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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确定性的保险公司总分公司间风险及其形成机理

  一、 引言
  因为实践中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严格区分是困难的,并且两种状态具有可转换的特性,因此在金融风险的研究中常常并不具体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是结果中潜在的变化。风险的存在产生了不确定性,同时不确定性也导致了风险,对可能引起风险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是风险管理和不确定性管理的重要内容。已经有学者逐渐把风险管理的视角转向不确性管理的视角,Stephen(2003)等提出将传统的项目风险管理转变为项目不确定性管理;丁友刚等(2007)则认为组织所面临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究其来源则在于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和内部组织行为的不确定性,而组织行为的不确定性源自于组织内部各层级委托代理关系所固有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同时,环境的不确定性一直是影响组织平衡和业绩的重要变量(March & Simon,1958),也是经营风险存在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 保险公司总分公司间的风险类型
  1. 公司治理风险。总分公司制度下的风险主要发生在总公司与分公司的沟通过程中,以及分公司经营过程中。分公司和总公司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则包括总公司对分公司关键岗位人员设置的失误,分公司发生风险事件时向总公司报告的时间误差以及总公司对分公司风险事件处理的误差,这三种风险都属于公司治理风险。保险公司的本质是一种风险汇聚安排机制(魏迎宁,2006),因此其治理结构也变得更为复杂,而治理的重点则是平衡与协调各方的利益。同时,由于保险公司多分支机构的组织结构会使这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协作更加困难,但同时也变得更加重要。对于保险公司来讲,此时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成为一种风险制度安排。
  从保险公司整体层面来考虑,保险公司治理风险主要包括内部人控制风险、公司治理僵局的风险、公司管控薄弱的风险以及公司高管舞弊风险,但考虑到总分公司体制的特点,总公司的决策因为分公司地域分散性而得不到贯彻执行,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同时,具有监督和控制作用的审计、合规和风险管理等职能不到位,导致各种风险问题的产生,如总公司对分公司关键岗位人员设置的失误,分公司发生风险事件时向总公司报告的时间误差以及总公司对分公司风险事件处理的误差。总分公司体制下的大型保险公司由于其内部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初始委托人(总公司)的最优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最下层的分支机构)的最优工作努力,都随着代理链条的拉长而递减(张维迎,1995)。公司治理不到位,尤其是没有达到分支机构这个层次,使分支机构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尽管总分公司在法律上是一体的,但由于总分公司间、分支机构间所处的环境、地位、目标、利益诉求均不相同,从而导致总分公司间的利益目标存在根本冲突。保险总公司利润最大化与分公司费用最大化的效用目标冲突是导致分公司产生追求本位利益的动机,最终可能导致分支机构越权违规行为的发生。一个分公司所导致的公司治理风险会因其积累的特性,随着总公司对其风险损失的承担,会逐渐扩散到整个保险公司,对整个保险公司的持续经营与偿付能力形成威胁。因此,保险公司总公司对分支机构管理的也是保险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因此,保险公司总公司在对分支机构进行管理时所遇到的管理和控制上的风险,即是公司治理风险的一部分。
  2. 合谋风险。根据现代企业理论(Alchain & Demsetz,1972),总分公司体制下的保险公司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即其在提供任何一款保险产品时,都需要公司内部各个成员――各分支机构共同努力,以实现顺利展业、核保、理赔等过程,并最终取得承保利润。同时,单个分支机构的行为会对其他分支机构的效率造成影响。由于最终利润的取得来自于众多分支机构的共同努力,因此单个分支机构对整个公司利润的贡献就不可能精确测度,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大量出现团队道德风险(Holmstrom, 1982)状况,即某些分支机构会出现减少努力程度,增加可能的费用水平,以保证自身利益。
  大型保险企业作为一个层级组织是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的连接,在任何一个层级都会出现代理问题,而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纵向分离问题是困扰保险理论研究多年的问题,并且一直悬而未决。同时,审计也是一个存在于总分公司间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操纵信息报告的部门,总公司-审计部门-分公司之间会形成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很容易造成审计部门与分公司间的合谋,即形成虚假信息来规避总公司的控制。而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后果就是团队道德风险的大量存在,尤其以代理人间的合谋为典型表现形式。
  三、 保险公司总分公司间风险形成机理
  管理领域中的不确定性是指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因为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和行为的不稳定性而导致结果的不可预知。不确定性的终极来源是人,而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则来源于有限理性和行为的不稳定性。
  因为环境、人性以及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所以和谐管理理论重点关注和分析有人参与的管理系统的运行规律,以不确定性的消减和确定性的优化为主要目的。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从相对确定的事物角度出发通过优化手段,尽可能地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另一方面,从人的不确定性――具有主观能动性和有限理性判断能力角度出发通过管理工具、环境诱导等方法,利用人的不确定性应对管理中的不确定性从而相对降低管理的不确定性,而综合利用两种方法能够有效的应对企业组织面对的不确定性问题。具体地,和谐管理理论从人、物、以及人与物三个层面来对管理系统中的元素进行划分,从而形成了三种不确定性的来源:①来源于物的不确定性;②来源于人的不确定性;③来源于人物互动所形成的不确定性。这里蕴含了一个关键性的意思就是不确定性,虽然风险并不等同于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确实是会带来风险,甚至是加剧风险的程度。因此,对风险形成机理的分析在很大程度要依赖于对不确定性的分析,而作为复杂系统中的唯一带有主观能动性的管理要素--人是不确定性的终极来源。   1. 基于人的不确定性的分析。保险公司总分公司体制下的风险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如公司治理风险、合谋风险等,而在公司的具体运营过程中离不开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无论是总公司的高管层还是分支机构的高管人员、普通员工,因此,人是风险和不确定性产生的最终根源。而人的行为又受其自身认识、判断与决策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有关“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以及一些所没有出现过的概念引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这仍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即人的选择行为拥有理性的特征,表现为“偏好一致性”和“效用最大化”。但是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的很多研究也发现,与传统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存在偏差的是,人对于包含经济和概率判断的环境难以有充分的认识和分析,因此,在此情境下的判断决策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将会导致最终的判断和决策与应有的理性之间存有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可能产生系统性的偏见。
  与单一公司的风险形成有所不同的是,总分公司体制下的风险形成还受到如下因素的制约,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不确定性,还使得人的认识和判断更加的难以理性。
  (1)信息不对称问题。分公司的经营者比总公司的管理者更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而总公司通常难以及时准确地获得充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了风险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风险控制的难度。
  (2)利益与角色冲突。分公司经营者的行为更多的是有利于分公司的经营;同时,分公司经营者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来自于总公司的授权。冲突的双重角色与委托代理困境使分公司经营者――总公司代理人有做出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做出不利于总公司利益的行为,进而给整个公司的经营带来风险。同时,作为金融业一部分的保险业在其经营上还存在自身的特性,且金融风险具有外部性特征――金融风险的传染性,都给保险公司实际的风险形成与风险控制带来了难题。
  (3)判断的非理性行为。人本身和外部环境都是促使判断具有非理性的特征的因素。对于总分公司体制下保险公司的风险来源主要是分公司经理层在接受总公司授权后进行分公司风险控制中,由于自身的判断失误或其他非理性判断行为会导致风险控制执行不力,从而进一步加剧风险的产生。这其中既有行为人自身对风险认识的非理性因素,也有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和判断的非理性。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经理层常常很难充分地分析包含有概率判断的环境。在此种情境下,行为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会导致判断和决策的结果与理性存在差距,从而产生系统性偏差。因此,不确定性条件下,分公司经理层往往使用类比的方法来进行判断,同时对先验概率不敏感,常常使用小数法则,以致产生盲目自信的心理,而顺从、跟随的羊群效应也会使判断容易产生非理性行为。
  ①基于代表性偏向的判断。由于保险公司在开展业务时,也会有对投保人的分类以判断其业务质量的好坏,这就会使分支机构的员工出于效率和成本节约的目的对一类投保人会降低核保核赔的仔细程度,从而使混在这一类的但实际业务质量差的投保人不能被区分出来,产生认知偏差,由此产生的判断结果自然是属于非理性的行为。
  ②基于先验概率的判断。分公司经理在以往的虚报费用的情况没有被发现,则他会倾向于相信不会被发现,而忽视掉总有被发现的可能,对先验概率没有应有的敏感程度,从而会促使判断的非理性行为的产生,而产生操作风险或道德风险。
  ③基于小数法则的判断。在面临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自身条件与环境的限制,分公司经理往往根据过往一次或几次成功经验来进行分析决策,采取小数法则,而忽视了小样本片面不完善的缺陷。并且,如果以往的一次或几次成功可能只是偶然的结果,有运气的成分,但是,分公司经理将它当成是一种必然,是自己才能或是固有的内部条件所决定的,就会产生盲目自信的情况。
  ④基于羊群效应的判断。保险公司庞大的科层结构决定了其有众多的出于不同层级的员工,这必然会有羊群效应的产生。不论哪个层级的内部员工在进行判断时,不可避免的会听取或服从其他群体的意见。国内市场上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归根到底,是公司决策层在产品业务的选择上盲目跟风,什么受市场欢迎就开发什么样的产品,而忽视保险公司自身的特质。
  (4)决策的非理性行为。
  ①基于发生概率的决策。低估高概率事件,把它当成无足轻重的小概率事件,从而产生非理性决策,忽视应有的风险控制,导致风险的产生。对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主要注重的是其厚尾的特性,即非常关注小概率发生,但是损失非常重大的风险,如巨灾风险。但是实际上那些发生频率高,相对损失较少的非厚尾特征的风险对保险公司的内部风险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风险单独计量是属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范围之内的,但当他产生责任累积,不断扩大时,对保险公司的冲击就变得非常巨大。
  ②基于参考点的决策。以不同的参考点作为决策的依据,则对收益和损失会有不同的认识,从而产生不同的风险态度,会做出不同的决策。在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中,决策者在意的不是财富最终价值的多少,而是财富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增加值。
  2. 基于系统的不确定性的分析。基于系统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系统结构上的缺陷,或是流程设计的不合理。但就其原因是由于在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的有限理性,存在认识上的不清楚,导致人们对于系统结构或是流程设计存在认识上的缺陷,进而产生不确定性。保险公司总分公司体制下,更多的依赖的是其业务规模的粗放式增长,总公司对分公司的业务情况等缺少地域或信息上的优势,因此流程设计不符合分公司的实际业务情况的状况时有发生。因此,总分公司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本身就存在系统结构不合理的情况,由此而产生不确定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其风险形式主要体现为业务承保风险。但这种认知上的不足,随着科学技术、管理理论的逐渐发展,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如标准化的流程设计大大减少了个人有限理性的缺陷,但是这种不确定却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因此,仍然是产生不确定性,进而形成风险的一种重要来源。基于系统的控制主要依靠的是契约、规则、制度等相对标准化的控制手段,这与基于人的控制所依靠的关系、承诺、信任是不同的。   3. 基于人与系统互动的不确定性的分析。基于人与系统互动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复杂的一种不确定性,不但包含由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还包含有系统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并且二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因而所带来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多变。而且由于组织的存在,人从单独的个人转变为群体中的个人,因此其不确定性就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而同时带有组织的特性。金融行业尤其是保险行业是典型的人与物、人与人多界面的大型机构,从结构性质上属于较不纯粹的物化过程的科层管理层次,即人的“干预性”影响较大, 绩效的解释变量首先是专门化制度,而其对人的“干预性”的“转化能力”已受到限制,组织只能进入干预状态,而不能“不干预”,此时存在难以解释的绩效“残差”, 因此风险控制的核心应是“制度设计”,其次才是“有限度的合理以及优化”。对于保险公司这样的复杂机构,其风险控制的关键是结构合理、流程优化、制度设计。
  因此,对于总分公司体制下的保险公司而言,其风险的形成来自于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又有三个层面,即分公司人员,尤其是高管这一人的层次、总分公司体制下的多分支结构这一系统的层次,以及人与系统的互动这一层次。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形成来源和风险表现形式,因此对其所采用的控制手段也是并不相同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风险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风险产生的原因更加明确的凸现出来,而以往文献对于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在产生不确定性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上,因此,结合上面章节的分析归纳出总分公司体制下保险公司的风险形成机理如下图1所示。无论是外部环境的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还是内部环境的规章、制度、公司文化、职业生涯路径等都是形成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而不确定的产生又推动了风险的形成,同时风险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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