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045）
作者简介：文小才（ 1970-） ，男，河南尉氏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博士后，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财政研究所研究员，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150-06收稿日期：2014-03-07
一、 文献综述
关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较早分析了投资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资本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决定因素。1936年，凯恩斯提出了投资乘数理论，试图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解决经济增长和失业问题。哈罗德、多马提出了加速原理，认为经济增加能够有效地导致投资的增加，投资是经济收入增加的引致效果。美国学者Summers （1992）通过统计证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李京文（1992）通过对我国1953年～1990年间的经济情况的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5.07%。胡春（2001）通过对1981年～1999年我国固定资产和经济增长之间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在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偏高，并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增长。蒋晓华（2007）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用格兰杰验证了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李朝鲜（2007）通过研究也得出：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并且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单向格兰杰关系。刘金全等（2002）通过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分析得出：实际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有较强的当期相关性，在经济增长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实际GDP具有单向显著的格兰杰影响；在经济下行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和实际GDP之间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影响。陈朝旭（2005）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关系检验得出：当因果关系检验的滞后期超过1年，存在实际GDP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单向格兰杰关系。这说明经济的增长为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导致投资率的上升。何庆光（2007）通过协整分析得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 GDP就会增长0.86%。
本文用1981年～2012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样本数据，对其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性，总结出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效应规律。
二、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数据分析
一般来说，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产出都是时间序列变量，如果直接用传统的经济计量研究方法（回归分析）会使得研究结果出现较大误差（伪回归），我们将在传统计量研究方法基础上对两变量之间的关系用协整检验等方法进行研究，考察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的关系。下文主要探讨固定资产投资FI与GDP之间的这种长期均衡关系。
我国在 1981 年以后才进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数据统计，所以这里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期间为 1981年～2012年，此期间内我国FI（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及其增长率、△FI、△GDP 数据见表1所示：
对表1数据运用eviews 6.0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用Y表示GDP，X表示FI，我们得到计算结果的标准格式：
yj=28292.34+1.428628xj
S=（5189.970） （0.043754）
t=（5.451350） （32.65150） R2=0.972631
F=1066.121 DW=0.312986
SE=24269.12
可以看出，FI和GDP的相关系数约为0.97，两者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对FI和GDP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计算两者相关系数为0.92。如此高的相关性很可能是由于时间序列的不稳定性或者高度相似
的时间趋势造成的。因此，要检验FI和GDP时间序列的稳定性。
（二）平稳检验
一般来说，对两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首先要检验两者的平稳性，如果不平稳或者不是同阶单整的就不能进行协整性分析。在稳定性检验之前先绘制Fl和GDP 的时间趋势图，如图1所示：
图1 1981年～2012年中国FI与GDP时间序列对比图
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FI和GDP 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应该是不平稳的，需要对两者的一阶差分进行稳定性检验。运用Eviews 6.0 对数据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对FI、GDP进行ADF检验，可以看出在水平情况下和一阶差分情况下是不平稳的，但在二阶差分情况下，△LnFI检验的tstatistic的值为-6.090382，小于5%level下的-2.967767，△LnGDP检验的tstatistic的值为-5.685360，小于5%level下的-2.967767，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变量在二阶时，有95%的可能性是平稳的，所以两个变量是二阶单型。由于原序列是二阶单型的，不能对原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只能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协整检验，来研究GDP和FI的增量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 （三）协整检验
进行协整分析主要是对离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离差平稳，那么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平稳，则不存在长期均衡。
用OLS估计回归模型：LnGDPt=a0+a1LnFIt+ut，从而得出残差序列E。利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OLS模型。
LnGDPt=2.841353+0.816033LnFIt
t=（23.15845）（66.79762）
R2=0.993321 F=4461.922 DW=0.339057
计算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值，并对残差序列E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检验的结论。LnGDPt与LnFIt是（1，1）阶协整。说明了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回归方程回归系数看出，LnFIt对LnGDPt的影响是显著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四）误差修正模型
上面协整检验的分析表明，残差是平稳的，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协整关系，LnGDPt和LnFIt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则是为了分析LnGDPt和LnFIt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误差修正项用ECMt-1来表示，以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Et为基础。接下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LnGDP=34286.50+1.377882△LnFI +1.165785
t=（6.618542）（31.89722）（2.370363）
R2=0.978643 F=595.7103 DW=0.169022
说明从短期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FI对GDP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这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效果并不能在短时间内体现出来，因而有一个滞后的过程。接下来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来进一步证明。
（五）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于滞后期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同的滞后期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检验结果。对确定滞后阶数的信息准则进行分析，得出最佳滞后阶数等于2。利用Eviws6.0，对变量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进行Granger检验，分析结果如表4：
从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国民生产总值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格兰杰原因。短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从长期来看，固定资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与上面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六）FI 对 GDP 增长的拉动率分析
投资对GDP 增长的拉动率可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当前固定资本形成年度实际增量/当年GDP实际增量）×100%
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拉动率=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GDP增长速度
计算结果用表5和图2表示。
图2 1981年～2012年投资对GDP 增长的拉动率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总的来说，投资对 GDP增长都表现出较强的拉动作用，并体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1953年～1990 年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75.7%，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源泉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投入物使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投入物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在我国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要素投入物使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提高，但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量支撑，而不是投资效率。我国投资贡献率高于发达国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国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为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追求数量扩张。
三、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波动效应
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很多，既有外生因素，又有内生因素。经济波动是经济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总需求角度看，投资、消费、出口是影响总需求的三大因素。其中，消费是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因素，出口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影响，作用相对较弱，而投资所占比例虽不是最大却具有明显的乘数放大效应。因而经济波动往往是由投资波动引起的，投资是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1981年～2012年中国 FI 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的周期变化如图3所示：
图3 1981年～2012年 FI 与 GDP 增长周期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1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存在着3个较为明显的周期波动：第1个周期：1981年～1990年，历时10年；第2个周期：1991年～1999年，历时9年；第3个周期自2000年以来，目前历时12年。这里的周期指短周期（周期长度为两年时则将其与相邻周期合并）。其中，第1个周期中包含着两个波动，即1981年～1986年的波动与1987年～1990年的波动。1981年～2012年中，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也存在3个周期。第1个周期：1981年～1989年，历时9年；第2个周期：1990年～1999年，历时10年；第3个周期：2000年以来，目前历时12年。第1个周期包含三个相邻的小波动，分别是：1981年～1983年的波动，1984年～1987年的波动，1988年～1989年的波动。第二个周期包含着两个波动，分别是：1990年～1997年的波动，1998年～1999年的波动。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波动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呈以下特点： （一）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发生频率相等，波长基本一致。 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波动来看，1981年～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三个变动周期。其中，我国经济波动和投资波动在前两个周期中仅相差一年，即经济波动的第一个周期为1981年～1990 年，投资波动的第一个周期为1981年～1989年，两者仅相差一年；经济波动的第二个周期为1991年～1999年，投资波动的第二个周期为1990年～1999年，两者也是仅相差一年；从目前来看，投资波动和经济波动的第三个周期完全一致，均为2000年至今。
（二）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平缓，投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经济波动幅度。我们将每个周期波峰、波谷间的落差加以比较以考察波动幅度。纵向看，我国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1990年的第一个周期内经济波动较为频繁，包含两个波动，波动幅度是三个周期里面最高的，高达11.4%。第二、三个周期经济波动波幅降低到7.1%和1.8%，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由起落较大逐渐演变为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方面，在第一个周期（1981年～1989年间），波动比较频繁，一个周期包含着三个小波动，但波幅不大；第二个周期（1990年～1999年间），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较为频繁，内含两个小波动，波动也较大，波幅达到59.4%。由图3可知，我国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7.2%，1993年却创下61.78%的高点，峰谷落差高达69%。在第三个波动周期，无论是投资波动频率还是波动幅度都大为将低，波幅由69%降为17.4%。横向看，三个周期中，固定资产投资波幅远大于经济增长波幅，如第一周期内，经济增长波幅为11.4%，投资波幅为46%；在第二个周期，经济增长波幅为7.1%，投资波幅高达59.4%；经济增长在第三个周期的波幅仅1.8%，投资的波幅为17.4%，仍比经济增长波幅高出15个百分点。
（三）经济增长波动滞后于固定资产投资波动。1981年～2003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周期大致相同，但仍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滞后影响，滞后时间大约为一年。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7.2%），1990年投资增长率开始回升，而1990年GDP增长率达到最低（3.8%），1991年开始回升，时间比投资晚一年。1993年投资增速达到新的最高点（61.8%），1994年GDP增长率于达到最高点（14.2%）；1998年投资增速又一次达到最高点（13.89%），而GDP增长率2000年达到新的最高点（8%）；200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劲增长直到2003年才在GDP增长中显现出来，这些特点也基本上反映出了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导向作用。
四、结论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加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反之，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不足，将制约经济的增长。首先，投资可直接形成GDP，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次，投资通过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和生产能力，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再次，投资具有多级传导和扩散功能，拉动经济增长。从协整回归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因果检验分析，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不是很大，存在着滞后效应。由此在采取刺激投资的决策时应该多考虑长期投资而非短期投资，并且应该积极引导投资结构的优化，以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具有区域差异性的特点。
针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时空效应的上述特征，提升以下政策建议：
（一）投资在拉动GDP增长诸多因素中发挥着尤其重要的作用，也必然成为调控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在经济疲软时期，实施促进投资的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在经济膨胀阶段，必须适时地调整投资政策，防止经济过热。
（二）由于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无论是促进投资政策还是抑制投资政策，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滞后期限，以免调控过渡而适得其反。
（三）由于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有效地宏观投资政策必须是分层次的一整套宏观政策，而不是“一刀切”的宏观政策。从地区而言，在加大对东部一些投资过快的地区投资抑制力度的同时，对中西部一些投资不足的地区应适当采取投资鼓励措施。从行业而言，对一些投资过快、能源耗费大、效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项目要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甚至保持不增长或负增长；而对一些新兴、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大的行业应放宽投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