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对乡风文明建设总体上是较为满意的，总体满意度得分为3.75分，其中，社会治安方面的满意度得分最高，为4.11分，而文化建设方面的满意度得分最低，为3.51分，其他方面的得分分别为：思想道德方面3.73分，组织民主方面3.75分，环境文明方面3.85分，民俗风尚方面3.97分。
从表2可以看出，男性对乡风文明建设总体满意度高于女性；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对乡风文明建设总体满意度较高；学历为中专的居民总体满意度较高，但样本数相对最小（n=39），样本数最大的初中学历者（n=207）的平均满意度则最低；从政治面貌上看，除“其他”类别人数较少排除比较外，中共党员的平均满意度最高，群众的满意度最低；长期生活在村里（10-12个月）的居民其平均满意度最高；在不同职业属性的人群中，包括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在内的乡村管理者群体的满意度最高，而农村居民中人数总量最大的三个人群（从多到少依次是农业劳动者、农村务工人员、务农兼打工者）的满意度较低。
三、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农村居民个体的性别、年龄、学历、政治面貌、每年在村里的生活时间及职业等方面对其满意度情况进行了探讨。
通过单样本的K-S检验，研究发现此次调查的结果并不服从正态分布。由于研究样本的数据都属于有序分类变量，不服从正态分布且不为连续型数据，因此在对数据进行相关检验时采用Kendall相关系数检验。经过检验，发现农村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以及每年在村里生活的时间与乡风文明建设满意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农村居民的年龄与文化建设满意度存在相关关系，Kendall’s tau_b值为0.082，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正相关。由表2可以看出，在18-40岁的被调查农村居民中，有52.0%的人对文化建设方面表示满意，在41-60岁的人中，表示满意的有58.5%，这一数据在61-85岁的人中增加到69.5%，这反映出被调查的农村居民的年龄越大对文化建设满意度越高的趋势。
农村居民文化程度与满意度的相关主要表现在民俗风尚方面。检验结果表明，Kendall’s tau_b值为-0.076，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负相关，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其满意程度呈现降低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对于现代新风尚的接受水平较高，对于民俗风尚方面的标准也相应较高，对传统民俗中存在的封建迷信不良习俗有着较明确的认识，因而对一些不符合新风尚的民俗更为敏感，从而其满意程度也就相对较低。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居民则正相反，对一些不符合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传统民俗习以为常，并没有特别的认识因而其满意度相对较高。
政治面貌对农村居民乡风文明建设满意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道德、组织民主、社会治安以及环境文明四方面的满意度上，且在思想道德、组织民主、环境文明的满意度方面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趋势（根据Kendall相关系数系数双侧检验，Kendall’s tau_b值分别为0.117、0.159、0.081、0.117，其中，政治面貌与社会治安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余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调查表明，除了其他党派的人过少（n=3）不参与比较，在呈现出相关趋势的四个方面中，群众和中共党员在四个方面表示“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的人数比分别为66.5%和91.2%、60.2%和82.2%、81.3%和95.6%、71.1%和83.3%。从总体上说，群众在思想道德、民主法治和文明创建活动方面的满意度是低于中共党员的。
农村居民每年在村里生活的时间也是影响其满意度的因素之一。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对象每年在村里生活的时间越久，对乡风文明建设的满意度越高。从调查结果来看，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除了民俗风尚以外的其他所有方面。根据Kendall相关系数系数双侧检验，农村居民每年在村里生活的时间与除民俗风尚外其他几个方面的满意度均呈显著正相关，随着被调查对象每年在村里生活时间的增加，其满意度也在上升，其中与文化建设、组织民主两方面的相关性较为显著。这种情况一定程度表明，农村居民在村里生活的时间较长，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当地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对村组织行为的民主程度了解更深。
四、结语
总体上来说，农村居民对于乡风文明建设较为满意。而影响农村居民乡风文明建设满意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居民在当地生活的时间越长，其乡风文明建设满意度越高。从职业方面看，乡村管理者的满意度水平要高于普通的或务农或打工的农村居民。实际上，这一结果与政治面貌方面的影响结果是符合的，乡村管理者中以中共党员居多而普通农村居民里中共党员的比例要小。除此之外，某些维度还有其特殊的影响因素：在文化建设方面，年龄较大者的满意度要高于年龄较小者；在民俗风尚方面，居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其满意程度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