢，我妈就嫌这地砖凉，又爱脏，没法往地上坐，真不如我们老敖乡的房子好……”来自猎民的这些抱怨，都是对现有生活的不满和对过去生活方式的怀念，然而谢元媛却觉得，从“现代”生活转变到“落后”生活会引起人们的不适应，但是从“落后”生活转变到“现代”生活，人们应该很容易接受吧。因而，来自新敖乡乡亲们的抱怨让她很不理解，这就自然而然地为她之后到山里的田野调查做了铺垫。
新敖乡的生活方式与谢元媛以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猎户的生活状态，谢元媛收拾了行李和当地朋友一起上山了。山里的生活起初是迷人的，但随后巨大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她感到无法适应，“对猎民点的生活没有什么好感，就是觉得脏、觉得苦，是在熬日子。”[1]58在第一次上山的短短时间里，谢元媛对猎户这种原始、艰苦的生活感到难以理解，心里的疑惑更多。为什么她觉得条件这么艰苦的地方，鄂温克老猎民却心向往之呢？尤其是那些稍年长的乡亲为什么更是愿意放弃新敖乡优越的生活环境而到猎民点上去居住呢？
作为人类学的研究者，谢元媛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猎民那样的对森林的感情。她发现，自己只是个外人，在山里住的那些日子，她并没有从猎民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的世界，一直在用“外人”的价值标准去衡量猎民的生活世界，所以体会不到猎民们的快乐。因此，她决定再次去山里，感受猎民的生活。
从谢元媛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人类学的调查方法――田野研究提倡研究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进行学习、研究，通过仔细观察和记录，了解当地的民族风俗。政策人类学将研究者自身看作“陌生人”，在参与观察中，要经历两次“陌生”。第一次要从心灵或身体上“背叛”自己之前的社会，“远离”自己生活的空间和人群。第二次要从思想上摆脱自己社会的束缚，到陌生的空间去，融入他人的生活和社会，寻找能够与他们结合为一体的线索[2]。 事实上，在处理国家“现代化规划”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冲突和矛盾时，只有通过对彼此的尊重、理解才可能最终达成一致。如何能够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呢？这就需要政策人类学的介入。
作为一把“手术刀”，政策人类学不同于传统的人类学，它所主张的是用人类学的知识指导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从政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看问题，通过切身的参与观察来了解被研究对象。作为不同人群利益代表者的政府，要本着公平、平等的原则来看待不同的利益群体。只有了解不同文化的产生背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谈判沟通，才能引起双方的共鸣，以制定出真正具有公共利益性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