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5-0119-04
苏联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历任苏共领导人无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当作执政的头等大事，“现代史上还没有其他哪个政权的政治领导人对文化宣传如此关注，而且投入如此之大。”[1]217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体系却没能有效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让人民极为反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深入分析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失败的原因，总结教训，对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启示意义。
一、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苏共既没有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阶段性的理论创新固化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被遮蔽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鉴于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当务之急，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党忙于实际事务，没有时间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吨粮食在列宁的心目中比马克思的一卷书分量还重。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好像不曾有过似得，因为没有时间去进行那种争辩。”[2]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这一切都需要布尔什维克党自己摸索。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列宁这样做为苏联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打开了空间。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终归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解释，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未来建设，这个工作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斯大林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一经提出，便被当作绝对真理，不容讨论，不容置疑。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揭露并批判了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行为。被当成神一样崇拜的斯大林走下了神坛。据一位美国观察家说，有些苏联学生觉得自己的信仰被打碎了，他们从此不可能再相信苏维埃政权要他们相信的东西了[1]222。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本该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可他们不但继承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反而提出了与苏联实际更加不符的理论，与苏联实际脱节。由于苏共领导人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权和解释权，当苏共领导人改变，理论也随之改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跟着改变了，人民无法感知到理论变化中的变与不变，因而也无法认知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既要从横断面上解释理论的合理性，还要从历史纵深方面阐释理论的继承性，否则无法给人以历史连贯感。只有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中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宣传教育中体现出来，才能让人民感知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相信马克思主义。
二、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的能动性
十月革命之后，苏共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苏联人民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有足够的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斯大林却继续推行灌输方法，并且让说服式的灌输变成强制式的灌输。“领导是以说服群众的方法（党用以影响群众的基本方法）为保证的。可是，这并不排斥而是预计到要实行强制，只要这种强制有工人阶级多数对党的信任和拥护做基础，只要这种强制是在说服了多数以后对少数使用的。”[4]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铲除异己，经常在思想领域开展大批判运动。可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当不允许人民自由思考不同于当政者的思想观点时，那么人民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隐藏起来。人民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不屑一顾[5]。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苏联共产党首先是不够尊重人民群众的思想创造活动，把自己定位为高高在上的理论创造者，而人民群众只能做理论的接受者，这样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然遭到人民群众的厌恶和唾弃。另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机构要有针对性地解答群众的理论疑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社会思潮。苏联人民群众的真实理论需求被忽视了，苏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变成了自说自话，它自动地远离了人民。
三、要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方式方法
苏联自十月革命后就几乎是一个同外界隔绝的社会，“实际上在苏联，除国内极少数政界和科学文化界最上层人士对国外多少有所了解外，广大群众视外国犹如天外世界”[6]。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社会环境中，用强制方式向苏联人民灌输思想理论，苏联人民在思想领域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斯大林的思想体系，灌输式的宣传教育方式看似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斯大林去世后，国内外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频繁了，当走出国门的苏联人见识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活方式、自由的生存环境和繁荣的文化生活后，他们意识到，“与国家的宣传相反，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可能生活得最好的世界中”[1]6。国家灌输给他们的思想可能不正确。怀疑和抵制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想法开始生根发芽。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建设，苏联人民受教育水平得以提高。“群众在切身生活中体察到的现实与理论的脱节，言行的脱节，往往使他们由对现实的疑问发展为对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动摇。”[7]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越来越不具有说服力了。苏联历史学家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在日记中写道，“苏联的生活方式可能会给它自己树敌。它产生并教育了自己的对手。”[1]214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影响是，更多的人自主思考理论问题的能力和意识都提高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机械地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他们开始主动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他们希望参与理论的创新和理论的宣传。但苏共意识形态管理机构并没有对人们的自主意识给予充分的尊重，而是采用更加严格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社会思想日趋多元而意识形态管理却日益保守的时期。对于国内不接受官方所宣传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从学术上封杀，行政上处分，或者被关进疯人院，甚至驱逐出境。人们对思想领域的严格管控极为反感，社会上弥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厌恶情绪和对官方理论宣传教育的逆反心理。 “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1]473
四、切忌单纯用行政手段解决思想分歧
苏联解体前夕，知识分子是揭露苏共历史、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政治体制的急先锋。为何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没把知识分子培养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强支持者，反而把知识分子培养成了自己的反对者。“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之间调转了枪口”[8]1216。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在文化领域实行严格的管控政策，错误地对待学术问题，粗暴干涉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实，苏共也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战斗力薄弱的问题。契尔年科曾失望地说，“我们对早在六十年代就成立的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至今也未能看到它们对社会现象和迫切经济问题进行过详细的具体研究。”[9]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也深感理论匮乏。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政策，希望打破思想文化领域沉闷的风气，摆脱固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促使人们积极参与改革事业。在公开性的冲击下苏联共产党也变得毫无立场，主动放弃维护甚至主动推倒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外，苏联长期“无菌环境”和官僚体制下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已经毫无战斗力，“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用外界思想理论武装面前，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后涌入的五光十色的西方理论学说和文化思潮冲击下，束手无策，‘一夜间’土崩瓦解。”[8]1225
五、必须加强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教育
党群关系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成效。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说，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改进党的工作，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 [10] 。可惜列宁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执行，苏联共产党还是腐化了，党逐渐脱离了人民，当然人民也必然远离党，远离马克思主义。
苏联共产党的贪污腐化是极为严重的，是苏共领导一手促成的，从特供体系的建立，到斯大林的红包，以致于最后形成了特权阶层。1970年以后，苏联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的生活改善困难，可是各级政府官员却过着无比奢华的生活，鲜明的对比激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并且党的领袖不采取严厉措施制止这种腐化行为，导致人民不再信任党，也不再相信党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同时，这个阶层的成员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他们有较多机会去西方国家访问，接触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想，更容易抛弃马克思主义。“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11]5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人首先没有了坚定的理论信念，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再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也无法深入人心，只能是一?N形式化的工作。
六、要构建价值共识，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价值共识对于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直至苏联解体，苏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上都没有提出鲜明的苏联社会核心价值观以消解西方价值观特别是美国价值观的渗透，从而失去了大众文化领域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最重要的阵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年，全世界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文化变革阶段，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从精英走向大众，这场变革是以战后经济和技术奇迹的作用以及它们所导致的生活方式的转换为基础的。文化消费成为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大众文化从未以如此规模让如此众多的民众以如此易于接受的方式如此频繁地接触过。”[12]2实际上，二战以后，能不能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决定着能不能获得意识形态的胜利。美国的价值观成功融入了大众文化，并借助大众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包括苏联。大众文化的迅速发展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造成了巨大冲击。
文化既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娱乐功能，苏共高度重视文化的教育功能，把苏联文化打造成教育性的、动员性的、鼓舞性的文化。但大众文化却是偏重体现娱乐功能的文化，社会大众消费文化只是为了娱乐，只是为了休闲，文化消费本身构成一种文化的价值或者说就是文化本身。如何在人们娱乐的同时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以榜样的力量灌输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培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引导人们从英雄的过去向光辉的未来前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显然，苏联文化产品的内容和意识形态价值导向与大众文化不相符。苏联也曾大力发展大众文化，但“苏联文化在得以改善的同时也自相矛盾地变得更糟，在获得最大的影响范围、渗透力和影响力的同时，也损害了其积极宣扬的价值观和被珍视的目标。”[12]19原有的价值观被损害了，新的价值观并没有被建构起来，价值观的缺失给西方国家的价值观随大众文化进入苏联人民头脑创造了机会。由此可见，拥有了引领大众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也就能掌控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传播权。这是新的时代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没有顺应时代变化，形成价值共识，在与西方国家争夺大众文化引领权的时候失败了，导致其无法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