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起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从1930年到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曾多次在贵州活动，转战贵州各地，建立各级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游击队，播下革命火种，同时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始与中国民族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的开展和红色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识正在加深，在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方面有了较大发展。红军这一时期在贵州活动时，初步形成了对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工作的纲领政策，并得以实践。笔者认为，红军在贵州活动期间在贯彻执行党的这些民族政策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认真总结。因为党的任何一项重大政策都有个承上启下的继承关系，都离不开“史”的研究，只有把“史”研究透了，才能看出它的来龙去脉。才能在执行中更好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今天我们总结研究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民族理论，对于提高各民族干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对于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对于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世纪20、30年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
贵州地处西南内陆，交通不畅、封闭落后，是个汉、苗、布依、侗、彝、水、回、壮、瑶、仡佬等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各族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经济、文化极其落后，民族隔阂很深。民国以来，贵州成为各方政治军事势力轮番角逐的舞台，政权更替频繁，兵灾、匪祸、内战，使这一带的土家、苗、侗、水、布依、仡佬各族人民蒙受着巨大的牺牲。而当时统治贵州的地方军阀掠夺人民的手段更是繁多，如关闭城门，封锁道路，以拉夫派款，或故意制造抢案，诬指苗、侗族人民为匪，进行敲诈;或强迫苗族人民栽种鸦片，再以“铲烟”为借口向农民勒索;或派兵黑夜抢掠，杀人放火;或高价出卖官职“团董”、“苗守备”，而地主阶级在买到官职后当更加贪婪地吸吮人民的血汗。[2]
上述情况表明，红军长征到达前夕，贵州境内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复杂。因此，红军入境时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军阀、政府施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与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各少数民族同胞对汉人充满疑惧，特别是对汉人军队更是痛恨已极。要使他们很快认识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解除疑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都极其尖锐，少数民族同胞所受苦难较之汉族人民更加深重，要求民族解放的愿望更加迫切，如果处理得当，红军不仅可以顺利地通过各民族地区，而且能够迅速点燃革命的火种，推动各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因此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显得更加重要。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从1922年的中共“二大”宣言到192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再到1931年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党对民族理论和政策在理论概括上也随着认识的提高而有所提高。长征以前，党在广西的壮族、瑶族地区和湖南、湖北的苗、土家族地区，分别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积累了许多民族工作方法和经验，对民族政策作了一些规定。[3]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工农与劳苦群众，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主张他们的彻底解放。”[4]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5]党的这一系列民族问题决议和规定，为后来长征时期制定和发展民族政策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红军在贵州活动期间党的民族政策的运用
红军进入贵州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作出相应的决定。1934年7月，黔东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对于居住在贵州、湖南、四川境内之苗族，决定以全力帮助他们得到解放与自由。”[7]1934年，红一方面军发布了《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1934年11月，《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等宣传了党关于民族平等、武装苗民、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弱小民族的主张;还提出了“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中有声望的保甲长、不杀苗民的牛”以保护少数民族生产等政策。[8]红军除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还严令部队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1934年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针对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9]红军在贵州活动中，帮助各族人民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在这些政权中，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0]1934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中，选拔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一批少数民族积极分子被选为各级苏维埃代表或正副主席。彻底废除民族压迫制度是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红军在贵州黔东、黔北、黔西北地区。帮助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豪绅压迫各族人民的反革命武装和反动政权，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剥削制度，建立了各级革命政权220多个，建立各级各种革命武装如独立团、游击队110多个，各族人民的革命武装，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对保卫苏维埃政权，捍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苏区和壮大红军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红军每一次来贵州，都宣传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宣传革命道理，还开展争取沿途山寨寨主和土司头人的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消除民族隔阂和粉碎反动统治者的造谣诬蔑。正是红军执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实际行动;使贵州各少数民族对红军由敌视躲避，转为消除怀疑，再转为亲近、积极支持;认识到红军是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军队的人民军队，从而对红军产生了深厚感情，在他们心中点燃摆脱阶级压迫与民族歧视的希望火花。这为红军顺利通过贵州、为团结贵州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为解放后开展民族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