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极大发展，但国民财富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财政收入的增速超过国民财富。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涨的变化，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就会出现逐步缩小的态势，然而在我国则恰恰相反，反而进一步向政府倾斜。对于这种有悖于一般发展规律的现象及其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潜在危害，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彭爽、叶晓东（2008）、闫肃（2011）等学者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进行研究，都认为我国国民收入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部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但他们仅对原因做了相关描述性研究。因此本文将视角放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关系上，重点在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的研究，着重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不协调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就是按照一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将国民收入分配给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因此，国民收入分配是影响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国民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国民收入首先会在宏观经济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进行初次分配，其次国家会通过政策对不合理的初次分配进行调整，也就是再分配过程，不同经济主体在各阶段的总量和份额也会发生显著变化，通常认为，经过再分配，居民所得份额会上升，企业所得份额会下降，政府所得份额的变化依政府行为的不同会有所差异，而在我国则表现为政府所得份额会上升。可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从根本上促进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共同增长，但是受到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这种促进效果对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不尽相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协调与否，取决于收入分配政策：均衡的收入分配政策下，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能够实现协调增长；反之则将会出现不协调增长。
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税收除了需要履行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还要作为调节分配关系的主要政策发挥作用。一方面，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增加必将导致财政收入的增加，两者形成同向变化；另一方面，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税收主要通过劳动供给选择和资本投资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税收主要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对经济增长和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提高某一要素税负，将同时导致要素边际回报率和可支配收入下降，在前者影响下，相对价格变化影响私人行为选择，减少该要素供给，即税收的替代效应；而在后者影响下，为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可能反而增加要素供给，即税收的收入效应。增加税收在替代效应下会阻碍经济增长，进而阻碍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在收入替代效应下一方面会直接导致可支配收入下降，另一方面通过更多的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促进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但是在我国劳动力过剩以及企业“轻劳动重资本”的分配格局下，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反而会间接阻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国税收增长在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说，在我国税收增长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不协调。
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理论，我国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宏观政策的双方面影响，除税收增长外，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也对其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财政支出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各种职能，由财政部门按照预算计划，将国家集中的财政资金向有关部门和方面进行支付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需要的活动。因此，财政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加。由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挤占居民部门收入，因而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未能合理流入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从而加剧了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不协调。此外，财政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性支出实现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由于我国转移性支出比重较低，弱化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最终将出现财政支出增长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差距正相关的局面。
城乡收入差距加大是居民收入内部增长不协调的表现，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相对于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这显然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更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受阻又意味着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受阻。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迫使国家加大支农力度，包括降低对农村的征税力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对居民收入增长的阻碍作用的同时降低了财政收入来源，进而对财政收入增长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对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尚难确定，这主要取决于政府支农力度，当政府支农政策对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阻碍作用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将会缓解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不协调性，但这种缓解作用是两相角逐下的暂时性状态。
城镇化水平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城镇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下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不协调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农村，我国征税重心更偏重于城镇，城镇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税收增长加剧，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由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类似，工业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下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不协调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我国征税重心更偏重于工业，工业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税收增长加剧，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加快。
市场化是以建立市场型管理体制为重点，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标志，以社会经济生活全部转入市场轨道为基本特征的。把特定对象按照市场原理进行组织的行为，通过市场化，实现资源和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社会效率，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市场化程度加深提高意味着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化程度加深，也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向协调化的方向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增长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通过税收增长来表现，在我国现阶段，税收增长本身成为促成两者增长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税收出现超速增长加剧了这种促进作用。此外，财政支出、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对增长不协调也有加剧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对增长增长关系的影响则难以确定。最后，我国市场化中存在不足，导致了市场化程度加深反而加剧增长不协调的后果。今后的研究可以在扩大影响因素范围和借鉴国外情况两方面进行分析。（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