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鉴定理论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档案数量的激增、档案工作的开展，才迅速发展起来。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有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提出的“年龄鉴定论”、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提出的“职能鉴定论”和英国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提出的“行政官员决定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有美国众学者提出的“利用决定论”和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谢伦伯格提出的“文件双重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有德国档案学者汉斯?布姆斯提出的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和加拿大档案学者特例?库克提出的“宏观鉴定战略”。我国通过对欧美国家的借鉴，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鉴定理论，它们是：相对价值标准论、价值鉴定论、本位原则理论和档案双元价值论。
一、我国档案鉴定理论回顾
（一）相对价值标准理论
在实际的档案工作中发现，一个档案馆内的众多全宗中，有一部分文件互相重复。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全宗内的档案残缺不全。为了更好的优化馆藏，保护残缺的珍贵档案，我国档案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相对价值标准理论。陈兆?、和荣宝在1986年出版的《档案管理学基础》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相对价值标准思想，邓绍兴、陈智在1989年出版的《档案管理学》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相对价值鉴定标准”的概念。相对价值标准理论是指有的文件因其自身与其他全宗内的文件重复或其内容已被包含在其他的文件内，其价值就相对降低，可适当的缩短它的保管期限或者选择不归档保存；在保存不完整的情况下，即使是保存价值不高的残缺档案，可适当提高其价值层次。也就是说，依据档案的保存情况可适当的人为地延长或缩短其保管期限，相应地提升或降低其保存价值。
相对价值标准理论来源于我国集中式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从全宗和全宗群的角度出发，较好地解决了全宗和全宗群内档案完整性、重复性问题。但由于该理论过于直白、粗糙，以及它所覆盖的面较小，且依赖于经验主义，因此它长期以来不受人们重视。
（二）价值鉴定论
档案鉴定的本质就档案价值的鉴定。我国价值鉴定论的代表人物有张斌、吴宝康、傅荣校，价值鉴定论的三个流派分别是：主体价值说、客体价值说和主客体价值说。主体价值说认为档案的价值不是本身内在所固有的属性，而是依赖于档案利用者的需求，由主体的利用决定档案价值的大小。客体价值说认为档案的价值是档案本身所固有的，是内在的属性，不以利用者的需求为转移，档案的价值是独立于主体而客观存在的。主体价值说带有浓重的西方“利用决定论”的色彩，而客体价值说只强调客体本身，与主体脱离，因此两者都不能为广大学者所接受。改革开放后，美国的文件双重价值论传入中国，受其影响，我国档案学者结合我国的实际，在主体价值说和客体价值说之间折中地提出了主客体价值说。主客体价值说同时注重档案本身的价值和利用者的需求，将档案的价值建立主客体关系价值之上，它的提出得到了我国档案界的广泛支持。
（三）本位原则理论
档案鉴定的三个层次，分别是归档鉴定、进馆鉴定、期满鉴定。第一个层次――归档鉴定，是在文件归档立卷之时，由本机关的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对文件进行鉴定，确定文件有无保存价值以及它们的保管期限。第二个层次――进馆鉴定，是指在将档案移交至档案馆之前对其进行再一次核查鉴定，此环节是机关在档案室进行。第三个层次――期满鉴定，是指档案馆工作人员对的到了保管期限的档案，进行复查鉴定，确定其是该销毁还是继续保存。在我国，归档鉴定是鉴定工作的核心，进馆鉴定和期满鉴定是对其的补充和修正，鉴定的中心是在档案室，而西方国家鉴定工作的中心是在档案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档案学者提出了以本机关为主的本位原则理论，即档案的价值应围绕文件对形成机关是否有保存价值来鉴定。档案学者孔汪德在2003年发表的《论档案鉴定的本位原则》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本位原则的概念。本位原则理论闪烁着来源原则的光芒，两者就强调以文件的来源（形成机关）为主，是将档案鉴定实践上升到档案鉴定理论的体现，将档案鉴定理论建立在档案价值之上，结合了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较为科学、完整的理论。
（四）档案双元价值论
档案双元价值论是我国湖北大学覃兆刿教授提出的一种档案价值观。覃兆刿教授指出：“档案双元价值论就是将档案分成作为行为方式和实体对象来认识，前者体现为凭证的结构和功能，而后者体现为凭证信息的内容。前者是工具价值，后者是信息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档案的工具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在价值形态上表现的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在作用上主要表现为行政、业务、文化和教育五大作用范畴，工具价值在档案双元价值中占首位；信息价值主要是对档案的内容信息进行深入挖掘、研究，成果表现为档案编研，如大事记、组织沿革、统计数字汇集等，。档案双元价值论本属于价值范畴，但笔者在此将其归为鉴定理论，是因为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指引我们去看待档案的价值，不再以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来区分档案的价值，而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把握档案价值，对档案鉴定很具有指导意义。
二、我国档案鉴定理论存在的问题
（一）注重第一价值，忽视第二价值
纵观我国，相对价值标准理论从全宗完整性、档案稀缺性的角度出发，人为地提升或降低档案的保存价值，以全宗为基点，即是第一价值的体现。价值鉴定论主张主客体的双重价值，即同时考虑档案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价值和利用者的需求，此理论将档案的价值一分为二，为档案本身和利用者需求，利用者的需求包括形成机关的需求也包括社会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本位原则理论以档案价值是否围绕本机关来鉴定档案是否保存及保管期限，虽闪烁着来源原则的光芒，但也具有局限性。我国归档鉴定是档案鉴定工作的核心，此环节由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进行，相当于把鉴定的责任都交给了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鉴定人员往往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更多的考虑本机关的利益，并没有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用全面的、发展的、历史的观点看问题，无法全面而科学的判定档案的社会价值（即第二价值）。因此，鉴定的结果往往是形成者价值的体现（即第一价值），是本机关利益倾向的外在表现。档案双元价值论将档案的价值分为工具价值和信息价值，是主客体理论的升华，工具价值和信息价值都需要依赖利用者主体来体现，潜意识里也涵盖了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 综上所述，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主要注重第一价值，并明确地表述在理论里，如相对价值标准理论和本位原则理论；价值鉴定论和档案双元价值论虽然映射了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但并未清楚明了地阐述，需要去细细琢磨、深思才能发现其蕴含的深意。因此，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实际上是注重第一价值，忽视第二价值。
（二）多为描述性理论，缺乏定量分析方法
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都多为描述性理论，用文字来描述档案的价值，属于定性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结合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思维的加工，从而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而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描述性的档案鉴定理论，能够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档案的价值本质，但实践操作起来却有难度，如何界定与分析档案的价值量，是人们在鉴定中无法避免的难题。相对价值标准理论和本位原则理论虽为描述性理论，但它们的实际可操作性强，用简单的文字描述便可达到指导的意义，而主客体价值鉴定论和档案双元价值论属于纯理论，只揭示了档案价值的本质，没有实际的条款指导鉴定工作。
目前，我国统一实行的档案鉴定依据是2006年国家档案局颁发的《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各机关可依据实际工作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本机关档案工作的保管期限表。这两个描述性的文件对档案鉴定工作起指导作用，但同时也显露出它的局限性，如：7.上级机关、上级领导检查、视察本地区、本机关工作时形成的文件材料，重要的永久，一般的30年。诸如此类的条例还有很多，如何判断重要还是一般，没有明确的条文的规定，这使得档案人员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区分，更多的只能是依靠自己的经验进行鉴定，多带有主观色彩。因此，只有描述性的理论无法满足档案实践工作的需求。
（三）档案鉴定实践与理论的脱节
在实际的档案鉴定工作中，档案人员出现了“三不”的现象，“一不”是档案人员不急着去鉴定档案，面对不断送进档案室或档案馆的档案，档案人员没有及时地鉴定整理，而是选择搁在一旁，日后整理；“二不”是档案人员不懂得如何正确的鉴定档案，只是单纯的依靠保管期限表进行判定，以此确定档案的价值；“三不”是档案人员不敢在业务单上签字，不敢对鉴定工作负责。档案工作中畏首畏尾的现象就造成了档案鉴定实践与理论的脱节。以馆藏数量的多少来衡量档案工作的错误观念只会片面地、一味地造成馆藏数量的激增，并没有从本质上对档案价值进行鉴别。目前，我国档案馆进馆档案数量达到归档文件的50%甚至更高，与许多国外档案馆10%左右的比例相比，整整高出了五倍。在美国，永久保存的文件占总文件的2%，我国达到10%左右。由此看出，我国的档案鉴定水平不高，由于鉴定实践的局限，鉴定理论无法完全发挥其指导作用，只能被束之高阁。目前，我国只做到了鉴定以本机关单位为主，未能全面的考量档案的主客体价值及双元价值，这与我国档案鉴定理论多为描述性理论，缺乏定量分析方法是分不开的。
三、思考
（一）变革“馆局合一”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
1980年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将“档案利用”确定为中心议题，第一次提出了与“学术利用”、“实际利用”三足鼎立的“普通利用”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象征着档案利用的第三次变革，表明没有特定利用需求的普通大众的一般利用需求也逐渐受到重视，普通大众开始成为档案馆重要的服务对象之一。且21世纪以来，“档案休闲”概念的提出更是强调了档案馆要走“亲民”、“开放”的路线，实现“以人为本、以民为重”的宗旨。“馆局合一”让档案馆加上了行政机构的外衣，所附带的政治性阻碍了国家档案馆从机关综合性档案馆向社会公共档案馆转变。只有从根本上扭转对档案的认识，认识到它的价值不仅仅只是为机关所服务的，它对社会大众同样具有价值。变革“馆局合一”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将档案局与档案馆分立，使档案馆脱离行政性，为国家档案馆走向社会公共档案馆奠定政治基础。一旦政治背景发生改变，相应的理论、政策也随之而改变。从国家层面上扭转人们对档案只是机关的产物的认识，让民众与档案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有利于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将鉴定的关注点注意到第二价值上来。
（二）定性、定量分析方法与加权法的综合相结合
前文所述，我国档案鉴定理论大多属于描述性理论与定性分析方法，而描述性理论与定性的分析方法不足以满足档案鉴定实践的需求，档案鉴定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理论研究需要结合多种方法，可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判断、推导从而得出结论，改变那种无实质意义的空泛议论，加强档案鉴定理论的说服力。因此笔者提出鉴定理论应将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加之以加权法的综合应用。定量分析法是通过对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将它与定性分析法相结合，使得评价更为准确。光有这两种分析方法还不够，评价的指标要根据它的重要性进行权衡，加权法的应用将使得评价更具有科学性。档案的鉴定应从语义信息、语用信息和语法信息的角度出发，将档案工作现象通过数据形式表现出来，运用数量关系找出档案鉴定的规律。可将这3个因素具体细化，如：语用信息下可划分为对机关形成的作用和对社会形成的作用，或政治作用、经济作用和文化作用等等，每一个指标应根据实际的情况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如重大作用、一般作用和无作用等，并用数值表示出来。同时对重要的指标给予加权，使得最终的评分更能体现档案的价值作用。虽然定性、定量分析方法与加权法的综合运用不可能精准无误的预测出档案的价值，但相比于单一的描述性的鉴定方法，显得更为精确、科学。
（三）档案人员“精”于专业前提下，扩大知识覆盖面
近年来“T型”人才备受关注，其横向代表一个人的文化知识的广博程度及相关边缘知识的摄取程度，纵向代表一个人某专业领域的知识深度。档案人员也应该建立自己的“T型”知识结构模式，在不断深化本专业知识程度的同时，努力扩大其他知识覆盖面，把所学到的知识都能应用在档案领域。日本专家曾提出“能才”与“异才”两个概念，“能才”是指具有较高而全面发展的潜力，具有较为合理、全面、水平较高的知识结构与综合性的知识才能；所谓“异才”，是在解决档案工作某一方面、某一特殊的疑难性问题时，有着独特的、他人不具备的知识与才能，比如特殊档案材料的复制、计算机的编程与维修，高难度的档案修复等等。档案鉴定理论发展同样也需要“T型”人才、能才与异才，特别是档案专家、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丰满了，才能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更具有科学性的鉴定理论，才能更好的指导实践工作。档案人员要大胆的走出去，利用小世界原理即六度分离理论，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思维网络，促进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更广泛的拓展知识覆盖面。
结语
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从“适用――不适用――修正――适用”的循环过程，我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理论的不足，并针对其进行修正，以制定出更能指导档案鉴定工作的科学化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