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321-01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我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对军事教条主义进行批判，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的直接积极成果。但这并非转折的全部，这次会议后，红军的被动地位仍然存在，中国革命的前程仍不明朗，其作用直到日本全面侵华才获得充分的发挥。
一、批判了“左”倾军事教条主义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败使得中共中央失去了原来的中央苏区，迫使中国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寻找新的根据地。从这个角度来说，决定红军长征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保持着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他们将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红军的会合上，幻想先在湘西会师再回头进行反“围剿”，对当时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所处的危险处境并不了解；对此，毛泽东则认为尽快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堵、努力获得革命战场的主动权才是红军的当务之急。为此，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贵州方向前进，尽管这一意见获得了很多同志的支持，但“左”倾主义领导者对此并不以为然。
错误军事路线的纠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但坚韧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因此而自暴自弃。在经历一场由毛泽东指挥的土城战斗之后，在经过客观阐述自己的意见后，中共中央终于在1935年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中明确指出，为了最大程度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应尽量避免不利作战。此后中央红军开始不断变换自身的作战方式，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进行战斗，在敌人的几十万大军中来回穿插，以尽可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最终胜利实现了会师。
遵义会议召开以后，毛泽东同志将重建革命根据地与打破国民党的围堵的目标进行了系统的统一，通过精巧的周旋，在生死攸关中一次次的获得重生，这些重生的背后，正是遵义会议的直接成功---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逐渐反败为胜，打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堵，发展和巩固了新的根据地，有效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为中国革命形势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二、独立自主的调整了中央的组织问题
解决了当时中共中央的组织问题是遵义会议的另一个重大成就。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召开以后，中共中央便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共产国家把持和操纵着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迭。例如，由向忠接替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和博古的上台等均是由共产国际一手策划的等。中央苏区的丢失和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惨败使得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对领导决策机制普遍产生了动摇，此时，与共产国际的失联更为这一机制的变更提供了客观条件，促使中共中央自行进行了调整。在猴场会议上，中央就决定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作战时间、作战方针和作战地点的报告，为政治局权力的恢复奠定了基础。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了中央常委，朱德和周恩来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在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运用已在遵义会议中确立的党的斗争原则，与张国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通过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不退让原则性问题等方式，终于克服了因张国焘分裂主义所造成的党内危机，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一致反对下，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取消第二中央、一同北上，三大红军主力在1936年终于实现了会宁会师。
必须说明的是，在这场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尽管并不是中国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者，但其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忠诚、在中央和军委中的核心地位和广大指战员对其的热爱在一场有一场的战斗和斗争中逐渐得到了全党和全军的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开始形成，这是我党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
正是重新确立和贯彻执行了正确的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对党内斗争进行了正确的开展，对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进行了纠正，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团结。随着中央红军会宁会师的实现，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惨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各地有志青年纷纷踏上了延安之旅，各路人才的会合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积累了丰富的力量。因此，全党全军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向高潮的重要保证。
结语
总之，通过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和方法的正确运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仔细分析和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形势，终于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全国抗日浪潮中，进一步团结了更多的有志之士，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