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产业化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关于教育能否市场化、产业化等问题的争论几乎从未停止过。近几年，随着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以及与国外院校合作的深入，笔者对教育产业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
国民经济按照产业发生的先后顺序，一般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1984年，我国第一次对产业进行划分时，将教育划分为第三产业的第三层次，即属于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教育属于第三产业的P教育大类。因此，教育具有产业性，这是教育的物质属性的客观特征。
但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教育具有多重社会功能。从社会有机体构成要素的角度，教育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经济功能方面，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它可以使劳动力适合社会生产的需要，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还可以改变生产的技术层次，最终改变生产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的经济结构。此外，教育还可以帮助劳动者形成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观点、态度、行业习惯等。政治功能方面，教育通过传播一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完成年轻一代的政治社会化，从而使一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得以稳固。同时，教育通过选拔、培养国家管理人才，可以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完善与发展。此外，教育通过形成舆论、思潮，对社会政治可以产生直接影响。文化功能方面，教育具有延续、选择、整理和创造、更新文化的功能。无论是以物还是以人为载体的文化延续，都离不开人对文化的掌握，离不开教育。而进入教育的文化材料都是经过了教育的选择、加工、整理的。文化的创新离不开掌握较高文化生产技能的人，这种人也是教育的产物。鉴于此，教育产业不能像一般的产业那样以营利为目的，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否则就会使教育违背其自身的特点及规律，偏离其社会分工和定位，从而掩盖其本质属性。
二、教育不能纯粹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的合理性，是在教育属于“第三产业”的概念下，强调其产业属性的一面。通俗的理解，“教育产业化”泛指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
但目前，在教育产业化的实践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把学校变成企业后，学校靠收费赢利，择校费、赞助费等各种名目的收费层出不穷;高校收费也节节攀升，甚至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为创收而拍卖学校的经营权、公立学校转制或合作办学等做法也陆续登场，但这种产业化多是以转嫁教育经费困难、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为目的的，这种做法是有的地方政府在推卸增加教育投入的责任，这必将会阻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教育产业化”的这些失范行为，混淆了培养人的教育规律和物质生产的经济规律，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属性，即公共属性和公益性，败坏了教育的崇高社会形象，扭曲了学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导致教育领域的逐利，甚至由此滋生腐败现象。这既造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社会的不公平，也造成了家庭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身心健康上的伤害。此外，学生为了少缴费和选择较好的学校，会依靠死记硬背等方式片面追求高分数，这在客观上是在不断强化应试教育，给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带来直接阻碍，并最终严重影响受教育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公平、和谐和健康发展。
三、树立正确的教育产业观
反对教育产业化，并不是主张教育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更不是主张因循守旧。
首先，应正确区分中国的“教育产业化”与西方的“教育市场化”这两个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教育产业化”相似的是“教育市场化”，是指西方国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项新公共管理改革，即通过减少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资的比例，增加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私有部门的联系，加强大学与工商界的联系;加强私立或民办高等教育的角色和作用等方式，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结构，提高高等教育的活力、质量和效率。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改革，以放权为基本特征，政府通过权力下放，实行学校自治，从而增加教育的活力、形成学校鲜明的特色，提升教育质量。同时，向家长和学生赋权，放宽择校限制，以促进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基础教育阶段的改革，基本不涉及学校产权、经费或收费问题。由此可见，我国的“教育产业化”与西方国家的“教育市场化”形似而神离。
其次，在实践操作中，政府应履行好公共服务的职能，承担起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以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同时，要完善政策，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民办学校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健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账务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有效遏制各种乱收费现象;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于合理回报的有关政策，鼓励更多地社会资金和资源投入教育事业。在各级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建立健全学校的规章制度以约束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都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不以营利为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