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遏止雄性挑战者：左倾主义集权之法宝
狮子王国，是个母系社会，构成成员大群的母狮们担任出猎，哺育照料后代，掌控着全王国的大部分活动。而人类社会的“狮子型”王国，是个类母系制，它可不能由杀绝中下层男人来构造，只能靠强力压制住大多数男人，尽力往边缘地带驱赶，并且辅之以攻心术，使之心服臣服，不可造次。从前封建时代的王朝禁宫里，皇帝为了保证能独占地临御到三宫六妾七十二妃，又需要有仆人来照料自己和宫女，所以只能靠阉人来伺候。到了现代社会，雄性大王为了独享权力，取得垄断的利益，多多占有“性”资源，同样需要有一大批男人和女人来构建和维持金子塔型的权力结构，但又得时时提防自己的权势不被傍落，为此可不能去阉割男人的生理器官，只可进行精神上的“去势化”。其实这种程序很早就有了，中国自古有：“四毋”，“温、良、恭、俭、让”、“存天理、灭人欲”等等，进入了左倾时代，“去势化”不断强化：镇反、反右、四清、文字狱、学毛选、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斗私批修、“公安六条”、反自#由化、严打、军训、大合唱等等等等，于是在政府功能完备的大城市里，普遍盛行起国人关注的“阴盛阳衰”现象。
在《告别夹边沟》记叙中，“一位来自金台县的祁钥泉，他在反‘右’开始后才发的言。他天真地以为这与‘右派’的进攻根本搭不上界，因为他批评的是县委书记不该一下乡就糟蹋大姑娘。他确因此被定为‘右派’发配到夹边沟。后来他猛然发现，当时扣押他的公安局长也成了难友。原来这位局长因为收到了告县委书记糟蹋妇女的二十几封群众来信也有了‘罪’。加上不同意这位县委书记把亩产204斤虚报成600斤，他和县长、宣传部长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都送去劳教。”[1]——可见雄性落败者的悲惨下场，女性何曾可以比拟、企及！
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是内容的核心，它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东西。[2]
“公安六条”上并无文字的性别偏向，但所打击的对象都是对于权力现状稍有不满的反抗者和挑战者，无疑地，这些反抗和挑战的豪情、斗志是需要由雄性激素来激励的。
“公安六条”于1979年终止执行，终止后司法实践就恢复了民#主、法制和正义了吗？回答当然是“狮子型”的本性依旧。自1983年8月以来，中国的公检法经常劈开法律规程办事，推行一波又一波的“严打”，除了必要的刑事犯罪打击外，其目标事项相当多地牵涉到男女之间“性”的叛逆正统以及相关的意识形态，镇压当然集中瞄准着男性公民[3]，这里显含着丰富的“性政治”蕴涵。
“去势化”的推行，首先是在孩子接受教育的阶段，方式上是典型的压制训育。从幼儿园起就开始，那些通常被看作好学生，并且被树为典范的，往往是女性秉性的温柔驯服顺从听话的乖孩子、好孩子；而赋予高智异禀、个性独特的孩子，通常总是以男性的居多，但由于他们在行为方式上往往表现出某种偏离出常规来，特别是所谓“淘气”、“调皮”，好动、善问、独立思考、别出心裁、不随大流等等，统统被看成是有“自由化”倾向的负面缺陷，此类秉性和人格因“同性相斥”于雄性间，定受压抑，扼杀于摇篮里，最终在“狮子化”强势力场中被扭曲塑造成女性化的性格。
对此，异域文明的视野是如何观察的呢？有一次，陈香梅女士来北京访问时，去参观了一所由官方特意安排下极力标榜的“模范幼儿园”，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她不由惊讶悲哀起来，看呀！儿童们一个个双手反剪背后，齐刷刷地排成纵横行列，毕恭毕敬地端坐着，诚惶诚恐地聆听着教员的“布道”，对此情景，陈香梅感慨道：“残忍啊，不人道！”
当毕业了教化训育机构，生长成为成年人了，“去势化”如何再继续之？其途径之一是，残害男性公民的人格尊严。男人之所以成为有阳刚气质的男子汉，只能说，须于有尊严的境遇里养育而成。可是令国人悲哀的是：在中国，公民仅因男性的性别而被经常抽查身份证，甚至遭搜查[4]。
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不算经济帐，而政治挂帅则为纲要，“纲举目张”。于是多少年来，劳动报酬分配的绝对平均化成了一个行政的强制律令，贯彻于一切官营的体制内，于是男女“同酬不同工”以及“同工不同才”的现象普遍存在，并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譬如，某个官营服装厂的车间里，所有的男女职工都干着同样的缝纫活儿，拿着一样的工资，谁都难以出头冒尖。可是在秉性和潜质上，男人事业上的雄心壮志自然要大得多，但却在平均主义和高度集权的体制约束下受着更大更多的压抑，在平民层的男女自我价值实现竞争中，男性远比女性处于不利的局面。倘若该厂技术部门的“服装设计员”职位缺岗，需要提拔或培养有潜质的人才，则通常会被安排上较为平庸秉性的女性。因为，一则，天花板顶层的决策者（狮王也）大都是男性，在强大的异性磁场力作用下，相反性别者上岗天然地享有吸引力优势，当然也不排除有权色交易的可行性；二则，在集#权制政治的高压场中，人们的事业发展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较量“办公室政治”手腕来实现的，尤以与上级打交道为重要，于是女性秉性的细腻，柔顺，听话，驯服，和稀泥，善解人意等等秉性，从而得以充分实现价值，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待提拔和培养者须是雄性激素淡薄些、挑战性微弱的，才可使“狮王”放得下心来。即使女性族中业务潜质实在太差而难以挑选到合适人选的，则至少也得去物识那些精神上“去势”的、阉割了雄性豪情的男性奴才，不然的话，就有悖于生物学的基本规律，犯了权力博弈的大忌。
可是当人们渐渐认同了“狮子型”模式后，便懂得了以“安定团结”为上上策，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雄性阉割情结，掩盖了男女平等所依据的公平合理性。
狮子型的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狮子部落。狮子部落中，雌狮子袖手旁观于雄性间的争斗，而在中国社会，女性族多数不是中立的，而是参与进集#权制的建构，争做“螺丝钉”，为着建设“狮子型”大厦而添砖加瓦，纷纷加入到压制低层男性公民的队伍中去。“狮子型”的构建就是使雄性之间拉开差距，为此得极力压制中低层雄性，使之在社会大众的中心层面上呈现出“阴盛阳衰”。为此目的，左倾主义的看家本领在于“均贫富”——分配结局的均等，以“平均”之名，引诱妇人来压制为实，使雄性之士进入布满妇人状的“无物之阵”（鲁迅语）之中生存。当然，中国式的“平等”并不妨碍等级化秩序的建构，突显“官本位”地位的权力和财富分配，而完全排除机会均等于千里之外。
挑战性本是男性事业追求的动力和激素，故而将雄性豪迈之士与平庸之徒捆绑于一体，名曰：“平等至上” 则既安稳又言顺。于是，生存于左倾色彩浓厚的社会中下层的男性，在与女性交往行事处世中，须时时“让”出几份利益和面子给予女性。通过“让”，女性单凭借性别之“优先”就可以收益获利颇丰。吴思君发现了“血酬定律”[5]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其实到了现代社会里，“血酬”——卖命赌命的机会极少，而缓和型的变种“泪酬定律”则更广泛地起着作用：对于男人来说，卖命的恐惧是消除了，可是在“狮子化”的淫威下，生活在中国城市里的男人与受激化的女人相处，须付出屈辱（“泪”）的代价和遭遇却是增加了不少。其博弈的机理类似于下象棋，当一方高身价的“大车”在遭遇到对手用低身价的“卒”、“马”、“炮”等前来纠缠时候，因低价子是有“根”的，背后还有其他子力在押阵作保护支撑，所以“车”只得避让之，以免“同归于尽”与斯，但避让招数却不得不失“先”了一手，假如低价子还是频繁地纠缠上，而大车不断地避让，则持续地失先，最终导致整个局面落后被动。或如下陆战棋时，己方的“司令”遭遇到对手的“炸弹”来纠缠不休，或己方的“炸弹”遭遇到对手的“工兵”来骚扰不已那样，处境尴尬。人们不难见到，所以在左倾主义教化深重的中国大城市里，熟谙此道的女权主义者会有热情参与压制和调教男性，以便“买”到男人免除“泪”的“酬薪”。[6]
各位看官只需打开电视机，观看一番当今国人拍摄的各类电视片子，就可以看出端倪，各类的女性角色尽显过分张扬，甚而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有之，即使连古装戏中的女角也不例外，如春节晚会小品《耙耳朵》等之类的。凡是剧情中出现男女冲突的场景，总是呈现“女善vs.男恶”两分明，矛盾的结局总是明摆着以男方理亏吃瘪而收场，这似乎成了固定模式——传达给人们的真实意象就是，中国的女性族类混得不错，天花板顶层及不上，毕竟还稳居于社会的中游，面对比自己低层的众多男性笑傲有余，如此足矣满足了妇人的志向：五十步笑百步。——当然女性也非常乐意用妇式的混世来调教男人，为男人指明了狮子型社会里安稳“做人”的出路所在。
尽管电视片子几乎都由男人来导演的，但就影视业的垄断性质，导演们无例外地身居要职，身价千万，人脉千金，实际相当于次一级的“狮王”，作为得利者当然热衷于推销“狮子化”价值观。另一方面，作为挤身进演艺界并能出镜的女明星们，自然乐意“狮子型”中的“母系制”生存，因为艺术家的光环加上巨额财富的诱惑，使得她们纷纷愿意为“狮王”而献身[7]，当然也愿意为传播“狮子型”价值观而尽心效力。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上海的媒体大肆鼓吹起“妻管严”，其“优越性”不外是：有助于家庭幸福，增生爱情啊等等。可是最近，上海维情商务咨询公司的婚姻分析师舒心，在见证了一千多起上海女性的离婚案件后，发现，不少妻子都有“调教”丈夫的习惯，而往往就是这些“调教”，造成了夫妻双方的不和。舒心说，部分上海女性喜欢控制婚姻的主动权，按照自己的生活理念选择男人、改造男人，希望有朝一日，他出人头地，做太太的也跟着沾光；一旦这男人不服她的“调教”，女人就要“作”了。[8]在此须指出的是，调教成“出人头地”的是以女性化的顺从之路行之，而绝非是去挑战体制。上海的女人喜欢调教自己的男人，正是表明女（阴）性化的得宠而成功了。
1986年话剧《寻找男子汉》在上海公演引起了轰动。该剧中，女主人公舒欢有一段台词：“男人的懦弱，也许值得同情。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过几年又来的一次运动，把男人们都整怕了，整软了。从两性的比例来看，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总是男性多。周期性的政治疟疾，长久的压抑、扭曲，男人们的脊梁骨缺钙，棱角给磨平了，阳刚之气消失了。”她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是：解放以来的整人，都是有偏向性的，凡是越有才华、有思想、有见解、有骨气、有正义、有刚性之徒，越是被整肃。时时挑起的政治运动，动辄裹挟着无无数数浩浩荡荡的民粹大众，黑云压城，铺天盖地杀将而至，形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心理压力；这样一种使人生存于颤栗的政治环境中，只能造就奴才和庸才之性状。残酷的整肃过后，人们心有余悸，明哲保身，战战兢兢得真话藏身了，怎能期望在这些被修理、被改造、被扭曲、被“脱胎换骨”过的群体中出现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浩然正气的男子汉呢？所以，剧作者沙叶新感叹不已：“天下几人是男儿?”[9]
“去势化”大网当然紧而密，但还是有些“漏网之鱼”得以幸存，他们的雄性激素尚未根除干净，即便如此，到了今天他们能欣赏的也只是在怀念张志新，林昭，李久莲等一类女豪杰——狮子化的强力，将大众尽力塑造成为女性化的奴才、庸才后，国人连审察男子汉的眼光也丢失了，于是进入了社会怪圈之中，国人纷纷都以阴性化的生存：“适应环境”，如此稳定了“狮子型”的母系制特征，构成了集#权主义信息流的交流和正反馈。
当代中国一位著名作家曾经感叹道：文革时期，中国家庭里有大量的妻子以“革命”的名义出卖丈夫，使得丈夫受苦落难。比较一番俄国沙皇年代的国民，可是看出异质社会的情景差距：当大批男性知识分子遭受流放时候，就有不少贵族女子为了爱情和正义愿意舍弃自己爵位伴随丈夫、情人一同流放去西伯利亚的茫茫荒野，所以十二月党人的佳话代代流传，为而后推动俄罗斯社会的文明进步播种了精神的种子。
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1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
阴性特质（femininity）究竟是什么呢？见解多多，见仁见智。在我的理解中，她正是“狮子型”的母系制症状。之一曰：稳定压倒一切——认同既成的社会现实，适应环境、打成一片，倾向于保守。盖因女性偏重于从自身利益的生育立场出发，私利地将“家庭幸福策略”（社会生物学术语）作为人生观圭臬。所以导致人们的人生观和生存法则都以现实的功利主义为准绳，拒绝一切超越性的非分之念。
之二曰：平庸化。盖因女性从自身生存的稳定性、平凡性出发，价值观上偏向于：中庸调和，和稀泥，博弈对策上强烈要求平等的分配，当然也乐意去参与共同遏止住冒尖者、反叛者，惟恐被别人（男人）的超越。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女性族也正是在“狮子化”中凭借着父母官的强力支撑扶助，获得了大“解放”，如此，“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与弱者的正常分工”，使得男人“失去了他昔日的尊严”（郑也夫语）。正如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大老粗是那样的神气活现，使得知识劳动者黯然失色：“工人阶层拥有较其它阶层更强的法理权力和非法理权力，而这些权力除工人借助于所拥有的资源之外，多是通过政府政治权力的支持获得的。这种通过社会强势阶层的支持而增强的权力称为‘强助权力’”[11]。
之三曰：有奶便是娘、有权便是爹。争取“解放”的中国女性恰是需要有“强助权力”的支撑来抗衡男性的[12]，所以女权主义十分懂得与父母官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为此，喊“娘”喊“爹”不感羞耻，高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不觉肉麻。有了落败的雄狮作“幸福对照组”，进行正面横比，这才算让女性族获得一种“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高人一等的强烈幻觉。”（芦笛语）
“狮子化”人格的一个特征，就如狮子的性格，冷酷而无情，男性之间的成王败寇乃认定为天理。落败者重则魂归西天，轻则发落边缘。在“狮子型”的深严等级里，有志于“狮王”者，须有耐心于媳妇二十年煎熬成婆婆。初入门槛的务须于低层（基层）里起步，长期滚爬打拼，而后才有幸运者升上高层的男性，最终也会认同狮子型社会模式的既成事实和内在的“合理性”，所以难以养育成同情之心，当然，更遑论什么女性对于落败男性会有关怀之情了。
可是，有这么一位来自台湾的女作家蓝怀恩，正是出于异域文化的视境，抒发自基督教博爱主义的情怀，源于“心怀感恩”，十分同情和关怀生存于大陆、特别是上海低层的男士。她在上海组织了个“男士俱乐部”，出席俱乐部的活动人士中经常有些事业发达的精英男性，这些爬上社会阶梯高层的男性怎么去看待社会低层中的男性苦难呢？“可是精英男性对普通男人所受到的平均压力一无所知。”[13]经常与之接触的蓝怀恩表示。由于长期得不到精英男士——“狮王”主导的主流社会认同，蓝怀恩的“男士俱乐部”运作处境，“几年下来，实在有些兵疲马困”。[14]
五、“狮子化”的危害
A)社会创造力低下。
任何社会中创造力最为旺盛的主体，无疑是年轻的男子汉，但正由于男子汉的年轻，才刚踏进上社会阶梯的征途，事业才开始起步，所以必然按照东方式等级制的内在要求，排辈论资，按部就班，归类于“幼狮”，被压制在社会的最下层。年轻人的男人做事业务须先得进行一番“意志的磨练”，磨练的结果便是雄性激素的衰退——“去势”。为此，必须从头做起，先得从小人做起，从每件小事情做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惟有满足了东方式的嫉妒，取得了人们心理的微妙平衡，方可被上级和大众所接受为合格的人选，恰如同现今广为流行的学生军训制度一样。而这种“意志的磨练”须是以顺从、听话、磨掉雄性菱角为旨要的，而这样的人格素质培养恰是创造禀性的磨灭。
难怪，陈香梅参观完中式“模范”幼儿园后，返回美国，然后她写文章道：“在中国幼儿园，阿姨总是害怕孩子不做大家都做的事，不讲大家都说的话，要求孩子听话。而在美国，人人都鼓励孩子对事物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谈谈你是怎么想的，怎么评价一个事物的。”
由于创造性的天赋和事业发展是与男性的挑战、超越秉性紧密联系着的，故而将彼等秉性与庸常之情捆绑于一体，实现“中庸之道”。于是“中庸调适”这个门槛作为功名利禄之筛子，筛选社会各路成员的工作努力。成功者，得辛赖有妇人之长：合群，柔顺，圆滑，和稀泥，张公百忍，察言观色，循规蹈矩，随波逐流……，擅此类秉性者自然与创造性背道而驰，因为创造意味着出众、孤傲、怪癖、疯狂、独立、自由、出格、开拓等秉性的抒发，因为创造就是敢想、敢说、敢做、敢闯，去突破既有的条条框框，去开拓新的发展机遇，最终，也可以说创造活动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新的生存环境和政治体制以取代一切原有的不合理的、腐朽没落的，这最需要由雄性激素来激励心灵的动力了，而这对于狮子王座上的雄性来说，恰是最为忌讳的。为此，“存天理灭人欲”、“镶外必先按内”，遏止雄性挑战者为上上之策。
B) 男女婚配严重失调。
在“狮子化”的调配下，作为生存于社会中下层的年轻男性族普遍受抑，收缩了不少的活动“地盘”，此抑彼涨，从而为女性族提供了超额发展的机会，释放出了比常态社会多得多的活力和才干。郑也夫论述道：“一种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扶助弱者压制强者，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与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强者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15]在本土，巾帼中的佼佼者，可足以令众多平庸的须眉汗颜。据最近调查，我们社会里适婚年龄段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族的男女收入大抵接近，由此形成了（暂且不计入女性生育的自我成就价值）社会中间阶层男女较为平均的社会发展水平。
可是，已经如此“解放”了的中国适婚女性，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并不能洞晓：自身被如此“解放”了的，能够混迹于中产阶层的，并非全靠自身的努力拼搏而成就的，这里还参与着外在的“规定”因素：“性政治”。母狮者之成为“狮子化”的规定对象，乃出自于雄性之王的“自我设定非我”游戏（费希特术语），非我是自我创造出来的“他者”，是由自我来规定的，最终还是返回自身，再由“自我设定非我”来规定自我。在费希特的“知识学”中，自我按其本性是全部的活动，而非我的活动只是自我让渡给它的。自我让渡给非我多大程度，非我就在多大程度上活动，自我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变成受动的。自我受非我活动所规定，实际上还是间接地受自我活动所规定。譬如，在“自我设定非我”最有成效的上海，流行起“河东狮吼”的风尚，就是由狮王设定了母狮的权利来“狮吼”，最终当然还是实践了自我——效劳于自我的怒吼暴哮。也许，这里有着文化基因的因素，中国历史上有“反串表述”的传统，譬如有的男诗人喜欢以“怨妇”自叹。所以女权主义者自以为，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狮吼”男人一番，总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刘慧英语）了，其实还是象孙大圣在如来佛手掌上翻跟斗一般。也正是此故，在中国，强奸罪的判罚是那么的严厉[16]，完全违背了“罪行相适应”这个现代国家刑法的原则，因为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仅对女性本身的侵犯，而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些男人的侵犯，即是通过伤害“他们的女人”，来达到破坏他们的性专利和荣誉的目的。正如米里特所认为的，“通奸处罚及对强奸的理解，早就超出了性的纯粹生理学、心理学意义，而十分清楚地表明性和性关系都具有典型的政治意味，毫无疑问是一种古老而特殊的社会控制、支配和侵犯的手段。”[17]特别是在一个对于“做人”的“面子”过分看重的国度里，强奸和处罚强奸的本身都是具有男人之间较量“狮子型”等级排位的意味。
所以，在“狮子化”的自我规定下，“损有余，补不足”的传统小农平均主义，改易旗帜为左倾主义的“男女平等”，便符合了“社会主义”的气息，使得强化女性秉性的同时，另一面又遏止成普通男人的普遍“平庸”状。譬如，在各类学校里惯用应试教育模式，试图训育成听话的奴仆，人才培养偏向于“模仿型”的，它非常适合于女性的顺从性格和死记硬背的读书方式，其事业前途期待着着重去模仿他人、再现前辈的成果，其结果使得男人的事业不怎么显著，其结局是淡化了人类性别禀性的区别，干扰了人类天性和自然合理分工。如此便紊乱了常态社会的男女成就和地位分布——即以各个同年龄段相比较，在社会宏观的数理统计上，男性应以也能够以若干百分比率的差额高出女性。
然而到了男女婚嫁场合，身为知识阶层的白领们，寻偶都是由自我选择做主的，并未有他人出于行政的干预在其中，于是，进入了类似于市场化的“性价比”交换之中。可是在“狮子化”形态中，与女性事业的成长同步是，女性秉性的过分膨胀，“怜女假相”的加重补偿，女性主义的高度张扬，这些恰是背离了性别平等原则的方式，当然也就难以进入“婚姻市场”进行交换。若是按照“市场”规则去平等地谈婚论嫁，则需要作出调整：既然社会已经成了“狮子型”的分布状，知识女性就该“按行就市”，现实地修正原有的“梯度择偶”模式，降低自己心仪配偶收入水平的“心理价位”。可是，“狮子化”的本义就使得雄性之间拉开差距，为此极力压制中低层雄性，在社会大众的中心层面上呈现阴盛阳衰。所以，她们一方面作为“狮子化”的工具，极力高扬女权主义；另一方面，江山易变，本性难改，价值观念上却深化传统的“梯度择偶”，总是渴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盛、更富裕，当然可以得到更多依靠的伴侣，进而得陇望蜀，期盼着望夫成龙（狮王也），总之，潜意识里还是继续复制着“夫贵妻荣”的传统基因密码——贪婪着“二头通吃”：面子和里子全都少不了。就是因为，女人在过激的娇崇之下已经难以辨别自己的女性角色，更无法洞晓优秀的男人之所以是优秀的精神禀赋和高贵蕴涵，所以，伸张女权主义的女白领们，她们的婚嫁生育作为毕生奋斗的极重要目标其实也就是在女人之间作功利性攀比而已，如此，使得她们的婚姻成功率颇具苛刻性：自持“青春无价宝”，总是侥幸地等待着好机遇，期望着能嫁个乘龙快婿、钓个金龟婿，可是雄性的“大王”之所以是王者也，就是各行各业中 “一山不容二虎”，白领女性族整体根本不可能找到有同等匹配数量的“王者”可以成为其婚姻的对象，所以普遍地拖累至大年龄段，偏偏要等待到猴年马月半老徐娘、颜衰珠黄了，方可下降身价，以为如此才面子上过得去了。她们中的激进者，出于对自认为是“优秀男人”——“狮王”的高度景慕，乘着自身青春期的“高价”好时光，宁可做其二奶、三陪、小蜜、金丝鸟[18]，就是不愿嫁给普通收入和平庸地位的男人[19]。
在狮子部落，一个雄性大王可以霸占掉整个母狮群，使之统统成为妻妾，因而母狮们都是不愁婚嫁的。问题在于，现代人类社会通行的是对偶制婚姻，可是合适的婚配需要如同逛市场般地自由寻觅和反复比较男女之间的“择偶梯度”配比。现今，经历了市场化的调节，却有相当多的中高层女性，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低层男性难以物识到可匹配的对象。因为“狮子型”的社会地位分布决定了，爬上“天花板”层的“狮子王”，毕竟是相当少数，远为多数的男性处于社会低层。
大量的女白领婚嫁成了老大难，但这并不表明对于女性有什么不公平。自然界的“对称”规律、以及数学上著名的“抽屉原理”告诉人们：对偶制的婚姻规则使得有N位女性失婚的，必定有超过N位以上的男性被排除在婚姻门槛外，因为既然男孩出生率总比女孩高，年轻适婚的男性总是比女性多，尤其是推行计划生育国策以来男女出生率日益失调，再加上有一定数量的女性自愿成为“狮王”的二奶三陪小蜜金丝鸟）。所以女性白领族在烦恼大龄失婚的同时，作“伴唱”的必定有更多的社会底层的男性蓝领、黑领和农民抱怨成光棍——全是落败了的雄狮，由此构成了不和谐的双簧，可是受惑于加重了的“怜女假相”，国人关注的焦点仅仅在于女性族。
美满的婚姻应以两性之间真挚地相爱为基础，为此须是以平等地相处。因为男女是相互造就的，互为依赖、互为关联。每一方受损，经社会实践的反馈，总会使另一方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受损。爱情本是男女双方生理心理在能量信息上的交流反馈和补充，亦即为男女共享的联合体，并不为着女性单方的过度“保护”获益而增值增量[20]。可是，上海的媒体经常鼓吹什么“妻管严”、“河东狮吼”、“围裙丈夫”之类的“新型”家庭生活模式，声称：是“有助于家庭幸福的”！[21]
造成婚姻不和谐的更深层问题还在于，左倾式妇女解放看重于女性的张扬，一味主张两性间“让”的哲学普适化于男女关系的各个方面，而极力的外在张扬妨碍了提升自身内在的素质本身，致使真挚的情和爱损缺。既然中低层的男性“让”出了不少地盘给予女性，于是女人秉性的肤浅和虚荣便大受激励而趋于膨胀，女性同胞自然纷纷扬眉吐气起来，乃自以为把握了“做人”的全部道理，有的甚至会嘲弄起一部分男人的“不会做人”而活该获罪于社会低层。由此，当然也就不愿意与男人深入地交流思想，以便克服、弥补自身的浅薄性，以至于无法去作深刻的反思：“娜拉出走以后该怎么样？”。现实地说，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去调整并达成男女在婚姻恋爱上的动态新平衡。可是“狮子化”的内禀之“让”，时常还会继续深化其“让”，甚至扩展、涵盖到了高一阶的总体概念之“让”上。譬如，当年话剧《寻找男子汉》在上海公演后，上海的媒体曾报道说，一些上海滩上的女孩子经观看过此剧，（在“让”的势力场下）便继续以女性秉性的个人视野、自身原有的价值观去观照新概念的“男子汉”，便自以为“懂得”了：怎样才是“男子汉”的全部真理所在，然而这样一来，上海的男人可愈加犯难了：有一次，一个男孩去与一个女孩相亲约会，他比约定的会面时间提早了若干分钟去等候，结果女孩认为，该男孩不够“男子汉”标准，因为缺少男人该有的骨气，结果是女孩子看不中他，就这样，恋爱告吹了，第二次与另一位女孩去约会相亲时候，这个男孩改进了策略，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若干分钟去会面，结果新的女孩又是认为他够不上“男子汉”，因为这个男孩太小气了，不会“让”女孩子的，第二次恋爱仍然告吹，于是，那男孩感叹道：现在做男人可真难呵！——正如哲人说的：“偏见比无知偏离真理更远。”所以说，即使现今的白领男女都化作鸳鸯蝴蝶，成婚成亲了，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度也将打上折扣，这在现代社会里是件糟糕的事情。苏晓康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中，描述了男人的“全面退让”成为新时代男女平等的“法则”之后，所造成的男女生活严重恶化，导致众多家庭破裂的情景。
社会婚配的混乱恰是为增进“狮王”的“性福”而作奠基的。“狮王”可以超额享受“性福”，自然成了广大中层白领男性的期盼和憧憬：“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激励起自己的事业向“狮王”奋进，而不是去挑战“狮子型”的制度结构。有鉴于此，据报道，旨在“禁止包二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于07年5月纷纷提交各地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及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在“特定关系人”里加入了“情妇（夫）”的概念。在中国官场，有句套话“一个贪官的背后，总是围着一群女人。”有统计显示，中国已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中，100%包养了“二奶”。[22]
C) “狮子型”背离了社会正义（公正）
正如法律告诉人们的：“一罪不能二罚”；同样，在社会实践的各项活动中，公正理应“一福不能二赐”。可是在中国的男女平等问题上却容许有例外：在分配劳动成果的时候，不作努力进取的女性照样可以是垂涎欲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女人”，“男人的另一半是女人”，理应平均分享；可是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女性又重复是个“弱势群体”，常常高举“怜女假相”的免战牌。但是，性别公正意味着男女之间取得平衡对称：“失败的男人背后有女人吗？”，“成功的女人背后有男人吗？”，“女人的一半是男人吗？”——中国女权主义是从来不愿意去思索、去质问的。
相反，所谓“女性弱势说”，就象一张可以无限兑现的支票那样，不受时间、场合限制到处适用去兑换现金。它的前提首先就背离了一贯流行的政治教条：即，现今所有的国人老年以下者，不区分男和女，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既然广大妇女同胞们都是在党的关怀下的“糖水中泡大”的，何苦再有弱势之地位云云？因而，“女性弱势说”恰是对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女性已经获得“解放”和“平等”的声张和现状的否定。问题的另一面，正是借助于否定“弱势说”，以“解放”和“平等”作为妇女同志尊严的基础，从而有了向男人索取优先权利和利益的立论，可是又同时，“妇女弱势说”恰恰需要额外照顾因而贪求权利和利益的依据之一；进而，“女性弱势说”连同加上被额外照顾的现状，又进一步被指责为男人炮制出来的歧视女性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须将它批倒批臭！——导向狮子化的“性政治”的意象，视构建于逻辑形式之上的公正理念为障碍，当然务须莫视、回避掉。
事实上，在新中国的城市生活中，“半边天”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早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也早已经在半个多世纪里，由官方早定了性质和调子，至今尚未有根本性的否定。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报酬分配形式的绝对平等成了一个行政和道德的强制律令贯彻于一切官营的各级体制内，男女“同酬不同工”、“同工不同才”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优越性体现。譬如：女性职工出力出工（还享受例假）比男人缺，业务钻研比男人少，才干技能比男性低，而得到帮助照顾比男性多，但岗位和工资却与男性大体持平。就这样靠着“对男人的剥削”（郑也夫语）获得了平等的待遇。再加上妇女有了专门的立法予以法律保护，还配上妇联组织的关怀，更有自己的“三八”节日，事业成功的妇女还可进一步追加享有“三八红旗手”称号等等。女性，即使外边的事业不顺达，也可以退守家中，避开世事纷争，重温安分守己那一份平淡。在她身后起码有家这个根据地、大本营，可以安寨扎营，做个粉领族的全职太太，至少世俗的观念可以接受她，所以在新中国，有自知之明的女性由衷感激道：“做女人真好！”（曾经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法律上尽管有“法不容情”之说，然而对待解放了的中国女性却容许有特例。中国的司法向来处于深厚的人治氛围之中，难免蕴涵人之常情于法。事实上，中国司法的性别偏向于女性之“情”早已存在于实践之中。倘若追索我国司法实践的历史，激进的性别偏向甚至走得更远，十年前的上海，就笔者所见闻的，每年到了“三八”时节，更为典型的是在“严打”时期，便是男人倒霉的日子，这些天总有些男人因为冒犯了女人的少许尊严便得咎获重刑、极刑[23]。如此的做法便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基本的法理，从而亵渎了庄严而神圣的法律。反之，已经照顾到了“弱势说”的中国司法，对那些判刑了的女犯、尤其是侵犯了男人的女犯，却继续可以令女犯在“三·八”节日里再度感激涕零地感受到“皇恩滔滔”，大获假释、减刑[24]。
在上海，“河东狮吼”曾几何时作为女性解放的时尚而深受本地媒体的褒扬[25]。“解放”当然远不只是体现在家庭里，人们发现：在上海的公共场所于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肆无忌惮地作大声喧哗的总是以女性居多，用上海方言来表达：“上海女人‘咋’（音zhā）的曼多的”。2006年04月22日在上海的街头，有一位女硕士闯红灯并且阻碍交警执法，结果被处以拘留的惩罚[26]。观看了这篇新闻报道，我就觉得，那位女子的礼仪举止是多么熟悉，行为态度是那么常见，我悟彻整个举措的真实意象：极力伸张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我是女人，我怕谁？！”在上海市民眼里，她只是一位不幸“撞上枪口”的“填刀头”（枪打出头鸟！）而已，因为那天正好是上海市实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第一天，但若女性避开了法规“风头期”而违规违法了又将如何处理的呢？请看最近媒体又报道，在上海的街上，中年妇女常违章而又抗拒执法，总是令交警头疼[27]，最为厉害的上海中年女性中，甚至以当众脱裤子撒泼耍赖来呈强的也有之。这个事实容易解释，因当今中年人的基础教育阶段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而其时的左倾女权主义正处于狂热发作期，再说，中年人群中，以本地人居多，而上海的左倾女权主义正是名杨天下的。可是，中年妇女常违章而又抗拒执法的现象岂止仅是在街头巷尾？上海申请世博成功后，市政府试图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文明规则，逐步摆脱目前落后的精神状态，希望杜绝在街头——“文明窗口”的不文明现象。可惜思维定势的惰性滞留，广大的上海中年妇女还是自以为“解放”得不要太解放嗬！早已被封为“狮王”手下的“爱臣”和“宠妃”了[28]，怎可奈何再由普通男人来管束？由于未跟上新近的“接轨”步伐，于是出现了新闻报道中的冲突场景——人们从中可以观察到左倾主义所推行的性别倾向性的法律、道德游戏规则。
联合国颁布的《墨西哥宣言》明确指出：“男女平等是指男女的人格尊严和价值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可是中国女权主义在伸张权利的同时，却为何老是回避担负起基于平等的责任呢？
人们知道，左倾主义的主张之一，就是鼓吹公民“义务论”：公民理应有义务对于社会进步多作贡献，然而现实中最有潜质的贡献者，应是劳作于高度创造性活动的族类——通常总是青壮年的男性，却“理应”少得到作为正义（公正）来说本该得的在男女交往上的基本权利，反之亦然，这是一个悖论。而公正就是“应得的赏罚”，就是“合比率，不公正就是破坏比率”。[29]
“狮子型”的构建，它已使我们社会腾入一个封闭保守的怪圈之中：“狮子型”社会涉及的一个重要症状就是男女平等的问题，通常多数是由女性来关心、研讨做这类学问的。但在“狮子化”的整合下，容许进入学院、学术圈子里担任专职来思考、研讨男女平等关系的学者，惟有通过近年来益发强化的应试教育——培养女性情愫和思维的酱缸里腌制而可就任，这从近年来高校中女性族学历成就的突显可以看出来，即使是男性也大多驯化成雄性激素的阉割掉、豪情的“去势化”。这样，女性族学历成就的日益发达，使得混迹于整个白领中产阶层的，女性族占据了相当的部分。而男性创造自由的大受遏止，更加使得研究男女关系领域的课题，几乎都为女性族来包揽，于是女性取得了该领域的话语霸权，而处于“中心化”地位。从而，中国的女性族为她们在“狮子型”现状下的成就感而洋洋自得，妇（小）人得志显然，妇人秉性之受娇纵而使弱点得以强化放大：对上级领导的恭敬顺从、对旧事物的尽力仿效，物欲实惠的衷情、现世功利的迷恋、虚荣面子的攀比、不求甚解的探索、浅尝辙止的思维、文字逻辑的无序、个人情绪的妄议，最要紧的是社会正义的淡漠，而“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罗尔斯语）[30]娇纵与得志相汇合，反映在有关中国性别问题的文字上，自然去认同去喝彩去强化与自身“妇人得志”处境同构的环境——“狮子型”的现状——腾入了“正反馈”效应之中。
对此，中国女权主义定会反驳：作为性别之人的男性，同样缺点多多。诚然。“狮子型”本是雄性“狮王”的自我设定，所以在“狮子化”中所展现的，乃“自我设定非我”，就是雄性贪婪和暴虐的本质外露，但是真正的得势得益者只能为极少数的雄性“王者”。问题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进步亟需的男子汉擅长：创造性，却无从发挥，它与后者互成牵涉反馈的是，另一方面“狮子型”的建构还少不了众多女权主义者的参与，正如狮子社会总是母系体制的那样，女权主义只知自己权利的声张，却是以辅佐王道为实，纷纷走上中心舞台，而将大批中层男性挤向边缘，最终还是落入了传统等级制的圈套，巩固了“王位”，如此背离了社会的正义。既入“怪圈”，中国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就颇难悟道而走出迷途。
所幸的是，笔者大概属于“去势化”中的漏网分子，良知和勇气尚未泯灭。读者会发现，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斗士终于登场了，他拿起正义的笔杆作批判武器，对准这个受正反馈极具膨胀的“女权主义”大气球捶破了一个大洞口！
修改稿于2007-9-3
民间思想工作者，网络学术界的“大虾”。 个人博客：《施卫江：正义之声》http://blog.sina.com.cn/swjidea
[1] 《夹边沟证词》：http://www.taosl.net/fk/muhui010.htm
[2] 文革中恐怖的公安六条 以及 公安六条_百度百科
[3] 《83严打奇闻》：http://www.sichina.com/bbs/dispbbs.asp?boardID=3&ID=75&page=4 ；《八三严打所留下的文字》： http://www.cdcman.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37&ID=7050 ；《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http://www.folk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425 ；《83年严打》：http://www.blog.edu.cn/user3/oldq/archives/2007/1686063.shtml ； 83“严打”第一战役：死刑24000人：《八三年大逮捕是分配名额的》：http://cache.baidu.com/c?word=%B0%CB%C8%FD%3B%C4%EA%3B%B4%F3%3B%B4%FE%B2%B6&url=http%3A//jzbsamiebieren%2Espaces%2Elive%2Ecom/blog/cns%212C47736C4D403FF6%214304%2Eentry&p=9f7ac400ce904eaf5cbd9b7e0643cc&user=baidu ；转:介绍一点<青春>的背景--关于八三年大逮捕 『 灌水乐园 』 ...
[4] 《男公民阳痿与被查身份证》：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06/06/22/2624277.shtml
[5] 吴思：《血酬定律》：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740260.html 以及《血汗替换率：当代中国的人性计算》：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61109/12043064032.shtml
[6] 苏晓康：《阴阳大裂变》，载于《新华文摘》1987年1月期，第134 -139页。
[7] 鲁国平：《半月用一沓避孕套，现代艺校女生咋这么贱？》http://blog.tom.com/blog/read.php?bloggerid=742848&blogid=54502 ；以及
《一名导眼里的女明星们：为权贵玩弄的文化妓女》 http://blog.tom.com/blog/read.php?bloggerid=742848&blogid=53665 。
[8] 《上海女性婚姻容忍度下降》：http://www.21jk.com.cn/common/Particle/articlecontent.asp?recordid=33544
[9] 《沙叶新：天下几人是男儿?》：http://post.baidu.com/f?kz=210407257
[10]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1] 星岛环球网-改革开放28年工人“老大哥”风光不再
[12] 苏晓康：《阴阳大裂变》，《新华文摘》1987年1月期，第136页。
[13] 《成功男人的灵性在哪里？》：http://blog.sina.com.cn/u/46e62d57010004z6
[14] 百万乐活男女的家园：http://blog.sina.com.cn/bluangel
[15] 郑也夫：《代价论·男女平等之困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4月出版，第69页。
[16] 同 ⒅ 以及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638757/111/24/51/5_1.html
[17] 《何为“性政治”?》：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rb/gd/200507291478.asp
[18] 何清涟：《经济学与人类关怀·“灰色”女性及其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以及《官场情人成贪官腐败动力》：http://hi.baidu.com/%BA%C3%C8%CB%CD%F8/blog/item/0f965482d198b7a00cf4d2b0.html
[19] 《调查凸现上海女人择偶心态，月入3000无人喝彩区》：http://pangzi.blogchina.com/blog/4673501.html
[20] 《河东狮吼 丈夫性趣全没》：http://www.long120.cn/manjibininfo/xin_kfu/yizhuangpi/144839367.html 以及《河东狮吼很伤男人“性”》：http://health.sh.com/liangxingxuetang/20070317/5074.html
[21]《河东狮吼的妻子最幸福》：http://www.jfdaily.com.cn/gb/jfxww/xj/node11508/userobject1ai1569650.html
[22] 《中国的贪官与情妇》：http://www.lyang.cn/LiYangTouTiao/07-07-28/07072816513758828.html
[23] 《83年严打的记忆》：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0/1/15212.shtml ；以及同 26
[24]《死缓女犯三八节获假释回家 服刑期间获八次减刑》：http://beijing.qianlong.com/3825/2007/03/09/2526@3711054.htm
以及拙笔：《“三八”节女犯减刑质疑社会公正》：http://www.womenwatch-china.org/article.asp?id=1663
[25] 《上海：“河东狮吼”现象普遍》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10-14/26/231598.html
[26] 新华网上海频道06年4月25日报道。视频实况：http://www.uusee.com/news/info.php?id=106340
[27] 《新民晚报》2007年5月31日报道：http://hi.online.sh.cn/content/2007-05/31/content_1967347.htm
[28] 《德国记者上海笔记：女人城上海》：http://www.betrifft.de/dw/article/0,2144,2511033,00.html
[29] [美]汤姆·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30]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