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思想不断解放，认知能力不断提高，农民接收信息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传统的强制性农村治理已经不适合现在农村的发展，也违背了新形势下和谐社会的建设。农村治理面对着出现的多种问题，需要转变治理模式，构建新的共同体治理结构。
一、巴纳德权威接受论内涵
原有对权威的解释是自上而下的，而巴纳德对权威的解释则是自下而上的。他说：“权威是正式组织中信息交流（命令）的一种性质，通过它的被接受，组织的贡献者支配自己所贡献的行为，即支配或决定什么是要对组织做的事，什么是不对组织做的事。”权威的构成不在于上级命令者，而在于命令的接受者是否对接收到的命令具有执行的意愿。简言之，当一个人接受了另一个人的指示或者建议时，就发生了权威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权威关系确立意味着一个人接受了另一个人的指示或者建议。从这个角度分析来看，权威关系的建立取决于被接受者，这就是巴纳德对权威的新解释。
二、中国农村治理现状
（一）村民自治程度低，选举受到干预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农村不属于一级行政机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多村庄的村委会的产生并不是由选举而产生的，即使有选举这一环节，也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干预，这种干预或者来自上级政府，或者来自于村庄内部的家族利益集团。
（二）农村集体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分歧
现代意义上来说，农村公共服务是指公共部门为满足农业、农村发展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服务，在很多时候，农村里的公共物品是由村集体来提供的。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维持农村稳定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以家族长幼形成的权威结构，在农村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传统的农村主要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是其固定的生活结构，缺乏与社会上的交流，在这种情形下，“差序格局”能够较好地分配利益关系。“差序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农村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弱，农村的权威性力量缺乏。
（三）农村腐败现象严重
村级不属于我国行政组织中的构成部分，因此对农村的监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盲区，除非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才会引起政府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最近几年村干部违法违纪行为逐渐增多，且涉案金额也断增加，村干部的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危害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三、农村治理改善途径
（一）完善农村民主选举，弱化各方的干预力量
农民在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的民主完善是实现整体民主的重要前提，农村民主选举将为社会主义民主注入生机。民主选举出的村干部人选说明了全体村民对他的信任和尊重，这对于当选的村干部而言本来就是一种权威。前提是民主选举必须公平、公正，不受利益集团的干扰，因此要对农村民主选举制度和流程进行完善。在完善农村民主政治选举的过程中，需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候选人提名的规范化；提高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控制家族势力的影响。
（二）着重发展经济，提高村委会的决策水平，促进全体村民的共同富裕，以此推动农村治理者的权威
经济的发展是提高农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前提，我国的农村大多数经济还比较落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低，提高生活水平是农民当前的迫切需求。农民收入太低，特别是一部分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再生产和子女教育难以维持等，形成严重的“三农”问题，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降低农民对社会的信任感。
（三）加强农村反腐工作力度
农村作为自治组织，在腐败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而且政府层面关于农村腐败的监督缺失。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的改革和关注不断增加，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广大的农村“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但是在根本制度和解决措施上没有相应的决定和计划。最近几年关于农村腐败的案件层出不穷，也存在因为腐败而导致的社会事件，村委会是维护村民利益的组织，是村民权益的代表，但是腐败从深处看就是损害全体村民的权益来实现村干部个人的权益。乌坎村事件也直指农村内部的腐败问题，村民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很难避免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这也是农村腐败的严重后果。
四、结语
农村能够得到良好的治理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治理者要能够被村民接受，具有一定的权威，使得村委会的决策得以执行。村委会获得权威有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这种权威的获得和有利于村民利益的事情相互促进，周而复始，形成良性循环，则说明村庄的治理是高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