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高举正义的旗帜，将下列观念：“妇女弱势论”、“歧视妇女论”等等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作重新的审视，由此得到了纯粹客观的认识，然后去颠覆陈腐的话语，纠正歪曲的事实，破除传统的迷信，批判左倾的教条。
[关键词] 女权主义、男女平等、妇女弱势、歧视妇女。
一、狮子社会的特征
首先来了解一番，狮子王国里雌雄竞争的特点。
一个狮群社会通常有30头上下的母狮和幼狮，构成社群极大部分，雄狮只有两到三头，其中由一头雄狮担当“帝王”，主宰一切，支配着庞大的妻妾群。雌狮是狮群中的永久性成员，而狮王是临时性的，统治地位并不长久，它警觉而易怒，因为它经常受到其它成年雄狮的挑战。
在狮群生活中，尤其是交配时节，雄狮间会发生残酷的争斗，争斗过程中雌狮和幼狮都站在边上，处于中立的位置，作袖手傍观。每当雄师争斗结束产生新狮王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把狮群中的“拖油瓶”——旧狮王所生的幼狮统统咬死，为的只是仅仅确保自己后代的繁殖。
可见，雄性之间争斗是极其惨烈的，成王败寇两分明，而雌性均处适中状态，保证能稳定地生存下来，而且都有机会繁衍后代。所以，人们切莫以为，单凭雄性占据“王位”这么一个事实，雄性作为整体便是强势无疑，雌性族类也相应就是弱势。须知，就是为了谋取这么个“王位”，有多少头雄性狮子在竞争过程之中被斗败致死，或落荒而逃，而且落败者总是断子绝孙，绝无靠儿子复仇翻本的机会。
其实，人类社会中常有类似“狮子型”的模式。窃以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也大致属于这一类。男性族之间竞争惨烈，地位占据的高与低、财富拥有的多与寡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而女性族大都位居社会的中间。在一个公平、民主、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财富的分配曲线通常是个“钟”形的正态分布，或曰类似于枣核形的，中产阶层总是占据绝大多数，在社会结构成熟的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大约占到总人口的90%；而在中国还不到20%[1]，社会整体呈现金字塔形。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上，在公共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大多掌握在男人的手里，爬在社会顶层的男性占据绝对的份额，各行各业中的拔尖人物基本上还是男性，老板还是以男子汉为主。所以中国的女权主义单单凭此事实，就悲愤道：“男权社会”也。
据湖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通报，2000至2005年该省至少有1968名党员官员、21名人大代表、24名政协委员、112名私企老板和6名高级知识分子违法超生多生，其中不少人还包二奶，当局通报了一百多宗案情，并考虑稍后公开名单。[2]
另一方面，据《贵州都市报》报导，贵州山区的瓦房村有600多户，2100多人口，而单身男子就有349人，其中25岁以上的未婚男子有198人，30岁以上的81人，40岁以上的43人，50岁以上的27人。与此相对应的是，村里20岁以上的未婚女青年仅有60人，而且都在外地打工。村长杨学军表示：“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都在反映村里的光棍问题，但效果总是不明显。”[3]四川省自贡市红旗乡的农民刘正有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中国农村单身汉越来越多的原因是农民的收入太少：“四川这种情况比较多，包括自贡我几个要好的朋友都是光棍，原因也很多最主要还是一个字：穷。穷了以后包括结婚的女的出去打工了以后也变了，就更别说贵州这种穷山村了。”刘继续说：“包括我们红旗乡还是城郊结合，失地农民和年轻一点的出去打工以后离婚的多得很。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是权力集中造成的。老百姓穷了，官商勾结，吃钱太凶了，然后才不顾老百姓的生存权利。”[4]
贫困的村子里，穷苦的男人大多数成了光棍，退守原地干农活，但是最穷苦的女人却照样能全部走村子，有能力外出谋生而不再回来，也就是跨出了最贫困的底层：“穷了以后包括结婚的女的出去打工了以后也变了。”意味着纷纷改嫁了。在此，请看，同属贫困档次的男和女，为什么命运有显著的不同？女的与男的相比较，难道是同等级别的弱势吗？为什么中国女权主义老是哀怨：女性整体就是弱势群体？
且看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里所描绘的劳教营里的右派分子[5]，为什么尽是男性？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凌辱何曾少于低层的弱势女性？他们的社会地位何曾高于低层的女性？但是为什么国人评判男女关系的目光总是遗漏掉压制在社会最低层的男性呢？
二、“怜女假相”遮蔽事实真相
凡通过汉字来了解真实中国面貌的，就得了解一番中国语言和思维的传统。
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对于语言的态度是，语言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表现意义的有用工具。语言所指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代表，而是显示影射世界的初步工具，是真实的间接性代表。作为哲人来说，理应提升领悟的能力和境界，不应受阻于语言这个工具性障碍，而应跨越语言，最终放弃它，直至现象界背后的本质。所谓“言不尽意”，“大音希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等等即是。[6]这种工具理性至上的“意象”式语言就是作为整体性模糊思维的手段而融合于其中。在哲学上表现为混淆语词的、模棱两可的概念“辩证法”，而不是遵循严格的语义分析。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思维的继承性，汉字所表达的传统特点依然留存于今天。因此，我们今天即使对于今人文字上的叙述，所指称的一旦涉及进历史惰性最重的政治权力领域里，传统味道倍增，较大程度上是个待需解决善恶问题的意向性活动，而意向性的真实指向总是与官大人的个人意志是保持一致的，亦即思维模式的“唯上”即是。因为意志是由内心欲念驱动的、以纯粹个己的利益为目的的。其个己利益的放大，反映在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利益场景，就是欲建构“狮子型王国”。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语言与符号暴力”理论所指出的，语言不仅仅是人际沟通的手段，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媒介或者实施工具。所以我们不能书生气十足地将由官方“喉舌”吐出来的文字，便直截了当地认定为就是社会客观现实的本身了。鲁迅先生早就悟道了：对于当年国民党御用报刊上所报道的政治形势，应该“倒过来”阅读才是合乎真实性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情感主义理论又认为，用以表达我们思想的符号既能用来达到符号的目的，也可以用来达到情感的目的。语言一旦涉及与情感相关的内容，所描述、所传达的就不单单是世界上的事物信息，而且也是在尽力表达或引起感情和态度，在某些场景甚至后者占有更多的分量。元伦理学家摩尔将“价值”剔除出“事实”的“二分法”为我们表明了：语义的事实分析不能直接进入价值含义的中国式“意、象”之态，使之两者混为一谈，更不能“舍本逐末”、“以词袭义”，以为中国式文字描述的只是纯粹客观的事实全体，从而去替代社会的本来面貌，由此将会以讹传讹地复制下去。
为此，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场景，即语言一旦涉及男女关系的时候情感倾向就显著起来，因为它密切关涉到男女之间的情感交融和怜爱的态度。尤其是进入中国式语境之中，内在于比附式思维的情感需求更是语言深层次的“象”和“意”，是需要人们作为事物的整体去深入把握的，而不是停留于语言所表达的浅层次的指称上，用语言哲学的话来说：符号系统的“能指”（实体因素）与“所指”（意识因素）之间有着较大的分离和不确定性。后结构主义认识到：经由“能指”达到“所指”，通向意义的途径要复杂而难以捉摸得多，但是通常都是有目的性的。可惜，当今的国人就是搞大不清楚，在使用中国式语言过程中常会忘却它的本义：一边使用国粹式整体性的情景融合方式去作表达，另一边又作分裂状的片面性描述来作事实分析——莫能辨清楚“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以及两者交融的状况；其真实的意图是如何搀和进描述性词语之中的。
譬如，女人在与她的心爱人一起做爱的时候，常会不自觉地发出呻吟声，有的甚至在性高潮时还会热泪盈眶。就据此，这呻吟和眼泪所蕴涵着的情感倾诉难道就是描述着女性心身的受苦受难吗？就这个简单的、纯属两性生活的个别事例来说，尚可为一部分成年龄的国人所理解和明白。但是国人还是习惯于听到中国女权主义者仅以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女性所显露的“呻吟和热泪”为凭据，常常抱怨说，这正好表明了男权主义者在“歧视妇女”、在“欺凌”女人！但是喜好客观真实性的西方人并不这么认为，对于性之受虐深有体会的思想家卢梭，好好领教了被女人鞭臀所带来的快感，所以在《忏悔录》里作了坦然的自我招供。从十九世纪起，欧洲人就盛行“鞭笞之爱”[7]，发展到当今，西方社会流行起更为刺激性的性被虐“SM游戏”[8]。这些正是表明了，男和女的解放是同两性关系密切相关的，两性关系的解放是建立于男女交合之“性”的深刻理解和充分释放之上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认定性虐待场景中必定有性别歧视之举。
然而在本土的左倾时代，却是另外一种场景。两性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两人世界的事情了，而是紧密牵涉进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与一体，隶属于政治这个大目标的[9]。所以，在这些场景，可不是那么直接清楚地明白语言的“所指”——中国式语言的工具意义和进入“意象”的蕴涵所在。
就如，对于现实的社会现象称述，中国女权主义者重复着发出如下的声音：“中国的行政高官大都是男性，占据着天花板顶层的尽是男性，而今又有众多的国企女职工下岗失业，所以这里就是明证着中国女性地位就是比男性低下（弱势）。”[10]若作纯客观的逻辑判断言之，果真如此吗？在前提句子中，男性和女性概念都是限制于特定的阶层、工种、级别的范围里；但在结论句中，所谓“女性”和“男性”未作任何阶层、工种、级别的限定，都是作为社会整体来描述的，在前后句中，两个同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有明显区别的。由此可见，这种偷换概念的判断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率”了。但是中国式问题并不简单地着重在逻辑性之上，阴性化的模糊思维的女权主义判断句却照样有着巨大的蛊惑力量，可见，必定有着特定倾向的情感因素参与其中，亦即有着中国特色的“象”和“意”的蕴涵在内，是需要我们作深入地解剖的。譬如，女权主义者为何不愿意去观察社会低层的男性公民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在内地山区的农村里、在监狱里男性占据了多大的比重？尤其是失即自由的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之中男性有多大的比率？为什么声张“女权主义”的总是要回避“人#权”——这个更高级别的范畴、更为纲领性和总括性的价值观念？女权能与人#权相分离来空谈吗？
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西方人对于事物认知的虔诚态度使得的对于真实性喜作追根究底的探索。早在四百年前，当培根在批判中世纪经院哲学时，就发现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些错误观念和偏见,他把这称之为“假相”（idola）。他认为人们欲获得“纯客观”的知识, 须清除认识道路上的障碍,于是提出了“种族、洞穴、市场、剧场”的“四假相说”，此学说在认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
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还原”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清除“假相”的可取思路：排除各种外在的经验和常识，以避免先入之见的主观性判断，从而“回到事物本身”。使科学成为坚实的基础，认识务须建立起绝对严格的真实性。运用“现象学还原”法，我发现人类在认识上的“假相”还远不止仅培根指出的四种。至少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也存在着一种伴随人类始终的“假相”，我姑且命名为：“怜女假相”[11]──这是由两性心理差异所造成的。男子喜好显露刚强，并诉怜惜于女子，而女子好撒娇诉苦和易受爱怜这两个紧密联系的侧面组成, 由此引发男女间情感投资上有所偏向的侧重性倾注, 从而引发一系列男女间情感价值的认识以及冲突与调和。
欲完全消除掉此“假相”，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则是虚妄不现实的。作为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怜女假相”根植于人类天性之中, 起到某种平衡补偿作用，因为女性较之以男性, 存在着自身难以弥补的生理心理上缺陷脆弱。因此, 添加入“怜女假相”作为补偿因子于女性，以达到某种动态“平衡”效果，使得男女间和谐协调关系，从而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
然而凡事均有个“度”, 超出了“度”，就滑向了事物合理性（正义）的反面，真理再前进半步便成谬误。人类在男女的认识史上受蔽于“怜女假相”所伴随的谬误真不少。如在西方，就有些女权主义者极力夸大妇女“悲惨”的处境，凭空编造说，每年美国有十五万妇女因节食而饿死，其罪魁祸首当然是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因为他们欣赏女人优美的身材，据此胡说，倒也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怜悯和恻隐之心。美国学者奥格斯特（EugeneR·August）从语言学入手，运用客观中性化的索绪尔体系中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在现代英语中分析出了存在大量的对男性歧视性的语言，从而破灭了西方女权主义在“怜女假相”偏向下，企图在支配人类思维的语言中寻找出唯独有“女性歧视”的幻想，从而去“证实”存在着男权主义的语言[12]。而当今中国某些女权主义的偏向更是如此，他/她们总是试图通过增大“怜女假相”的补偿量来解决女性解放的途径，处处申诉：“女性弱势受歧视”。
“怜女假相”所依据的大前提是：“女人弱”，然则“弱”毕竟是有“适度”的、部分的，绝非是整体性的，“弱”应反映出其纯客观性来，以与事实相当——否则陷于逻辑混乱，以讹传讹。
诚然，任何人都是有着弱点和缺陷的，作为有性别之人的性别缺陷也不该例外，无论是男性的，抑或是女性的。然而人们（尤其是当今的中国人）的同情和怜悯眼光为何老是偏向于女性呢？这里呈现出的正是一个“怜女假相”。
如人们认为女性（整体普遍）体能差，所以在社会竞争中常处于劣势。然而据《男性学》统计：在早期死亡、疾病、自杀、犯罪、事故、儿童早期精神分裂、酗酒、吸毒等方面，男性比女性占有绝对的高比率。现代科学的研究表明，男性在生理上也同样是“弱者”。人类的“免疫基因”存在于X染色体上，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而男性只有一条。由于男性基因微弱，一旦基因出现问题，没有后备基因，所以从胚胎时期起，男婴的生命力就比女婴要脆弱，死胎率高，成活率低，各类遗传疾病的发病率也比女婴要高；而有些疾病的并发症也比女性的要严重一些，比如腮腺炎会对男性的生殖系统有不良影响而对女性就没有。有数据表明：男人自杀身亡者是女人的三倍；40岁以上男性性功能障碍者达五成以上，且有不断攀升之势；男性医疗就诊率较女性低28%；男性平均寿命较女性短6～8年。有七成的人活在“过老死”的边缘”。进一步地，男性总不愿意显示自己是病弱的样子，只在迫不得已、病情严重时才走进医院，有点小病、小伤，挺一挺就算过去了。[13]
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保健中心在2005年初所做的一项亚健康状态调查显示，被调查的3206人中有67.3%的人处在亚健康状态。而这些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中，男性占了62%，女性占38%，男性明显高于女性。[14]这是纯粹从医检角度作出的事物客观的描述，对此过程，若添加进情感因素的“怜女假相”，那么在偏向性作用下还能够解释清楚到底谁强谁弱势吗？或曰：还有纯粹客观性认识吗？
医学上将女性的更年期划分在45岁－55岁之间，而男性的更年期通常要比女性晚5年左右，在50－60岁之间。随着当今时代男性群体生活压力加大，越来越多男性早早便进入更年期，这种趋势已逐渐拉近了这5年的差距，甚至比女性还要“急切”，成为生理上的“老年人”。上海市男科学研究所的一份专项统计资料显示，40岁左右的男性更年期症状，在上世纪80年代仅为0.8％，但今年却上升到2.4％，增加了整整2倍。[15]然而，本来比较有社会政治性禀性的普通男性，可以为改进人#权乃至女权事业做出更多贡献的，但受着健康资本和潜质施展的外在环境限制而捆住了手脚，这些却从来不在中国女权主义所关爱的视野之中的。
“怜女假相”原初本意是补偿于两性中弱者一方的真实薄弱之处，使之维持两性间的动态均衡。“怜女假相”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行动哲学是：“让”——男女交往发生利益关系之时，男就“让”女一点，譬如，男女在恋爱的时候，男方应主动邀请女方约会，由男方请客女方吃饭，女方故作矜持等等。此外，与“怜女假相”相关的心理“对峙”是：男人通常习惯忍受着心声痛苦，也不大会承认体质上是“弱”的。总之，“让”的目的就是维持两性间的动态均衡，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全都是合乎正义的，当在某种偏激势力作用下，“让”偏离了自己的本意，手段上升为目的，自身宣称自身就是最终本意，从而成为异化之物。
中国的舆论和意识形态习惯于声称：在新中国，妇女已经获得了“解放”，男女是“平等”的——作为执政党的业绩成就而炫耀不已，并作为合法性基础来进一步推进这种倾向——中国女性，当然地普遍地乐意接受这份荣耀，以便与父母官“保持高度一致”，以便在男性面前争取到足够的权利资本。既然如此，对于女性来说，应该承认，作为社会宏观上的整体性不利地位和弱点已经基本补偿完毕了，起码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动态平衡（就如前述，均衡地说，男性也有弱点的，但未有“补偿”），那么还有必要重复添加“怜女假相”的“让”吗？要不然，再对于女性再进行一番特殊的照顾，那么事实上不是否定了所声称的“男女平等”？要么再重复进行“怜女假相”的加倍补偿，使之“阴盛阳衰”，制造新的、逆向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在此，“男女平等”到底是对于纯粹客观事实的认识陈述，还是基于“怜女假相”的感情倾诉欲求？更有甚者，或是基于政治权力的“性政治”？正如某些中国女权主义者表现出来的，将男“让”女行为作为歧视女性的举措而大加鞭鞑那样——可见这里的概念和逻辑是多么混乱！——这恰是中国特色的潜规则所在！
注重逻辑、思辩和实证的西方哲人，注意到在语义中，有时候会出现逻辑悖论现象。为了解决之，罗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悖论的出现是由于它假定了一个事物的集合可以包含只能由其总体来定义的那些成分，而把涉及某一总体的命题作为该总体的一个成分，结果导致了认识上的混乱。因此，类型论要求所有涉及某一总体的命题，都不能成为该总体的分子，它力图把大集合分为若干具有自己总体的小集合，并把包含有一个表面变项的任何表述看作是比这个变项更高的层次。当人们对一个总体赋予新值时，总体就会扩大，而原来的总体永远赶不上扩大后的总体。对于这种关系，罗素曾诙谐地说，就像光线从背后把人的影子投在地上时，人们永远不能跳到自己头部的影子上去一样。[16]
例如，我们上述讨论的基于情感性偏向的“怜女假相”之“让”，这个情欲词就是这样，一方面，它作为名词陈述男女之间偏向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情感状态动词，表示“应当”的道德命令，在“狮子化”的偏向下，强烈要求男性到处都理应“让”着女性，就连“让”这个行为或命令本身也得处于“让”的总命题之下，于是进入了看似悖理的却是具有本土社会主义特色的“潜规则”之中。举例：有礼貌的上海男人会在公共场所对待女人来个“女士优先”的行为，对此，有的女权主义者当面会“客气当福气”，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这份“优先”，又继续施展“让”的情感诉求，却在背后责骂：这恰是男权主义在作怪，正是他们看不起女人，才会有如此举措，“让”出的“优先”行为表明男权主义得逞了！[17]——看似道义逻辑上违反了“不矛盾率”，但恰是中国特色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因为中国式阴性思维的内在要求是：超越于语言逻辑这个工具性障碍，以便通向更高境界的“道”，在此场合，“道”是包含着“怜女假相”的“让”的。在压缩于局促的空间里处于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化的智斗之地上海，精明的市民将熟谙此类“道”的“城府”本领称为“拎得清”。外地人不明就里，却常常信口雌黄地嘲笑上海男人是“小男人”，胡乱评说“气管炎”、“围裙丈夫”，在上海人看来，真是“伊拉介拎勿清的”。“拎得清”的上海人是不会去争辩“让”这个词眼的，也不会当着面争论社会公平与否。反之，“拎大勿清”或书呆子气的上海男人在现实中定会碰壁吃苦头，即使吃了苦头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因为“让”的特重砝码早已加在了上海女人这一边。
又如，中国女权主义惯常申诉：企业招聘时候“因为性别偏见而排斥女性员工。”但有人据2000年部分报刊上刊登的招聘广告统计，餐饮服务业的招聘广告85%限于只要18-25岁的未婚女青年；在招聘文秘和产品代表人员的行业中，有50%的用人单位强调只要女生[18]。对此，相关岗位的男性求职者为什么不如同女性那样会诉苦呢？——是否也可以认定就业市场的某些场合，同样存在着歧视男性的趋向？倘若我们知道：有“怜女假相”这样一个偏向性情感作用，就不必争论谁歧视谁，即使有男性诉苦了，也很少会传播至我们的耳朵里。然而我们需要对于社会作纯粹客观的事实分析，则必须排除之，因为它正是情感的附加之物。
基于客观事实的社会公正立场看来，即使有部分岗位的需求偏重于、只限于男性的，也绝少是出于歧视的动机。劳动力市场就是以劳动力的市场成本为算计的，在资本一方看来，使用即将婚育的女性劳动力就意味着要额外支付生育、哺乳等附加成本，并且还会造成阶段性的缺岗，当然是不划算的。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企业首要考虑的必定是赢利和增值，而不可能受惑于“怜女假相”去照顾去解决与己无关利益的员工生育问题，当然会优先聘用男性员工。这本身是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结局，可是女权主义却偏要定性为“歧视女性”。问题不在别处，而在左倾主义里国人习以为常了：“假相”就当真相，价值权充事实，却不愿意揭穿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式“潜规则”——位于事物现象背后的“意”和“象”，于是进入了中国式语言的“言不尽意”游戏之中。为此，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可以进入了我们的方法论视线：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这需要把说话方式同具体特定的场景以及说话者的内心情感结合起来，综合起来考察其用意。
当今中国，无数的“服务小姐”活跃于每个城市里的发廊、洗脚屋、歌舞厅、洗浴场等场所，于是女权主义感叹，中国女性的地位下降了[19]。但若剔除了“怜女假相”来观察并非如此。据深圳蓝皮书称：“八成发廊涉嫌性服务卖淫者多为自甘堕落”[20]，所以，小姐操起性服务行当，与其说是出于谋生困苦不得意为之，还不如说是企图谋取高收入，不愿意嫁给穷苦男人，瞧不起斗败了的“雄狮”，只愿意为成功的男人：“狮王”去献身——由此激化了男性族两极分层，成功者性资源多多，落败者鳏居终生；同时，婚外性交易还导致了资金财富的单向流动：从男性流向女性，使得性服务小姐的经济地位大幅度提升，从而缩短了其与高层男性之间的差距，但却拉大与低层男性的差距——促进了“狮子型”社会的建构。这些出卖肉体的，或单纯为了钱财去变相出卖自己的女性族，在文明世界是被看低、瞧不起的“掘金者”（Gold-digger）；但在“狮子化”引导下，流行起“笑贫不笑娼”的风尚，成为了“狮王”属下的“母狮”，可被众多的低俗大众所景仰、羡慕不已，真正地位下降的倒是中低层的男性。
三、生育：作为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怜女假相”所遮蔽
女性的“雌心壮志”很大地落实于生育并哺育孩子成长。女性之生育，当然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极为重要的步骤和目标。其意义为，首先是扩充己身的基因库队伍，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有机体的人只是基因的载体而已，人的活动意义最终落实于基因之上。其次是为家庭和宗族添丁，好在老公面前行功论赏。再次，改善心身。医学研究表明：同性生活一样，生育和哺乳可以帮女性各方面身体机能更加完善，同时也可以帮助女性增强免疫力，避免一些妇科疾病。也正由此，女性的身心结构打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育而准备的，譬如宽大的骨盆，丰厚的皮下脂肪层，心理上求稳定怕风险，注重家庭生活等等。
正是为了生育之故，精力被分散，所以女性再与男性竞争去征服外在客体的世界、社会性的各项事业，就显得精力不济，其心智结构也难以有效地作调整，转型到工作场所去进行高度竞争性的事业拼搏。所以，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认为：“女性的生育功能是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不平等”？我以为，费老先生完全忽视了女性特有的自我价值所在，武断地认定：“生育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21]。倘若生育对于女性的意义不可或缺的话，理应计帐算入进个人成长中的女性自我价值实现上。既然成就了生育，女性的价值自我就已经占据着“先天”的份内形式，倘若再去拼搏社会性事业，通过“怜女假相”的强力偏向作用，求得与男性相等同的业绩，那岂不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在实质意义上产生了真正的不平等？
反之放弃了生育，女性就可真正实现了与男性同样的自我价值了吗？历史上有过这种异化了的失败例子。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蓬勃兴起，其中一些激进分子，受惑于偏激的“女权至上”，自以为“男女都一样”的，于是她们豁出全部精力，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事业上确实做出了不亚于上层男性的成就，可是这些人活到了老年才纷纷后悔起来：丧失了一个女人该享有的生育机会和乐趣，对于女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来说，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殊为可惜。
如何评估女性生育在人类进步中的价值意义？这牵涉到女性价值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
费孝通说：“生孩子以维持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句通盘的话。所谓通盘的话是因为这里并不指定谁得生孩子。社会完整只要人口数量不致减少到不能有效活动就能维持。” 所以，“从具体的个别例子说，实在没有一定要生孩子的道理···”[22]我以为：社会作为整体来说，果然需要维持新陈代谢，但是每个女性的具体生育并不直接对应着社会进步的。就某个特定的孕妇来说，她孕育出的儿女将来对于社会有正面的还是有负面（如罪犯或靠社会救济的低能者等）的贡献？这在当下是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在现代社会里，马尔萨斯定律也必定是有效的：人口在没有阻碍的条件下是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度里，人口形势尤显严峻。提出国力方程式的美国学者克莱茵曾经指出，中国的国力在人口达到四亿时候呈现最大值，偏离了四亿人口国力就下降，偏离越多，下降越大。可见我国目前十三亿多的人口显然远远偏离了国力峰值。“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的新增人口对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没有任何意义”[23]
中国妇女有权利生育她的一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她这一胎“xn” （n=1，2，···，<14亿）的价值评介，“xn”出世一方面维持了民族的繁衍需要和社会整体新陈代谢所作的一份子，另外一面，则消耗了本来已经非常有限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在当今具体的国情下，其实质是朝着国力下降的方向在作人口增长的“负贡献”。用数学式子表示：Vn = Dn（x1， x2 ，···，xn，···， x∞）— [P（m+1）-P（m）]。式中，V表示生育价值。D表示其子女将来对社会的贡献，它是个多元的函数，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并非单纯由自身（一元）的努力决定，还得与全社会的其他人员进行激烈的竞争较量而作最后定论，惟有各行各业的优胜者或者良好适应者方能呈现为正数的D。P（m）表示当国民人口为m时候的国力，当今中国的人口数值：13亿<m<14亿，P（m+1）-P（m）表示国力折耗，即生育了这一胎从而为人口增长所作的“负贡献”，由于当今中国人口压力的巨大，所以必是个明显的较大数值。可见，正由于P的大数值作抵消，子女的未来社会贡献V就不容乐观了，惟有少数的英才哺育成长出来方确信有正贡献。
因此，中国妇女的生育只是对于她的自身具有显著的意义，正如性生活对于她的自我完善很适宜很开心，颇有益于身心健康一样，对于社会的贡献就不甚直接而明显，至少成一个较小的相关系数，不如取得外在的社会性成就那样直接与贡献同构。譬如，居里夫人在放射物理和化学上的成就、以色列梅厄夫人贡献于中东的和平、印度特里莎修女在慈善事业的成绩，大为世人称颂赞道。可是生育之事，恰如某只母鸡下了蛋便“咯咯蛋”叫得兴奋不已，其它的鸡见之怎会激发起感激之情呢？
可是中国女权主义在“怜女假相”的偏向下，却偏偏做出了完全相反的价值评判。生育对于女性自我完善的意义尽力回避掩盖之，反而在社会成就意义上，予以高度的关怀，比如，总是批评说企业不保障妇女生育的个人利益，不补偿个人的生育所花费的代价（缺工损失等）。
企业普遍不情愿为女性员工的生育提供财力支持，但并非就此以为，育龄妇女就是孤立无援了。鉴于生育对于家庭和宗族的繁衍具有重要性，做丈夫的都愿意挑起家庭生存的重担，如此就已经达成了家庭生活中男女之间的动态平衡。可是，在“怜女假相”偏向下的中国女权主义却完全无视之。其实，女性经济收入的劣势，在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可以通过婚姻途径来消解的。换言之，男性的经济强势，在组合成婚姻家庭生活中，得以充分地消融，亦即，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共同平分享有着双方收入合成的财富，即使以后离婚了，谋生弱势的女性也足可以保证平分到一笔财富，这也导致了现代社会里，有些未婚女性专门去献身献魅，只是（或极大地）为了谋取男人那儿的财富而与之结婚的“掘金者”——Gold-digger，而男性富翁常常不敢轻易言结婚。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领悟了这种男女之间生存博弈奥妙的，便认识到：（大多数）女性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早在毛泽东时代，我国法律已经明确保障了，男女平等的家庭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所以夫妻是家庭财产的共同所有者，夫妻可以互相继承遗产，子女得以平等地继承父母遗产。所以，在婚姻的事实上，中国女性的法律保障日益在强化——如此便已经加强并巩固了传统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女性“掘金”生存博弈模式，可是在“怜女假相”的干扰下，中国女权主义还是起劲地鼓吹“女性弱势”论，一味贪图“让”的补偿，再重复将这种“让”归咎于男人的封建夫权思想。的确，正如母系制的狮子部落需要由雄狮来做“王”的，女性族白领欲拼搏事业晋升到天花板顶层的道路也异常艰辛，但是其退路无疑比起男性宽阔了许许多多，但在“怜女假相”笼罩下这却是避而不谈的。
正因如此，站在男女平权的公平立场，作为补偿本义的“怜女假相”，不应再去作“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深化补偿的，因为本来不足的部分早已补偿完够了。譬如，女性既然在自己丈夫的照料下成全了生育的自我完善，就不该再与男性平起平坐地争夺社会性的事业成就了，再去贪图均等的社会成果分享。有了家庭生活，有了法律上的女权充分保障，就不该抱怨经济地位“弱势”了。
可不，“狮子化”的内在要求是，女性“弱势论”的伸张就是向大多数男性施压的。在实际生存中，社会中下层的男性承受了远比女性大的身心压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扮演是大不一样的，它总是赋予男性以远为多得多的社会责任，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怜女假相”的过分偏向下，中国传统文化要求男人“喜怒不形于色”，心中有苦恼时，大多只能压抑在心，寻求自己解决；而女性就可以向父母、朋友倾诉，或者干脆大哭一场来释放情绪，大多赢得爱人、旁人的怜悯。而男性又被责成“养家糊口”的担当工具。“世俗的德行依然笼罩于家庭生活之中，丈夫理应为家庭经济多作贡献，因而丈夫事实上比妻子多承受着经济的压力，他们要面子和尊严，没有办法放下身段来讲述自己。男人往往抗的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欲望而是两个家庭的欲望,是典型的‘五子登科’（妻子，儿子，房子，车子，票子），很多男人自以为在外挣钱给家人提供经济保障就是男人最大责任，孩子的生、养、教都跟他们没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苍白的人肉提款机。男人吹牛，男人喝酒，男人簇组，其实是他们在伪装，是缺乏安全感的表象。”[24]
近年来我国的性别分层调查表明，“在社会的中间层中，现代中产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男女分布较平均，但现代中产阶层的上层（较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比例较高，而中下层（较低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女性比例较高；传统中产阶层（个体工商户）中则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中男女分布较平均，产业工人中男性比例高（占３／５）；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女性约占７０～８０％）。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家庭主妇及从未就业的女性人数在上升，并且这一群体的年龄在年轻化。过去不工作的女性一般是年龄比较大的妇女，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二三十岁的女性不工作”（李春玲，2002）。
据07年3月8日由上海发布的性别统计数据表明，“在接受教育上，男女已经基本不相上下，除了高端的硕士、博士，男生较强外，中间层次女生偏强。在收入上，上海的男女之间，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差距缩小，但在低学历层次群里，收入差距明显57.3%。”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女性的低收入，几乎全部都可以通过婚姻家庭的生活来消解的，但是男性的低收入又如何去消解？——只能自甘居于社会边缘和低层，鳏居寡欢，成为女性族笑傲的对象。
有了这般情景，就成全了中国特色的左倾主义所倾慕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图景：男人成就总体强不了到哪里去，女人得到了父母官支撑也算不上弱。（续篇）
[1] 《改革中产生的中产阶层成改革新动力》：http://www.singtaonet.com/feitures/reform/reform4/t20070110_441108.html
[2] 请阅读：《湖南通报逾两千官商超生包二奶 未公布名单》
[3] 《光棍村的尴尬》：http://gzdsb.gog.com.cn/system/2007/07/02/010079924.shtml 以及 [贵州]牌坊村282条光棍的心灵史
[4] 《谈现在的我国光棍村》：http://tianya1419.blog.hexun.com/10724488_d.html
[5] 《劫后余生---美学家高尔泰谈夹边沟》：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091/article_2860.asp ；http://www.studa.net/West/051230/09193316.html ；http://www.shulink.com/Get/zysp/23380445.html
[6] 参阅：《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7] 《淑女是靠打屁股打出来的 [组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0eac5010009z4.html 以及：http://www.singtaonet.com/sex_culture/t20060608_251776.html
[8] 《SM指虐恋》：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552664.html
[9] 《中国后毛时代社会性别面面观》：http://www.wansongpu.cn/wsp/show.asp?id=2298
[10] http://engine.cqvip.com/content/d/82644x/2002/025/005/sk04_d1_7183992.pdf 以及http://qthgh.hljgh.org/Get/vgqy/076271935097794.html
[11] 拙笔：《怜女假相及其与中国妇女解放》：http://www.xslx.com/htm/szrp/shts/2003-8-23-14581.htm
[12] 《男性的觉醒：男性学》：http://www.1001a.com/book/UploadFiles_9366/20070312/%A1%B6%B6%C1%CA%E9%A1%B7%B6%FE%CA%AE%D6%DC%C4%EA%BA%CF%BC%AF/97/40183.htm
[13] 《谈谈“解放男人”》：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304/xw/sd/200403040033.asp
[14] 《解放男人》：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qkjc/929511.htm
[15] 《荷尔蒙对他做了什么？》：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62000/node62002/node62003/userobject15ai2245719.html
[16] 《破解“说谎者悖论”之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f3a7001000241.html
[17] 从父亲节看男人地位，中国男人还有地位吗？_冰可乐·三视看世 http://hi.baidu.com/%B1%F9%BF%C9%C0%D6/blog/item/b4df516605700426ab184cee.html http://www.zmkc.com/bbs/read.php?tid=7581&toread=&page=2
[18] 转引自《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497
[19] 透视中国性产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2%吗?———天益:学习型社会...
[20]深圳蓝皮书:发廊妹全接触
[21] 请看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里的一段话：生育是一件损己利人..
[22] 同上
[23] 《李小平：多添二胎孩子对中国有经济意义吗》：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70406/08553478688.shtml
[24] 《单身蓝怀恩用尖锐文字为男人说话》：http://www.ce.cn/books/main/author/200608/14/t20060814_812112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