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38-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10AKS001）；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消费主义思潮与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13CKS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东明（1985-），男，河南辉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七千人大会在中共党史上不仅是一次纠错的大会，同时也是一次发扬党内民主的大会。对此，国内理论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说明。但就总体而言，理论界对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的意义以及局限性等问题的认识还相对不够。本文拟在研究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梳理和探讨，以期有助于推进党内民主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会议
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期经济困难日益严重的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正视并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左”倾和冒进问题，同时重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以真正实现纠错的目的，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成果。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便是这一时期发扬党内民主、实现纠错目的的集中体现。
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是一次发扬党内民主的会议，首先在于起草会议报告的集思广益。从七千人大会报告起草的整个过程来看，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的良好氛围。早在1961年12月，邓小平同志就着手召集一些专家、学者成立了会议报告的起草班子，对会议报告的起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商讨。直到1月4日，会议报告的前言，第一、二、三部分的草稿陆续送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处。在此过程中，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就会议报告草稿的内容多次找有关领导和专家谈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再交由领导和专家们讨论和修改。1月8日，刘少奇同志指示将会议报告交由毛泽东同志审阅的同时，也把报告发给小型中央工作会议进行阅读和讨论。参加中央小型工作会议的同志于1月8日和9日上午看稿子，9日下午进行了讨论，结果是“议论甚多”，[1]44毛泽东也感觉到兹事体大，于是指出，“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2]16-17相较而言，七千人大会的民主范围较广、民主程度较高，数千名来自于全国各地、各领域的代表（且大多数来自于基层）参与到党的重大决策中来，更有利于党做出正确的决定。对此，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时曾这样说道：“这个稿子，……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2]8由此，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于1月11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七千多人的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以后，在11日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12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1]47在大会分组讨论的同时，组织有政治局成员、各大区书记参加的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认真听取与会者的意见，以便对会议报告的内容进行修改。就这样，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历经8天时间，修改稿于1月25日经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可以说，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会议报告的起草过程说明了党的高层领导对发扬党内民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党发挥党组织与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党内科学决策的优良作风，为七千人大会奠定了良好的民主基调。
当然，七千人大会的民主作风不仅仅体现在起草会议报告过程中的集思广益，还体现在党的高层领导带头做自我批评的民主行为上，这对大会发扬党内民主有着极其重要的带动和示范效应。我们知道，中国20世纪50、60年代交替之际出现的这种困难局面，并不仅是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等外在客观原因造成的，还有很大程度上在于决策和工作上的失误等内在主观原因。对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主动承认了错误，并就此作了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这对发扬党内民主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3]296毛泽东讲话后，大会掀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高潮。从中央主席到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到省、市、县委书记纷纷检讨与自我批评，出现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1]168如在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同志也曾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即“作为中央常委和主席的助手，工作没有做好”。[1]195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还专门向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及中央写了书面检讨，检讨“大跃进”以来，中央书记处存在的错误与缺点。“这个检讨发到了七千人大会。”[1]195此外，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对自己在决策、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检讨和自我批评，这对恢复党内民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作风有着极其重要的带动和示范作用。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党内民主的重要思想主张
在七千人大会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围绕着党内民主问题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主张，使得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成为中共党史上浓重的一笔。
首先，强调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中央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认识到了违背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对党内民主破坏的危害性，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如毛泽东指出：“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4]1198-1199陈云也谈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5]187邓小平在大会上也着重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他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毛泽东同志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意义很重大。这几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以致上下不通气，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严重的现象。”[6]312等等。
其次，主张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人积极鼓励与支持参会代表们畅所欲言，展开广泛的讨论与批评，并且，对党员的民主权利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保障。就当时人们的评价来看，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开得“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1]4这主要是因为党员在这次大会上感受到了自我的存在，使党员真切感受到自身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实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党章明文规定党员享有对党的决策提建议，自由讨论、批评等民主权利，但是自党的八大之后，尤其是庐山会议之后，党内生活出现了十分严重的不正常现象，党员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如有的党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使得党员“守口如瓶”，“话到口边留半句”，连知心的老战友在一块也不说知心话；工作提心吊胆，党内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关系不够正常；思想有疙瘩，心情不舒畅。[1]155-156甚至“动不动就给人戴上右倾主义者、死官僚主义者等等的帽子，使不少同志有话不敢说，上下级关系不融洽”，[1]154等等。所有这些严重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严重地阻碍了党内民主精神的发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七千人大会汲取了以上的种种教训，特别强调对党员建议、批评等民主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3]307同时强调“不要给人乱戴帽子”。[3]309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党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采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政策。“周恩来也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乱斗争、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等这些严重损害党内民主生活的行为。”[7]165刘少奇同志也强调指出：“为了很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重要的是，必须鼓励、支持和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人员提出批评。任何一个党组织领导者都应该虚心地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绝对不许压制民主，更不许打击报复。”[8]412在这种对党员自由讨论、批评等民主权利尊重与保护的前提下，来自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们畅抒己见、广泛讨论与批评，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曾提出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6]306
再次，提出要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发言谈到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时，提到了要加强对党的各级领导人的监督问题。他说：“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新章程的问题，章程早就有了。我在前面说过，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我们要把这些好的制度、好的传统作风认真地恢复起来，发扬起来。”“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6]302-303基于此，“对于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因此，“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6]309-310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既提出了如何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有效监督的问题，也看到了上下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的局限性
应该承认的是，虽然七千人大会对党内民主精神的发扬、对党内民主的积极探索等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同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即七千人大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存在着党内民主作风发扬的不彻底，民主讨论与批评的向度与程度是由党的领导人的注意力所决定，党内民主未能制度化、法制化等局限性。
首先，党内民主作风发扬不彻底。本来，七千人大会之前，党员同志对党的决策和工作提问题就带有一些心理阴影，生怕提的意见不得当会被打作右派。由此在对困难程度、困难产生原因的认识与分析上，尤其是对毛泽东个人错误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党内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如在讨论错误、责任这个问题上，彭真说道：“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1]108应该说，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成了日后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1]109然而陈伯达开始向彭真发难，他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1]110实际上，这是居心叵测，刻意为之，推崇个人崇拜。这就使得彭真处在了两难的境地，同时也使其他敢于直言错误的同志不得不小心谨慎，在谈及困难形势、困难形成原因时也不得不有了诸多顾虑。基于此，修改后的报告特意加上了这样的内容，即“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就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1]114这就使得有合理性建议的同志鉴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而不得不保留自己的意见甚至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不利于党内民主精神的充分发扬。 其次，民主讨论与批评的向度与程度，是由党的领导人的注意力所决定的。比如，与会代表们已经认识到了过去几年最大的教训是缺乏民主，而党的中央领导层却在口头上过多地强调缺乏经验。这一点在大会上讨论时，不少人纷纷提及，但事后刘少奇同志说：“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注意。”[1]259之所以会这样，“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刘少奇等似不会认识不到，关键是毛泽东没有谈到，所以刘等不便深谈。”[1]259直到1月30日，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民主集中制，并作了检讨和自我批评，“在政治上营造的民主气氛，很快就有了重大收获。”[1]169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讲话也随之深入起来。再者，毛泽东虽然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可是批评的对象却主要是地方上的同志，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党的领导层存在的问题。同时毛泽东虽然作了自我批评，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有所保留，“他只是笼统地说，他要负责任，具体说到他要负哪些责任，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则没有详述。”[1]170可以说，当时会议民主讨论与批评的深度基本上是由党的领导人决定的。如此这般，就使得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纠正，同时也给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导向。就此而言，七千人大会虽然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成果，但党内民主并未真正走出误区。
最重要的是，七千人大会围绕着党内民主问题提出的一些好的建议和设想，未能上升到制度和法制的层面。如前所述，自党的八大之后，尤其是庐山会议之后，党内出现了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在七千人大会上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感受到发扬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以及提出了许多诚恳的合理性建议。尤其是邓小平、刘少奇、彭真等人的发言，基本上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无论是陈云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缺失所造成的危害的论述，还是邓小平提出的对党内权力实行监督的建议，很大程度上都真实地反映了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严重缺陷问题，令人扼腕深思！但这些合理性的建议只是在口头上被予以认可，并未真正上升到制度或法制的层面。因此会议一结束，或者过了一定的历史时期，这些合理性的建议和好的做法就极易被弃之不用。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9]333的确，再好的做法和思想倘若不以制度和体制的形式将其固定化，就很难确保其具有长久的效用。这样，七千人大会围绕着党内民主问题提出的一些合理性建议和积极探索的成果既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也无法制加以保证，加上当时个人崇拜盛行的大环境的影响，这些积极的探索成果就随着阶级斗争步伐的加快，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