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7-000-01
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表明了国家对科技发展与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科技的提高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因此，如何研习科学技术发展史，理解限制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社会因素，才会更好的对“李约瑟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解。
一、社会转型迟滞，影响近代科技发展
就文明起源而言，东方文明源于农耕文明，而西方的文明依赖于契约文明。这两种文明的起源是不同的。中国社会的农耕文明极为发达，为得到物质需求的满足，这种根源决定了社会变革动力不足。有压力才有动力，压力某种情况下会转换成动力。在农耕时代土地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结合农作物的生产，人们建立了“乾坤”的易经哲学。不过，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的规律之间实际上是相容相通的，要做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因此，东方文明不断在寻求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和谐统一的制约关系。自成体系的自然哲学的缺乏抑制了古代自然知识的独立发展，也抑制了科技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皇权庇护下农民对地主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和经济依附。农民被牢牢控制在土地上，这样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自由劳动力难以得到满足。这也是中国在近代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却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官本位”体制，阻碍近代科技发展
回以“官本位”为特征的政治体制，官员的富贵和特权，在土地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土地是财富的象征。科举制的出现，严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视野，在封建社会，我国的教育制度偏重于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学，不太注重自然科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根本不可能产生有气魄的创立新学说和新理论的科学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相应的文化基础，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根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认为科举制度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认为科举制度对于科技而言是一种负向的激励制度。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极具特色的产物。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了人性，消磨了人的聪明才智，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中国认为读书和做官二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官本位思想严重，并且它是一种终身制的漫长考试。人们为了考取官位，将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四书五经的背诵上面，人才成长畸形。统治者对学者进行洗脑，使其不通实务，不读通史，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学生完全听取书本内容，不注重知识积累，缺乏独立思考和探索的精神。国家认为立国之根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学习其他技术性的科学研究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自然科学技术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且从事科技的人员都得不到重视和奖励。可见，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之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壮大。
三、闭关锁国政策，西方科技赶超
从古至今，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权的支持。而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一贯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农为本，限制商业的发展，将商人视为封建阶级的最底层，这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清朝，清政府固步自封、闭关锁国，认为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拒绝外来的新事物，这阻断了我国与外界的沟通，使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传不到中国来。统治阶级对于自己国内所产生的科技创新，不是给予支持和奖励，而是经常进行打击和破坏。
与此同时，西方各国已经基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正接受着工业革命的洗礼。它们顺应历史的潮流，大力的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鼓励工农业的发展，所做的这些措施不仅在社会财富的增加上，同时也在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封建社会中，不仅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也是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古代的经济基础主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属于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具有封闭性、落后性、脆弱性和稳定性。生活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下的人很少有想要打破传统的创新精神，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依靠人们的经验，因此对先进科学技术的需求不大，导致科技的发展缺乏现实基础，失去了最基本的原动力，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之下科学技术只能缓慢的发展，甚至停滞不前。
四、结语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近代科技的滞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对于科技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面对这样的困境，在现阶段我们又应该又怎样的启示。一方面，皇权统一下保护小农经济。这种分散、封闭的小农模式对科学技术不能产生有效的需求，而且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对于当前呼声较高的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振兴农村科技，搞好三农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要把农民转化为现代化的农民，农村变为现代化的农村离不开科技的支持。因此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发挥农村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激发土地创造价值的潜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官本位”在当今社会仍未消灭，产生了负面效应。导致它知识分子走进了官本位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中，耗尽了人才的其他精力，面对知识和官场，选择了让位，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今天我们的对外开放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科学的理论和一条坚定明确的路线指导，但回顾本世纪初这场关于对外开放的大讨论仍能给我们以深刻有益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