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政治精英的特点一直就是中外学者们所关心的一个热点，但是纵观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关于我国政治精英特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制度性特征，这样的研究多半是从派系政治研究途径出发，因此派系关系、血缘关系、同事关系被列为政治精英晋升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我们更加理性的审视我国的政绩精英团体，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这些非正式的特征应居于次要地位，真正决定我国政治精英特征的是一些相对客观的因素。
一、任职年龄处于黄金阶段
年龄限制，已经慢慢成为了衡量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指标，七十岁已经成为了政治局精英的正式退休年纪，十六大时更是要求任何一个超过68岁或连任两届却未升迁的干部退休，这使得我们的政治精英队伍呈现出一个制度化的显著特征：年龄限制已经成为政治继承的一个硬性规定。
就整体年龄趋势来说，第十二届的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龄为73.8岁，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1.8岁，这是因为时任政治局的精英，大部分为文革后平反的老干部。与十二大相比，之后的政治局精英年龄有所下降，十七大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下降了14.1岁，委员的平均年龄下降了14.2岁，分别为59.7岁和57.6岁，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值。虽然，十八大的委员平均年龄有所回升，但较之十二大有了明显的下降，这一趋势说明了中共在推行“年轻化”这一政策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结果。
十二大政治局精英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年龄较高且新旧参杂。十二大的政治局精英中，年龄最大的为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85岁），年龄最小的是工人模范倪志福（49岁），相差了近40岁。而十五大以来的政治精英，较为明显的集中在50-70岁之间，这说明老干部必须在规定年龄前退休，乔石和李瑞环的退休，更是表明了年龄限制的强制性。除了江泽民是第三代领带班子的核心灵魂人物，以大于70岁的年龄留任政治局，其他高层政治精英均在70岁以下，十六大之后的的政治局中，已没有人超过70岁。
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老人政治的局面已经慢慢改变，“年轻化”已经逐步在党内形成共识，而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让那些年龄已经超过限制却仍试图向上晋升的人不再具有角逐的优势。
二、学历层次高端化
教育程度对于晋升为我国高层政治精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学历方面，我党于1995年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就明确规定：“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从这项规定便可得知，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已经成为步入政治局的基本条件。
（一）技术官僚的比重上升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普遍素不断提高，大学本科的学历已经无法满足执政的的需要，在十八大的政治局精英中，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的精英比例已经高达96%，比十二大的29%提高了三倍有余，其中博士和硕士分别为5人和8人，充分显示出我国精英队伍整体素质的显著提高。
（二）所学专业有所转变
在十二大的政治局精英中，受过自然科学类教育的仅有一位，那就是聂荣臻。十三大后的政治局成员中，学习工程和自然科学类专业的政治精英比重不断加大，十四大的精英80%是自然科学类专业出身。在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中，虽然人文社会学科出身以及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的政治精英有所增加，但是自然科学类的精英，仍然占据大半江山。
（三）军校学历减少
与十二大相比，受军校教育的人数慢慢减少，这与1980年后推动的“知识化”有一定的关联。经过分析不难发现，拥有军校的文凭，最高也只能留步于政治局委员，目前还没有担任过政治局常委的先例。所以说，军校的学历对于我国政治精英的晋升有一定的牵制，拥有正式的高校文凭，才能在角逐最高领导人时，拥有更大的优势和竞争力。
三、职业背景专业化
由于中共在建国初期更加注重“通才”而忽视“专才”使得初期的政治精英拥有各种不同的职业经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因为这种传统制定了干部交流制度，有了担任不同职位的背景。与之相比，现在的政治精英则较多的留在同一体系中，较少有跨系统担任职务的历练，专业特色较强。
十二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的精英中，持续有80%以上的人拥有党务和政务的相关经验，这与我国的国情相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拥有“专业工作”的人数加上拥有“经济”工作的人数远远超过了50%。拥有军队经历的精英比重逐渐下降，从十二大的61%下降到十八大的20%。总体上来说，十五大之后军方代表已经从政治局中慢慢淡出，与军队有关的常委也都是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后，才参与军队职务的，在政治局中，只保留2名有关军事的委员，这也将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常规性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