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44-02
戴维?佩珀是英国布鲁克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政治，主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是当代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在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有着内在相关性，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有益于社会公正和关爱环境的，代表着一种对人与自然新秩序的社会性、历史性和辩证性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和应对当代生态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视角
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主要受到马克思激发的“西方知识传统”，尤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内在包含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让位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包含四个基本元素，分别是资本观、认识的辩证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改变世界的承诺，这四个方面已经被证明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有效性，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又反对技术中心主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张一种现代的、新的或者是说“弱”的人类中心主义。佩珀强调：“为了实现政治目的，生物平等论者的立场必须变得更加人类中心主义――尽管这是一种有益于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一种把非人世界仅仅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可避免的‘强’人类中心主义。”[1]32
针对生态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生态诘难，佩珀指出：“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有意义的――尽管大都是含蓄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1]73虽然马克思总是立足于人类需要和目的去衡量自然的价值，并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持乐观的和支持的态度，但他在共产主义描述中涉及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代表着人与自然之间野蛮专横的剥削关系和主仆关系，而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进程中自觉改变自然能力的计划技巧和管理智慧。马克思构建了人对自然态度的开放性和合理性的理解范式，即对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解，人改变了自然同时又被自然所改变。马克思的生态立场体现在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劳动是人相互转化的中介、资本主义造成了自然和人的异化以及共产主义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思想，可以说，马克思是生态学的先驱，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使其对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十分重视，认识到了自然本身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表明人类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自然的影响，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持徘徊和折中态度，“赞成在自然界中进行积极的和有计划的干预，但不是对它的自我陶醉和从根本上的非理性破坏”[1]74。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态中心主义，但是对生态中心主义有益。马克思不赞同自然对于人的绝对优先性和自然崇拜，他所成为的自然相对优先性是基于人类劳动对自然的影响，不是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价值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可以得到扩展，自然相对于人来讲的工具性价值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可以包括审美和道德的方面。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为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两个生态危机的有效分析视角。一个视角是，马克思主张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那么，对于当前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我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推进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来塑造一个生态的未来；另一个视角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是持久有效的，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关系”学说，这种社会关系充分考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学说能够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为什么造成了对自然界持续的威胁和破坏，从而揭示出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因素。
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上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又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所倡导的人对自然的征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强”人类中心主义形式。马克思所提供的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地位”，人类在对社会改变自然和自然改变社会的生态评价中也不是完全中立的立场，“在我们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密切相连的辩证法所提供的更广泛理解中，完全有理由去喜欢促进人类利益而不破坏自然的其他部分的东西（即使我们不得不持续改变――生产――自然）”[1]271。佩珀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远的集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面对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物质限制以及避免用单纯物质的方式对待自然，它必须着眼于人类的精神福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两者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还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的一元论和平等发展的立场，因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源于对人类困境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的关切和解决。“佩珀的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把人置于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地位，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价值尺度，这为我们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较为现实的思路。”[2]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维度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绿色议题的理论基础。“面对环境理论家等对马恩生态思想的否定，尤其是对其‘自然’概念等与生态保护内在关联的质疑，佩珀旗帜鲜明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并着力从不同方面对马恩的生态思想加以阐释与重建。”[3]马克思的自然观首先是唯物主义的，主张自然界的优先性以及外部物质客体和客观物质规律的重要性，但马克思拒绝成为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反对虚幻化和观念化，也就是说，马克思著作中的自然作为一个实在的统一体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产生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在剥削和统治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一个非自然的人类世界，把这种行为方式看作对自然的彻底侮辱和自然的现实退化。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本质的分析方法，主张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克服并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消除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人来自于自然并超越于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进行实践活动的物质前提，但人的实践活动可以做到不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在新的意义上重新界定自然。佩珀指出，马克思不主张过分谈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认为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对自然的利用实际上内在包含着与自然的合作，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人类有意识的、集体的自觉控制下。 佩珀强调，在对自然进行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前提下，马克思主张一种社会-自然的辩证法，拒斥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看作两个孤立实体和一个体系内两个实体间也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观点包括，第一，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时超拔于自然，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来界定彼此的，这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自然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二，人类与自然处于一种彼此依赖、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中，并不断进行着互相制约、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概念是放在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法中去理解的，人类社会和自然是相互改造的关系，“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人类的自然即他们自己”[1]127，这种相互关系不仅是物质性的，也具有审美的、主观意识的含义。这就克服了把自然单纯作为满足人类经济利益的贮藏地的技术中心主义和把自然看作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成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尽管先前存在着一个客观自然，但它现在已经被自然的一个方面即人类社会所界定和重塑。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历史的和经济的决定论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辩证要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独立要素之间的单向性因果联系，而是相互包容和相互作用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通过一个辩证的进程而得以实现。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新秩序对资本主义作为社会旧秩序的克服和超越，代表着一种包含新社会关系的新物质生产方式的确立，当新的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时，旧社会灭亡的条件就可以得到满足，这意味着，直到人类在物质需要得到充分保障时，一个生态健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才得以创造出来。佩珀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主张人类社会依赖于既定的自然物质条件，也肯定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着人们在其中改造自然的不同方式，有着十分丰富的现代人类生态学意蕴。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针对绿色分子把生态危机归咎于错误的价值观、工业化或者人类自己，佩珀强调：“对比之下，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于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105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资本主义在生产中获取资本的能力是以自然的物质材料和劳动力为前提的，商品的生产主要是为了获取利润或交换价值，而商品的社会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就成为次要的了。佩珀指出，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区分，确定了资本是劳动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即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去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积累，资本主义依靠资本积累逻辑实现了对无产阶级和自然的双重剥削，造成了自然的异化和严重的生态危机。
佩珀认为，当今世界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已经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正确性，资本主义过度生产的资本积累逻辑造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生态矛盾，导致了环境难题和人的精神焦虑。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金钱关系导致自然的商品化和人的客体化，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积累、最大化地追求剩余价值和过度消费等动力机制使资本主义内在地对自然不友好，可以说，生态危机就是包含在资本自身流通中的创造性破坏，环境保护在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被遏制和阻碍，资本主义在持续地吞噬着它的财富的最初源泉即土地和劳动力。过度生产所导致的对自然资源的榨取并不考虑对未来的影响，是资本主义经济自身不可遏制的内在趋势，“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以利润为中心。正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生态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4]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一元论，既看到了人的自然性，又坚持了自然的人性，要分析并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关键在于人类如何生产自然和谁来控制这种自然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获得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和支配，要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必须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新回到使用价值的生产和非异化的状态，实现人们客体化的重新占有。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人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计划控制和合理管理自然包括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创造自己的历史。佩珀最后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生态仁爱性，虽然它承认自然物质对人类需要的客观限制，但坚信人们通过理性组织和计划控制的生产能够在不破坏自然的前提下充分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精心设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同时还能避免生态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