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小说通常情况下都拥有很大的商业空间，小说之后影视又会跟风再一次开拓新的市场。但是，改编实现的途径必须深入艺术内部规律。《电影剧本写作基础》的作者悉德?菲尔德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区别做了一个很好的阐释：一部小说通常涉及人的内心生活，是在戏剧性动作的思想景象中发生的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和回忆，小说经常发生在人物的脑海中。电影剧本涉及的是外部情境，是具体的细节是一个用画面来讲述的故事，它发生在戏剧性结构的来龙去脉之中。
在影视作品制作灵感来源中，文学作品的改编向来是重头戏，尤其是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改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做一些必要的删减，特别是长篇小说，再厉害的编剧也不能在标准时长之内完完整整地呈现其全部内容。不说题材，电影制作者对改编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有的改编倾向于忠实原著，像《乡村牧师日记》为了尽量保留其文学性，采用了以朗读日记的旁白代替人物语言的方式。有的改编只截取部分情节，但其主旨与原著想通，例如《智取威虎山》节选自曲波《林海雪原》片段。还有的改编可以称得上是颠覆，只借用一些情节或是角色的名字，其精神气质完全改变，徐克的《东方不败》，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系列等便属于此类。
好莱坞电影对文学作品改编的呈现
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可以被称为一部好莱坞式的史诗片，它的改编忠于原著，但也做了些精巧的删减，比如关于政治以及三K党的议论描述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等都没有出现在影片中。改编的变化来自简化小说非必要情节，删掉不合时宜的政治描述，加重爱情戏。小说《飘》广受欢迎，但结构松散、描写冗长。影片抽取主人公郝思嘉的行动线，以次为结构，使得情节及场景更加紧凑，也更富戏剧性。最能体现其忠于原著的部分就是爱情戏的部分，在这部分影片几乎保留了所有关于爱情的情节和场景，但并没有创造新的情节。
影视作品也并非是对文学作品的完全再现，就好比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点在人物心理描写塑造方面尤为显现，在文学作品中会出现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但电影则是用一个个镜头从更客观的角度来向观众展现角色行动的过程。原小说《飘》中，郝思嘉的个人感知贯穿了全篇，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因为无法达成面面俱到，所以编剧在影片《乱世佳人》中略去了细致的心理研究，场景和细节都以简洁为主，而人物的心理更多的是交给演员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这样做随使得人物塑造上与原著有了些差别，但却是更加感性单纯、富于行动，南方生活的故事也变成一个更为单纯的爱情故事。
观看《乱世佳人》时，人们不得不惊叹它精致的场面调度。例如郝思嘉雇佣犯人干活时的场面调度：画面从对带着脚镣的犯人的特写开始，跟着向前推进，景深处站有三个人――郝思嘉在前，阿诗莱、凯灵顿在后――角色的站位表明了权利所在，微仰的镜头和较低的天花板造成的封闭空间，还有郝思嘉深色的着装，情调压抑、冷酷，是郝思嘉精神的外化。“空间只是叙事的附属，观众在每一个镜头中都被放置在最适当的位置。舞台、场景设计、深焦、灯光及摄影机移动等电影技巧，共同组合起来一个毫无间隙的空间，以达成‘叙事的需要’。透过不同的空间次系统（观点，正、反拍镜头等）和一致性原则（镜头、视线联系等），观众的注意力不断集中在画面中最重要的元素上。”正是这样的电影观念和方法下的场面调度，让主人公郝思嘉身上聚集了所有的关注。
中国“第五代导演”对文学作品的改编的影视呈现
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莫言作为原作者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编剧工作。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无疑都是经典。但是叙事角度和媒介的不同，使得两种表现方式各有千秋。
小说《红高粱》采用的是第一叙事人称，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主观情感色彩。一句“我爷爷”、“我奶奶”，就拉近了作者、叙事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人拥有一种切身的感受。但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语言是不同的，小说叙事使用的是文字语言――文字语言有着抽象性、间接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而影视叙事则主要使用的声像语言，它是由画面、声响、符号等组成。小说叙事是一种文字线性的组构，而影视叙事则是通过镜头内部画面运动和蒙太奇剪辑与声音符号连接来完成的。在电影《红高粱》改编的过程中，导演张艺谋为了突出画面语言，强化具体形象的可视性，将语言从主观感受式变为客观叙述式。小说《红高粱》的叙事结构是一种时空交叠式的。这种叙事的模式，在电影中是比较难以表现的。在改编的时候，张艺谋就时间结构而言，是采用了顺序结构方式；就空间而言，主要集中在了高粱地―酒坊，是高粱地与酒坊的交替变换结构。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电影画面构造的特点。
小说再怎么用力，也无法使其完整地具像化。而电影《红高粱》则将其色彩、场景等通过画面和音响就定格了。人们在观看了电影《红高粱》之后，或许记不得里边的一些具体的细节，但是却怎么也忘不掉它的火红的色彩，忘不掉颠轿、高粱地、酒作坊……小说为影视提供文本基础，而影视则使小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莫言自己也说“电影《红高粱》画龙点睛，把我小说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我最下力气的部分选择出来了，电影比小说的影响大多了。”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商业效益
在市场竞争中，影视作品的商业属性在逐增，一方面投资方拍摄是为了能够票房大卖从中获取利润，这就需要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和树立良好的口碑；另一方面，观众对影视内容 的要求越来越高，眼光也越来越挑剔。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经典称为影视剧素材的首选。近几年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大多取材于古典名著和近现代各个文学流派中的经典作品。有的文学作品甚至被十几次的翻拍，形成各种各样的版本。电影之所以对文学作品如此热爱，其一是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本身就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基础，大大节省了宣传的开销；其二是因为在原有文学作品的结构下，二次创作的难度有所降低，节省了制作的周期。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中国的电影界逐渐有了文艺与商业兼容的好作品。减少了愚弄观众的所谓的“大制作”，也给真正有内涵的影片有了生存的物质基础。
电影将文学作品进行解构，然后选取其中的元素重组、创造。这种重构如果能创造出属于导演自己的经典影片也未尝不可，但不能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将文学经典改编成糟粕。莫因贪图经济利益而消解了经典，这是每个影视从业者在商业大潮下应恪守的原则。
结语：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往往争议不断。有人说，越是二三流的文学作品越容易改成一流的电影，而一流的文学作品通常就难以造就经典电影。实则不然，在我看来，只要是抓住了电影艺术的内在创作规律，经典的文学作品更容易造就新的传奇。不论是忠于原著，还是彻底的颠覆，导演在这一过程中属于对文学经典的第二次创作。除了把握原作的精神内涵，更重要的是要结合当下的精神风貌。文学作品既然被称为经典，那么就一定有其可以超脱时间的界限，使用与古今的思想内涵。当纸质传媒逐渐退步于教材资料的范围时，当人们每天拿起手机的时间远超过拿起书籍的时间时，曾经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不应止步于文字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