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9-0215-01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北魏时北方相对稳定与南朝对峙。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施汉化，并在洛阳设置陵墓区。墓表一改魏晋的不封不树，并实行厚葬，高阶墓内随葬有大量的陶俑雕塑。随葬陶俑在承袭西晋组合形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形成了完整的组合。艺术风格继续西晋的客观写实，并吸收佛教造像的宝贵经验，一改北魏平城时期墓葬陶俑原始粗陋的制作状态，创作了一批高水准的雕塑作品。
北魏洛阳时期的墓葬陶俑在题材框架上继承了西晋的建制，并不断丰富具体的内容，形成规模庞大，以仪仗为中心的完整体系。首先在镇墓类俑中，西晋镇墓兽和镇墓武士通常是各一件组成一对，而北魏则是镇墓兽和镇墓武士各一对置于墓中，并且镇墓兽多是一人面一兽面，北魏镇墓兽的原型来自其本民族的镇墓兽造型，在北魏平城时期墓葬中就已经出现类似造型的镇墓兽，一般单独出现，有些为兽面，有些为人面，平城时期的镇墓形象处于初创阶段，造型较为简单粗陋。迁都洛阳后组合方式和形象逐渐固定。
雕塑艺术方面，洛阳北魏陶俑体现出卓越的写实控制力和非凡的表现力。究其成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与魏晋相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更加注重现实需要，艺术表现也追求写实。如镇墓武士俑的表现上，吸收了西晋武俑造型的特点，身躯魁梧饱满，颈项粗短，面目狰狞夸张，兵甲刻画及其细致。
二、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时期，加之人民颠沛流离需要精神的寄托，使得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北魏统治阶级信奉并大力宣扬佛教，工匠通过制作大量的佛教造像，积累了丰富的造像经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各地出土的大量北魏造像碑，以及1979年偃师龙虎滩村北北魏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大量佛教泥塑造像都展现出北魏时期佛教艺术的精湛技艺。佛教艺术对俑类的影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造像严肃端庄的形式，使得北魏造像多呈现出正面恭立，基本对称的形象。
（二）精道的人物比例控制。印度佛教雕塑在犍陀罗时期受到希腊雕塑的造型技法和人物比例模式的影响，为佛教造像上也制定了一系列的造型比例模式，这套比例系统的细致程度可以精细到指头宽度的三分之一。这种对比例的严格的控制，自然也影响到北魏的随葬品陶俑，使得各部分比例把握的十分到位，与魏晋时期下肢短粗的陶俑截然不同。
（三）佛教造像多以窟龛形式出现，一般集中塑造正面的形象，背部或简略或直接与背壁贴合，受此影响，洛阳北魏早期的陶俑是平背单模的，如同窟龛佛像一般除了有部分头部为圆雕以外，其余只处理正面的体积和形象。甚至有的武士俑还采用浮雕的形式进行表现。随后艺匠们逐渐意识到表现题材和形式与窟龛造像的异同，逐渐对背部有了较为深入的刻画，才使随葬陶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圆雕。
（四）从局部上刻画上也多受佛教艺术的影响，除了武士俑以外的陶俑，面部刻画基本上无法分辨其性别和身份，仅能从发饰和衣饰中做性别和身份的区分。原因在于面部的刻画基本上照搬了南北朝时期佛、菩萨的形象，面容圆满清秀，面露浅笑。很多立俑的整体姿态也宛若协侍菩萨般修长端庄。这些形象与洛阳永宁寺基址出土的佛教泥塑造像极为相近。另外在早期的单模武士俑中，能看到有躯干各段落呈S形弯曲的形象，不符合后期武士稳重威武的形象，明显是脱胎于佛教雕塑的躯干组织形式。
三、石雕制作方法及甲具武器的刻画对造型的影响。这一时期雕塑艺匠也制作有大量的石雕作品，石雕作品一般先概括出完整的大形，着眼整体，之后再雕凿细节。使得工匠们能够从复杂的对象身上，概括出简练稳定的大形体。另外鉴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局势，自西晋以来，洛阳墓葬陶俑就对兵甲的表现十分重视，刻画异常细致，受到长期塑造兵甲的影响，使概括塑造出的大形有一种工业制品的美。如杨机墓出土的骆驼，以及1989年冬于北陈村南1.5公里的邙山岭头发掘北魏太昌元年王温墓葬C10M68出土的镇墓兽。
建筑器具俑依旧客观写实。禽畜类俑较前代造型上略有变化，多取易于生产的趴卧姿势，下肢与底座贴合或省略，显得怡然恭顺，形体整括。这样的动态虽易于模制生产，但动态局限，容易呆板，但在北魏艺匠的指尖，猪的憨态可掬，羊的恭顺，鸡的昂扬和狗的机警灵敏都体现的淋漓尽致，还出土有多子狗的组合。体现出当时工匠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表现技艺。
洛阳北魏陶俑雕塑艺术，兼收并蓄了魏晋的写实壮硕、佛教的造像经验和魏晋玄学的瘦骨清像，创造出丰富精美的庞大陶俑群体组合。北魏的随葬俑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时才开始有较大改观的，可以说北魏洛阳时期的陵墓雕塑以其丰富完整的组合形式和精湛的塑造技艺，将陵墓俑类雕塑艺术推向了又一个高潮，直接影响了北齐和北周的俑类雕塑，并为唐朝俑类雕塑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