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思想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思想，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并在随后革命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社会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在大革命时期，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顺应历史潮流，使“三民主义”思想焕发出新的生机，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然而，在孙中山去世后，三民主义思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后继者对其的解读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声音。在抗日战争时期，“三民主义”思想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石，国共双方对其有着不同的解读，汪伪政权也提出了不同观点。
一、国民党的法西斯化的“三民主义”
法西斯主义最早诞生于意大利，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即“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后叫嚣将以法西斯革命征服全世界，推动欧洲一些国家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迅速走向法西斯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自然也受到影响。早在1931年 5月5日“国民会议开幕词”中，蒋介石就闪烁其词地倡导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他提出“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要求国民之任何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国家福利为准则统治者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义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符合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的青睐，而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系列做法，也一直致力于将法西斯主义与三民主义嫁接。
在法西斯主义还未臭名远扬的上世纪30年代，为实现个人独裁的目的，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们就一直在宣扬法西斯主义，吹捧个人独裁。他们宣扬法西斯主义，并非赤裸裸的吹捧法西斯，而是将法西斯的精神注入三民主义内，从而为法西斯主义披上三民主义的外衣。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鉴于法西斯主义已经臭名昭著，蒋介石虽不再提及“法西斯”，但实际做法上仍然是将法西斯主义改头换面地与三民主义融合在一起，使三民主义法西斯化，这一点在蒋介石发表于1939年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和1943年的《中国之命运》这两本代表作中显而易见。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蒋曲解国民党一大上提出的三民主义，不提反帝的民族主义，不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权主义，“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单纯以战时“情”、“法”、“理”三字解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仅仅是“人类天然具有的感情”，民权主义就是“新专制主义”的法治与法律，民生主义就是虚有其表的“协调公私经济”，国民党一大上通过的三民主义已然面目全非。在《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竭力抬高三民主义、国民党并制造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中国之命运》称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 和“一个领袖”。表面看来，这一切似乎是为了统一民众思想于三民主义之上，而实际上则是为了集权统治，为了个人独裁，同时排斥中共的存在，这都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特点。
二、汪伪政权卖国的“三民主义”
在汪精卫未投敌之前，日本的汉奸政权在其宣传中主要是编造的所谓“王道主义”和“新民主义”来对抗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汪精卫投敌后，向日本人献策，主张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积极争夺三民主义正统从而实现以“三民主义”对抗“三民主义”。 汪精卫在1938年12月29的日《艳电》中声称：“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为博得日本人信任，汪精卫在1938年8月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上，竭力歪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其具体表现即为大会宣言。至此，汪精卫伪三民主义正式出笼，日本政府对此十分赞赏。随后，汪精卫按照日本人的指示，刻意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公然宣称，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他们叛国投敌的所谓“和平运动的基本原则和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吻合的”，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真谛”。汪精卫还极力宣扬欧美是亚洲的敌人而日本侵略者是中国的伙伴，将民族主义歪曲为日本所谓的“大亚洲主义”， 鼓吹中日合作，共同复兴亚洲。简而言之，经过汪伪政权歪曲后的三民主义，是混淆是非的反动理论，是汪精卫给自己投降叛国找的挡箭牌，毫无可取之处。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一直处在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曾一度受左倾关门主义影响，将三民主义作为斗争的对象，但在瓦窑堡会议后，中共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评价，为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7年7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鲜明地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 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但此处的三民主义，并非是蒋汪之流篡改后的三民主义，而是国民党一大上通过的“联俄、联供、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实现此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冲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 1924 年至 1927 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1927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所以，“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此外，针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限共”“溶共”“反共”政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只有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才是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或者叫革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说新时期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实际行动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三民主义的忠实践行者，无论是在抵抗日寇，为争取民族独立的军事行动上，还是在不断推进民主政权建设的“三三制”政府中，还是在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生产建设中，都能见到无数共产党员在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四、谁才是真正地继承者
通过对比国民党、汪伪政权和中国共产党三方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到底哪一方做出了正确的解读。或许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在内容上新旧交杂，存在很多的不完善，使后继者在解读上存在很多可能性。但历史已经证明，在抗日战争这个民族危亡关头，正是没有背弃三民主义真谛的共产党，带领着中华民族激流勇进，赢得了真正地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