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超，女（1987-），辽宁沈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7-0-01
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和《高粱酒》改编成的电影《红高粱》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获得多项国内大奖，更一举获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熊奖。这部电影让参与其中的各位主创都获得了巨大的荣耀，导演张艺谋蜚声国际，摄像顾长卫脱颖而出，还有两位主演巩俐和姜文，也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下面我将分别探讨小说和电影的成功之所在：
一、莫言的成功之所在――对土匪和游民生命力的描写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不同的东方世界，它充斥着暴力和变化，即呈现给我们一个“陌生化”的世界。《红高粱家族》的“陌生化”效果来自于莫言对这一社会阶层的描写和揭示。
有研究者将《红高粱家族》划入“匪行小说”之列。原因在于《红高粱家族》小说的主角余占鳌正是一名土匪，而作为土匪的余占鳌同时也推动着整个故事的展开。小说的开头就预示了这个故事中的土匪将会与人们通常认识的有所不同。在《红高粱家族》里，土匪的残忍性被大大地削弱，而土匪存在的合理性则被大大地加强。因为莫言并不是要给大家呈现一幅历史画面，而在于彰显狂放的生命力。
二、张艺谋的成功之所在――对叙事策略的巧妙展现
1、叙事场景的转换：位于山东半岛的高密东北乡是小说发生的地点，电影则将故事的发生地点从山东转移到了西北。张艺谋这种转换在电影中的具体作用就是削减了剧中人物的社会关系，使人口密度下降，进而简化原有的人际关系，这就使影片的拍摄难度大大的降低了。
2、弱化余占鳌：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是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的，而在电影中，这一人物形象遭到了弱化，从一位英雄变为一位普通人。首先，称呼被略去，从“名满天下的余占鳌司令”变成了“我爷爷”，其土匪身份也被弱化。其次，余占鳌的个体功能也遭到了变形，有胆识的余占鳌变成了平庸的“我爷爷”。
3、简化凤莲：“我奶奶”的大名戴凤莲在影片中始终未曾出现，而只有九儿这个小名。而能够表现凤莲才能和超凡想象力的情节也被删除，例如用妙计打发自己的亲爹，认曹县长为爹，并颇有能力地打理酒坊的工作。
4、丰富罗汉：当电影人物都遭到简化时，罗汉这个人物却得到了空前的丰富。小说中的罗汉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形象，是一名勤恳能干的长工。而在电影中，这个人物形象却丰富异常。大叔罗汉变成了大哥罗汉，罗汉本来长凤莲一辈到电影里变成同辈不说，还使用电影电视中最为常见的“三角恋”模式来讲述故事。
这部电影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高粱地里的野合、盛大的祭酒仪式与极其残暴的剥皮。在电影里，“时间性”被取消了，电影中的“中国”是超越现实时间的，是永恒存在的，因而也是充满神话色彩的和富于寓言性的。张艺谋是一个追求“空间化”的导演，他从空间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展现，让观众看到的不是具体的“中国”的一段历史，而是“中国”特色的本身。他为西方世界带来一个奇特的东方世界，为西方世界展现了古老东方所特有的“民俗”，例如在电影《红高粱》中“颠轿”的展现，是电影中饶有趣味的片段。所有这些，也是电影能够取得全世界关注的关键。
要完成小说和电影的艺术转换，就要依赖于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某种相似性，在叙事的转换上，也需要多方面的考量。
首先依赖于把文字语言转换成声音语言。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一句“我爷爷”和“我奶奶”，就拉近了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另外，小说中书面语中夹杂着口语的表现方式，让文章的叙述呈现了一动一静的结合之美。在电影中，更加突出的是画面语言的运用，更加强化的是对具体形象的可视性，强调色彩对人视觉的巨大冲击力。电影将内心独白的语言转换成动态的、叙述化的语言，通过不同画面的连续组接来呈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特别是张艺谋在影片的拍摄中更加重视语言的色彩感，通过充满色彩的画面，来反映人物所具有的强烈情感。
其次，莫言小说中对于酒文化的体现，火红的高粱地，浓香的高粱酒，都代表着一种强大的力量，《红高粱家族》里的高粱酒，是一种酣畅淋漓的酒文化，是那种不屈不挠的，敢爱敢恨的强大精神。影片也对酒祭文化进行了捕捉，用现代电影语言对酒神文化进行诉说，对酒神精神进行创造，在中国电影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总之，小说《红高粱家族》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电影《红高粱》又具有视觉冲击的可看性。两者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在电影情节的处理上，张艺谋导演能够提纲挈领地删去与主题不相关联的枝节，将所有的矛盾冲突统统铺排在单线索里。莫言的小说故事情节层层推进，生内容动翔实，两者各有千秋，在各自领域彰显不同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