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反映的是1942年的一场灾难，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蔑视加深了这场灾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如此深入人心，让观众们纷纷掏出腰包去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呢？下面笔者结合电影《一九四二》，谈谈对艺术美学的理解。
电影艺术美学这种东西，看多了，不用人教，也懂一点，艺术美学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美和艺术是绝对的象征和体现，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具有广阔性和复杂性。
1.“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雄伟的奇观激起人们崇高的美感，这是自然现象的美。自然界的一切美的事物，如日月星辰、名山大川、花草树木、鸟啭虫鸣，都可以引起我们的审美感情和评价，都可以成为美学研究的对象。
这部电影背景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如此空旷、寥廓的空间，见惯了绿色，没见过这么光秃秃的山，一路看过来，肯定很过瘾。这种地域美学的运用究竟是否成功，我说不准，但有个成功的范例：《阿拉伯的劳伦斯》，电影一开始只听见声音，整个大屏幕不见人，只见骄阳、黄沙和瓦蓝瓦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这样的场景持续了差不多几分钟，后来调查，英国人看得很过瘾，因为伦敦太多的阴天，湿冷，他们很少看到蓝天，很少有暖色。电影就是造梦的，现实中缺少的东西，我们用2个小时在电影院里去感受。
而在对于视觉残酷的表达上，《一九四二》就更加流于表面。当然，当年千百万人饿死的场景的确不会好看到哪里去，但电影毕竟是一种艺术，也并非是一部实景呈现的纪录片。因此，在表达上要寻求技巧而非直白，《一九四二》滥用了震撼式的死亡和悲鸿遍野的哀嚎。剧情的高潮往往因日军轰炸而起，而死亡的方式则基本都是血肉炸弹式的感官刺激。这样的情景看一次是震撼的话，看多就只能转换成对创意和创新能力不足的佐证。
2.“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东西。”当年的阿房宫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其豪华精美今人惊叹不已，这是社会物质现象的美，社会产品中一切美的东西，如楼台亭榭、桥车舟楫、厂房机器，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衣帽裙履、壶碗杯盏、家具灯具，无不可以作为我们的审美的对象，无不可以引起我们的美感，无不可以引入美学研究的范围。
1942年的记忆，存在逝去的那段岁月里，如果不是这部电影有意识地去唤回它们，恢复它们，它们有可能就会永远那样沉睡在那里，被我们自己更被时间所遗忘。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经是司空见惯。人们更容易将目光即时性地投向充满利益交换和诱惑的眼皮底下与前方，唤回或恢复记忆，面对那一段哪怕再残酷并令我们自己羞愧的历史与现实，不那么容易，那是一种能力。这能力，不仅属于艺术，更属于思想。
这部影片本身并没有在刻意地描写战争，但战争的镜头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当日军飞机轰鸣而过，投下一排排炸弹，当血肉横飞、战火肆虐的场面浮现，当白修德吼着“Fuck！”愤怒地向天空开枪的时候，我竟是有些看不下去了，一种无力感蔓延全身，在战争面前，生命竟是如此廉价！我不爱看恐怖片，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害怕，而是我不忍看一个个生命逝去的镜头。我忽然想到了我在珠海旅游时碰到的一家小吃店的老板，老板已经60多岁了，当聊起天时，我惊讶地了解到，他居然是台湾的退伍老兵，而且编写过国民党史。从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时的残暴到123台湾独立日，每一件事，老人都如数家珍，而且，临走时，我仍然十分清晰地记得老人对我们说的一句话，老人激动地说到：“你们这代人比我们要幸福很多，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我希望你们珍惜现在的生活，我希望永远不要再发生战争。”尽管本片的主题不在于战争，但就是这种无意之间的战争镜头已经使我凉彻心扉，而更为讽刺的一个镜头则是冈村宁次在决定发放粮食救济灾民时讲道：“他们首先是人。”
江河不洗今古恨，天地能知忠义心。历史上有些年头，是极具意义的，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一九四二》，让我们记住了我们民族的这个饥荒、残酷、屈辱的1942年。它的意义，便不亚于1945年、1949年等许多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年份。看完这部电影，让我想起雨果著名的《九三年》。它的意义，便是同样有勇气有能力为我们钩沉并再现那段最具有意义的历史，让那段历史成为艺术的经典。
3.“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壮美的感情鼓舞着千百万有为有志的青年，这是社会精神的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精神现象和道德现象，如献身、忘我工作、勤劳俭朴、机智勇敢，乃至儿童的天真可爱，青年的忠于爱情，中年人的奋发有为，老年人的慈祥安宁等，不仅能引起我们道德上的景仰，而且能打动我们的审美感情，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歌颂它们，这自然也是美学研究的课题。
当面对这样一场天灾或是人祸时，当处于这样大的一个历史情境中时，老东家、花枝、栓柱、小安、白修德这样无数的小人物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我们不妨来看徐帆扮演的角色――花枝，在本片当中，花枝的戏份并不算多，但她的几次出场就很完美地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花枝第一次出场是到老东家借粮，少东家见色起意，花枝拼命反抗；第二次是在逃荒过程中，同意让老东家的儿媳妇坐马车；第三次，是在极度缺粮的情况下，花枝愿意以自己的身子来交换栓柱的一包饼干；最后一次就是，为了保全自己的两个孩子，花枝宁愿跟栓柱结婚卖掉自己。四次短暂的出场就已经把花枝这个人物的性格非常立体地刻画了出来，第一次和第二次出场表现了花枝本性并不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妇女，而是一个内心保守、刀子嘴豆腐心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农村妇女形象，而第三次出场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身体的无奈之举，第四次我认为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将花枝内心对瞎鹿的关切、对孩子的母性情怀以及善良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虽然日本兵的残忍令我感到冰凉彻骨，但我却没有感觉到感动的存在，也许是本片的基调实在太过于沉重，以致压抑了肾上腺激素的分泌，也或许是看过了太多相似的桥段，就像《唐山大地震》里的西红柿，当日本兵看中那架风车时，我就已经猜到了结局，似乎这是冯小刚导演的惯用手法。所以，看完这部影片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没有感动，只有沉重。
4.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无不具有艺术美的特质，如达?芬奇的绘画、莎士比亚的戏剧、贝多芬的乐曲、巴尔扎克的小说以及我国秦汉的辞赋、唐代的诗歌、宋元的词曲、明清的小说等，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高度的美学意义和审美价值，更能引起人们的审美情感和理智的活动，当然更是美学研究的对象。
其实，我没有想好用这样一个小标题来开始第一个主题的论述是否合适，但由于我才疏学浅，一时想不到更好的词语来表达，所以就暂时用责任来代替吧。当我走出电影院时，听到旁边一群人在议论：“真是太悲惨了，政府真是太无能了。”“对啊，所以蒋介石最后滚到台湾了嘛！”当听到这样的议论，我不禁有点为冯小刚导演感到悲哀，这样一部深刻的影片就被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否决了，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场悲剧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责备政府，责备蒋介石？当李培基面见蒋介石希望政府能够拨粮救济时，发现委员长竟然还有如此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以致没有说出口。当然，有人会说，这可能只是蒋介石演的一场戏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处于当时蒋介石的位置上，恐怕我们就不会得出如此轻易的结论了吧，或许还是蒋介石说的一句话最能表达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吧：“只有当放下包袱的时候，才能真正跟人民站在一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因为蒋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他做出任何一个决策都要通盘考虑，而且不光要考虑国内因素，还要考虑国际影响。而且，以当时羸弱的国力，对付日军已是节节败退，国内经济更是每况愈下，再负担一个河南的饥荒，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所以，我们会看到蒋在面对不同的人时会说不同的话，我们会看到他做出选择时的艰难。那么，责任应该由贪官污吏们来买单？或许，他们也只是政治作秀的牺牲品而已。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白修德没有找到答案，小安没有找到答案，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美学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美，还要研究人自身的审美意识活动，如：人的审美意识，对美的体验、感受、评价和美的创造的能动性，美感的心理活动及其性质、规律。还有，与美相联系的丑、崇高、悲剧性和喜剧性等，也同样是美学研究的范畴。当然，尽管导演试图用很多方式来传达感动，比如，毫不推辞愿意捐献出自己一半家产的张纺，离战火、离饥荒最近的白修德等，但是，对于这些情节，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敬佩，因为，扪心自问，我自己做不到，所以，我很敬佩。但是我没有感动，因为我认为感动应该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表达，应该有一种小桥流水般的细腻，就像《一九四二》里那种能历经时间默默的洗礼依然如初的情感才最令人感动。不过，最后这略显俗套的故事情节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部影片的高评价，因为它表现出了人性在最困难最饥饿时候的闪光，而这，比故事本身更重要。如此看来，从自然到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从生活到艺术，从理论到实践一切同美有关的东西，都在美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这足以显示美学研究对象的广阔性和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