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摇篮，也是中国现代两大政党联手合作的发源地，全面统筹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国共两党初次合作的统一战线理论最早就是在中共三大成文的。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共产国际档案公开，近年又开放了斯大林个人档案，面对史料公布方面的“井喷”，关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共三大的关系有了更为丰富的资料去解读。本文以中共三大的会址参观为引子，就大学生比较关注的中共三大酝酿前后各方努力及相互影响做进一步研究。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中共三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房子（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今天的中共三大会址是2006年初，广州市政府斥资5000万复建而成，复建的中共三大会址保持其原貌，因其交通便利，是广州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
最近笔者带领学生前往中共三大会址进行参观，返校后学生就参观内容写了心得体会文章，从这些心得体会中，笔者发现学生对于三大的思想疑惑集中在几个问题，希望能够更深层更全面更理性地认识中共三大。问题一：共产国际内部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是什么？问题二：陈独秀和党中央就坚持中共的独立性有哪些作为或努力。当前关于陈独秀的评价存在欠公允的认识，随着各种解密档案的公开，对中共三大前前后后的这段历史也有了更丰富的史料来佐证，复杂的历史又进一步清楚起来，这对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史料的充实又是一大补充。本着答疑解惑的目的，笔者就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较深入地探讨和思考。
二、答疑解惑：解密档案视域下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三大
陈独秀的政治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共三大是开启这个影响的最初关键，将国共两党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对此后中国革命产生深刻影响的就是马林的中国版“斯内夫利特战略”。
（一）马林踌躇满志推行中国版“斯内夫利特战略”
1921年初维经斯基回国。1921年6月3日，一个叫亨得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即“马林”的人接替维经斯基指导中共工作。而“斯内夫利特战略”是马林1916年在爪哇组织不同政治派别联盟进行党内合作的成功经验。马林为什么想到将“斯内夫利特战略”运用于中国革命呢？原来，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马林从张太雷处了解到，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就是要求在落后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合，共同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兴奋的马林想再次实践曾经的成功经验，他开始了自己的努力。
1. 马林试探孙中山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首先马林与国民党在上海的负责人张继积极进行沟通，张继热情邀请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会晤。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桂林停留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孙中山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对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孙中山还对马林强调自己的想法：“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扦格不通。故共产主义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断乎不能”。从这些言论判断，孙中山对与共产党人、与苏俄和共产国际接近或结盟是不太热情的。但马林通过此次会谈，还是找到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切入点：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因为孙中山有这方面的需要。这可以满足国民党希望苏俄要么从外蒙古要么从西伯利亚向国民党提供援助，以推翻北京政府的意图，这是共产国际就援助国民党第一次表达这个观点，并建议国民党为此可以派一个代表到苏俄去。这是最初孙中山“亲俄”的想法。随后马林在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进行考察，沿路见证了中国工人的罢工，看到国民党同罢工工人的联系，最终他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恰在此时，俄共领导人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国内马林积极促成国共联手，国际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期望，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似乎是大势所趋。
2. 马林坚持“党内合作”，说服陈独秀遭遇失败
从孙中山桂林北伐大本营回到上海后，马林向陈独秀提出中国版的“斯内夫利特战略”。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陈独秀等中共负责人是坚决反对的。1922年4月4日，中共中央局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与马林在杭州西湖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讨论。虽然马林本意是为中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以寄人篱下的党内合作来实现国共合作，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等共产党人实在难以接受，说服工作最终失败，不久，马林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支持去了。
（二）马林与陈独秀分别求助共产国际
马林说服工作失败后，去莫斯科求助共产国际。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了中国的情况。马林在报告中说，国民党做工人运动和联系工人的工作，都优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势力在广州，是中共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建议共产国际让中共把中央驻地迁往广州。马林在报告中提到共产党时，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1921年7月……建立共产党，……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在报告的最后，马林说：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过我，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前景暗淡。马林的报告对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周之后，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委员会主席团做出给中共中央的指令，要求中共中央把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开展工作。1922年8月，马林带共产国际秘令回到中国。 马林返回莫斯科求助共产国际以后，1922年4月6日，陈独秀无奈之下写信给维经斯基，希望通过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代为表达中共的真实想法。信中就马林提议中共加入国民党提出了6条反对理由：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曾荷。此时，陈独秀及中共能够寄予希望的只有维经斯基了。
（三）共产国际态度前后矛盾，中共无所适从
在马林去莫斯科求助共产国际的日子里，陈独秀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通过张国焘之口，陈独秀终于明白“国民革命”即“反帝反封建”。在这个革命阶段，资产阶级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是盟友。陈独秀决定与国民党合作，但不是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而是与国民党平等合作即党外合作的方式。1922年6月15日陈独秀公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里，陈独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派合作的愿望，“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文中汇报了中共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及未来的打算。这是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之名给共产国际的最早的一份报告。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正式确定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21年10月陈独秀还坚持主张中共要独立革命，反对干涉，到现在完全同意加入共产国际，之间经历了多大的转变和思想斗争啊！所以当马林带着共产国际密令回到中国时，曾就跨党一事求助维经斯基的陈独秀态度已经发生改变，在杭州会议上同意共产国际的指示。
然而令马林和中共都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1922年11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秘密决议。这个秘密决议是在莫斯科解密档案中首次公布的。它强调的是中共的独立性，而不是到国民党内去工作。这和此前马林带回的共产国际密令要求是完全矛盾的。1922年12月20日左右，马林再次回到莫斯科进行申辩。马林反复强调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维经斯基反复强调要求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马林和维经斯基参加下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第一次形成的正式决议，文中一方面强调合作，“……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强调，“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这是马林和维经斯基两种观点妥协的产物，面对共产国际这样一个矛盾的指示，如何正确领会其精神实在是为难了陈独秀及中共。
（四）历史的遗憾：来自共产国际的迟到的指示
1923年2月初，吴佩孚残酷地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沉重打击的陈独秀，决心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和马林的意图，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广州，以做好与国民党进行全面合作的准备。维经斯基得知此事后，极力反对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广州。因为担心马林继续向国民党妥协，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委托维经斯基起草出席中共三大代表的指示草案，最终形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是防止马林对国民党过度妥协而进行约束的指示。指示强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于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政党。共产党要支持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在国民党内部要极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要不断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
1923年，中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最终促成三大决议：不仅正式批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且没有直接提到任何旨在争取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实际目标。这个结果的出现，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这个强调中共独立开展工作，对中共未来影响重要的指示到中国的时候，中共三大已经结束。在马林的指导下，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依然按照“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道路走下去。
三、结语
复杂的历史事件，从来不是单一因素能够决定的。中共三大形成的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法宝之一。但在最初的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俄共、中共、国民党多重主体参与其中，各自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历史合力在这里又充分得以展示。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过程中，教会学生全面地历史地观察问题，才能得出更加理性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